中国正在进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文献统计和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突破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演进、实践成效、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已有研究为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律，树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指导。但是，还存在着研究比较分散、深度不够、创新性工作缺乏、方法单一等问题。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综合多维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加强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和创新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开展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将“五位一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相关研究十分活跃，成果海量涌现，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部署，生态文明再次成为当前学术界及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本文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如何推进的若干重要领域，对近十年来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
1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基于两个维度的再认识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进行了大量诠释和解读，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理论逻辑各异，目前对生态文明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尽管如此，从人类发展史维度(有学者称之为纵向的或广义的视角) 和现实社会系统维度(有学者称之为横向的或狭义的视角) 来定义生态文明，基本取得共识，本文试图从这两个维度对生态文明的概念进行再梳理和再审视，以厘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脉络。
1.1 人类社会发展史维度下生态文明的内涵解读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看，生态文明被看成是在反思和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工业文明”(见表1) 。基于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和生态现代化理论，人们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最高级的新型文明形态，如申曙光、俞可平、周生贤等，认为，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根本是人与自然关系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和衍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制度体系的不同。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是自然生态的文明，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文明才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级、更先进、更伟大的文明。在这个维度下，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摒弃工业文明“征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代之以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重塑价值体系，并对工业文明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安排进行生态化改造和绿色转型。
1.2 现实社会系统维度下生态文明的概念演进
基于系统论以及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整体文明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学者们也将生态文明概念放在现实社会构成的维度上来理解，认为，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形态中某个领域的文明，是人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做出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在外延上，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文明形态相对应。理论研究则经历了从“三个文明”一起抓到“四个文明”相统一、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过程。刘思华最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下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并阐述了“三个文明”建设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一起抓，黄爱宝、陈家刚、潘岳等进一步提出了“四个文明”统一论，认为，人类社会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构成的体系。关于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也包含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与其他三个文明是并列的关系，另一种则强调，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升华，是后者的落脚点。社会系统维度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强调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耦合，为我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作为现实社会系统的组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党的“十七大”首次被提出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之一，到党的“十八大”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其地位更加突出、内涵也更加丰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四大建设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事业，这就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同时，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进一步指向“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使生态文明的内涵更为直观和具象，也更加具有时代意义。
2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模式: 基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反思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从生态环境建设开始，但不仅仅包括生态环境建设。
2.1 生态文明建设起步于生态环境建设
关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性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措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关注。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技术与生态工程等领域，围绕污染防治、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生态环境调查、环境质量评价、生态环境区划和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等方面展开，从狭义的“环境保护”研究逐步拓展到内容更为丰富的“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为我国实施常规污染治理、生态建设工程及节能减排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但是，大量生态环境建设投入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态势，不得不引发学者们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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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反思
对生态环境建设效果及其成因的反思，主要有以下观点: 蔡昉等认为，中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增长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的“拐点”远未出现，我国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 还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却是集中涌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单一的生态环境建设措施显然难以解决; 此外，也有学者从管理体制自身弊端出发，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条块分割、重建设轻管理、生态法制建设滞后等，是生态环境建设效果不甚理想的重要原因。
2.3 生态文明建设应是全方位、多元化的推进模式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格局的全方位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表明“五位一体”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全面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推进，而不是只有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生态省(市、县) 试点创建，李文华指出，不同于单项的生态建设或环境保护工程，生态省建设包括生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和生态人居等，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高效性。王金南、姬振海等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方向和重点，邓玲的研究认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融入”路径，必须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明确“融入”的内容，增强“融入”的内生动力，创新“融入”的机制体制。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与四大建设相融合，应是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3 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领域: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和消费模式转型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同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突破口在于: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以加快生产方式转变和消费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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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空间开发失衡、区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上取得突破。基于空间管制思想、公共政策理论以及“人—地”协同论等，肖金成等认为，生态文明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应能“促进要素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人的发展机会和福利水平相对公平、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资源本底、政策环境和发展阶段等因素通过路径依赖、集聚与知识溢出、外部性、政策和制度四种作用机制，影响国土空间格局的形成。当前，我国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具体举措就是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主体功能区的研究，已从最初的理念探讨和区划方法讨论深入到政策框架设计以及各类具体政策的研究，如财政政策、人口政策和利益补偿政策等。我国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法制环境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建设主体功能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按主体功能区定位细化和落实分类政策，等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作为联系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重要纽带，不仅是“资源配置器”，更是环境消耗和污染物产生的“控制体”，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
3.2.1 产业结构变化的资源环境效应评价
产业结构变化的资源环境效应包括环境效应(也称为减排效应) 和节能效应。对于前者，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通过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定量评价，认为，不同类型产业的环境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别，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显著。但是，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节能效应，却存在不同认识。基于“结构红利假说”，指出，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能耗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部门或企业生产率的改善、能源价格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之所以大相径庭，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时段、研究地区、数据定义、数据划分的详细程度以及分解方法的不同。随着对结构性因素的拓展和计算方法的优化，产业结构的节能效应也在不断取得新的应证:“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能源效率，但是，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3.2.2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尽管在理论上认为，三次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轻型化、产业价值链高端化，是生态文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一般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是否跨越重化工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一种观点，强调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作用，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不适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业化既创造资源，又面临资源约束，并以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解决人类发展中的资源瓶颈，要辩证看待重工业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况且，我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像发达国家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来实现节能减排的阶段，重化工业是我国工业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此外，我国区域差异明显，对不同区域来讲，其产业结构演进具有自身规律和内在动因，不能单纯为了节能减排而违背产业发展和区域分工的客观规律，刻意改变产业结构，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也要因地制宜。
3.3 生产方式转变
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形成“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的生态化生产方式，是生态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产业生态化是生产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其本质是，人类产业系统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理，建立可循环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把产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最低的程度，主要表现形式是生态工业园区。对此，国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和日渐理性的过程。早期研究比较偏重于生态学原理的运用，片面追求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来组织物质和能量在产业系统内的转化和流动，以致热衷于各种“环网”、“圈链”的设计。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学者们指出，产业系统模拟自然生态原理应该是有限度的，二者在系统动力、反馈机制以及物质能量利用方式上都具有本质不同，产业生态化不能一味强调“闭路”或“循环”，而且，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生态化不仅要考虑技术可行性，更要考虑经济合理性，既要遵循生态规律，也要符合经济规律。就我国国情来看，要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并选择差异化的区域实施路径，统筹整体与局部、现在与未来的发展。
3.4 消费模式转型
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但是，相比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态化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消费模式转型的研究显得很薄弱。现有研究还停留在论述消费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及其内涵特征上，且大多是从生态哲学和伦理学层面的倡导，对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战略目标、指标体系以及具体实现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目前，我国消费模式转型的重心仍为“弱可持续消费”，法律和政策体系缺乏，规制手段单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借鉴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针对中国国情，构建我国消费模式转型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开展和深化中国特色消费模式转型的实现模式以及路径策略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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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必要性、体系构成
生态文明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制度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这里仅从制度体系的宏观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
4.1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制度
对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制度的保障性、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这是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受制于工业文明的“观念固化”和“路径依赖”，生态文明不可能自发、自动地形成，生态文明创建的过程，不像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一样，是文明形态随生产力发展的自发演进和顺势前行，而是一个需要强制力量改变甚至摈弃既有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艰难过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制度，同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此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对我国来讲，还可以带来低投入、高收益的持续“制度红利”。
4.2 生态文明制度是一个体系
构建一个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对此已形成共识，至于这个体系如何构成，学者们和中央文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制度表现形式的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和准则的总和，其表现形式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动力的视角，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一个包括政府推进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的制度体系。三是从制度功能作用的视角，沈满洪认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四是从生态环境建设过程性的视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阐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可见，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按照生态环境建设的“源头—过程—后果”这个全过程来阐述的。据此，生态文明制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源头严防的制度，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家公园体制等; 第二类是过程严管的制度，如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第三类是后果严惩的制度，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损害赔偿制度。当然，实践中生态文明制度远比理论上的凝炼更加具体和丰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应是一个因地制宜、具有活力的系统。
5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机制: 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和个人自觉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多元主体参与，在区域、产业和社会多个层面展开，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和动力来源，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机制归纳为三类—政府推动机制、市场驱动机制和个人自觉机制。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机制，市场驱动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培育和形成个人自觉机制，任重道远。
5.1 政府推动机制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空间多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需要落实在各级各类区域上。政府推动机制，就是依托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区域落实。显然，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我国“条块结合”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制的优势，是我国现有体制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近年来，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各级各类区域(城市) 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中国式分权下政府行为的作用，“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不可避免地面临中央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及企业行为的不相容，面临区域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为此，需要加大激励力度，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
5.2 市场驱动机制
被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运用市场的办法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成本“内部化”，从而来影响和调节微观主体行为，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与政府推动的外部力量相比，这种市场驱动的机制具有内生性，被普遍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相关理论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围绕“外部性”展开，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庇古税”和“科斯产权”两种不同的解决路径。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包括环境投资、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环境信贷、环境责任险、生态补偿等，但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驱动机制，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
5.3 个人自觉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个人的自觉行动是生态文明社会最终形成的根本动力。只有将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内化为个体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为，生态文明建设才有持久的动力源泉，个人自觉行动的机制是全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基础。建立个人自觉机制，关键是人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价值体系重构和人格的重塑，实现从“理性经济人”向“生态理性人”、“生态人”的转变。所谓“生态人”，不仅要遵循经济理性，而且更遵循生态理性，按生态理性行事，以和谐主义为道德观，必备生态学知识，追求“诗意的栖居”的生活境界。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培育和塑造“生态人”，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6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有效工具。总的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学术上的理论研究，一是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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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理论研究
学术层面的研究主要有单一指标评价法和多指标评价法。杨开忠等率先用“生态效率”来衡量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这种单一指标评价方法看似简明扼要，但实际计算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这些研究以特定空间为对象，借鉴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的方法，按照“目标—系统—变量(指标) ”的思路，根据各自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构建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并提出了大量相似或相异的指标，如高珊，蒋小平、高吉喜、严耕、王贯中等(见表2)
6.2 实践探索
另一方面，国家开展的一系列区域生态示范创建活动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带动评价体系由学术研究走向实践应用。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创建，分别针对省、市和县三个空间层次，提出了生态示范区评价体系及各项指标，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普及，国家调整和完善了原评价体系，对依托生态省(市、县) 建设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国相继开展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文明试点城市”、“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示范工程”以及“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创建工作，为拓展和创新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作出了积极探索(见表3)。
在地方层面，厦门市、贵阳市和浙江省等省市，借鉴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各自区情，在国内较早提出了区域或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并用于指导实践。“十二五”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在各级区域和各类城市的蓬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方法、体系构建及指标选择等的研究更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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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简要评价
上述可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已具雏形，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量化的指导和标准。但是，现有评价体系存在不足: 一是，评价体系没有统一标准，指标散乱，数目繁多，据统计分析，目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体系有40多种，评价指标多达84个，导致评价结果缺乏客观性和横向比较; 二是，现有指标选择不够全面，多数指标是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而对未来发展考虑不足，并且缺乏动态跟踪和监控功能; 三是，有的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如何整合现有评价体系，制定既体现生态文明本质要求又符合国情区情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仍是当前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7 不足与重视方向
7. 1 研究不足
以上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模式路径、重点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的研究，成果蔚为壮观，视野大为拓展，为普及和倡导生态文明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指导。但是，总的看来，现有研究水平参差不齐，重复研究多，创新工作少，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实践需要。具体来看，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①研究比较散乱，缺乏系统性。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构成、评价标准等，认识都不统一，生态文明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亟待建立。②“五位一体”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关系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客观必然性论证，研究深度不够。③理论范式亟待重构和创新。现有生态文明制度的研究，依据的主要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尚没有摆脱工业文明“资本逻辑”的制约。④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于理论分析的逻辑演绎多，来自实际调查的归纳总结少。⑤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性研究不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和深化以下研究。
7.2 重视方向
7. 2.1 生态文明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
全面把握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既要区分不同认识维度的内在差异，又要整合不同认识维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并坚持理论梳理与现实考察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运用生态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系统分析的思维和方法等，进一步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和调查研究，充实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
7.2.2 生态文明建设与四大建设关系的研究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四大建设互动关系的研究: ①生态文明建设与四大建设耦合关系的研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给四大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反馈机制、生态文明理念对四大建设进行生态化改造的有效性和评估机制，以及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分析。②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大建设的生态学机制研究，特别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和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计量。
7.2.3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
①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理论范式的重塑。对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学范式进行理论重构和创新，探索符合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制度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②研究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不同政策工具如何进行有效配置和优化组合，以及如何细化相关政策等。③深化具体制度的研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若干重要制度安排，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用途管制制度、主体功能区制度等，相关研究都亟待深化。
7.2.4 实践调查和经验总结
根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分阶段目标，选取特征区域和重点行业，开展田野调查和案例追踪，特别要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模式和实现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和定量研究，总结不同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共性与规律性、特殊性与异质性，从价值观、制度体系、政策、组织形式等多角度，剖析关键问题、制约因素及对策措施。
7.2.5 生态文明建设开放性研究
①研究中国如何推动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谋求良好的国际发展空间，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国家权益。②密切追踪国际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最新动态，特别是当前多边环境进程面临困境、全球范围的绿色进程有所减缓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审视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把握节奏，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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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