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一波波来势汹涌的邻避运动后,迫于居民对抗压力:4月21日,海盐县发布通告,该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迫终止,原定建设规模为600吨/天;6月26日,仙桃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消息,将垃圾焚烧项目由暂缓建设改为停止,原定规模为500吨/日;7月2日,肇庆市发布公告,宣布肇庆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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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有近3000吨/日垃圾焚烧项目停建 我们应该高兴吗?

2016-09-20 08:24 来源: 中国固废网 作者: 易发财

邻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一波波来势汹涌的邻避运动后,迫于居民对抗压力:

4月21日,海盐县发布通告,该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迫终止,原定建设规模为600吨/天;

6月26日,仙桃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消息,将垃圾焚烧项目由“暂缓建设”改为“停止”,原定规模为500吨/日;

7月2日,肇庆市发布公告,宣布肇庆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停止征地,原定建设总规模为1500吨/天,其中一期为1000吨/天;

8月4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六合区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供项目停建,原定建设规模为500吨/日。

仅5个月,由于居民激烈反对而被迫中止的垃圾焚烧项目规模合计已近3000吨/日。除了迅速终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衍伸结果:8月,仙桃市市委书记胡玖明因处理群体事件不力被免职。

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陷入“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固定模式。邻避运动组织得愈发声势浩大,已能熟练使用网络力量,直击软肋。停建后还能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看到参与者欢呼庆祝的景象,并为其他地区的邻避出谋划策、相互打气。


相关邻避运动群的组织公告


一名垃圾焚烧反对者的微博号召

今年的邻避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近3000吨规模的垃圾焚烧项目停建了,我们应该高兴吗?

邻避运动真正对抗的是什么?

综合一些邻避事件,有人总结:对垃圾焚烧的不了解、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项目相关信息不公开的不满,种种原因交织构成了多数居民的对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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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仙桃事件中流传的召集令,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各个发达国家均已禁止垃圾焚烧,只有中国不顾民众安危,冒险行之,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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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位网名叫“仙桃老猫”的网友在网上就上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这个事是真实存在的,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事情,由于技术不成熟关闭了很多焚烧厂。但群里鼓动者群主只截取了这一段话,却刻意回避了为什么关闭和关闭之后的情况是什么。

随着技术的改进不断得到更新,新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的态度在此前的否定基础上也再次出现转变,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二恶英产生来源的科学认识;二是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已能充分控制焚烧过程中二恶英的产生和吸收。

于是在2004年,垃圾焚烧在美国就获得了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税收抵免资格。增加现有工厂容量的项目开始建设,市政再一次评估建设焚烧厂,而不是选择继续采用堆填区的方式处理城市垃圾。在欧洲,一些垃圾发电被视为“可更新能源”,如果是私人经营的话,还能因此享受到税收优惠。英国政府的立场是,垃圾焚烧将逐渐在处理城市垃圾和能源供应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8年,在英国,有接近100多处地方成为未来可建设垃圾焚烧场的地点。这些地点也已被英国的非政府组织标识在地图上。

有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世界范围已有3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有2000多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70~90%的生活垃圾均焚烧处理,垃圾焚烧处理量不降反升。”

而根据2013年的《日本垃圾焚烧全报告》显示,日本有超过1200家垃圾焚烧厂,焚烧手段处理量占日本生活垃圾处理总量的80%。


日本垃圾分流趋势(来源:日本垃圾焚烧全报告)

在2009年的阿苏卫邻避中,以黄小山为首的周边居民亦展开了浩浩然的反对活动。随后,政府组织了市民跟随专家参观国外系列垃圾焚烧厂,黄小山被日本垃圾焚烧厂的洁净程度震撼。第一次进焚烧厂的时候,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问黄小山,你来过焚烧厂吗?黄小山说,有生第一次。王维平又问:“那这几年来,你反对的是什么呢?”黄小山答:“我要是住在这个焚烧厂边上,肯定不反对。”

垃圾焚烧厂停建后,垃圾怎么办?

在与一些反焚烧者不同的另一面事实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每一场邻避中,参与者似乎都忘记了问:项目停建后,未处理的垃圾应该怎么办?生活垃圾的产生并没有随着垃圾焚烧项目的停建而终止,项目停建后,原应焚烧的生活垃圾该如何处理处置?

近几次的垃圾焚烧项目停建得都很利落,南京六合项目从曝光到终止只有10天。甚至是仙桃从立项到环评到建设,历经4年、几乎建好、准备在2016年底试运营的垃圾焚烧厂,也由于突然爆发的邻避运动宣告终止,占地120亩、2亿多元的项目基建投资成为无意义的水泥钢筋堆砌物。

某位业内人士向中国固废网表示:焚烧项目终止后,可采取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另选厂址、暂缓建设、改为填埋处理等几种。不管是另选址,还是缓几年再建,也都需将本应焚烧的垃圾继续填埋,或运往别处。而民众未曾反对过的垃圾填埋处置方法,也有着不小的环境污染风险。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卫生填埋场需要的用地面积是垃圾焚烧厂的15-20倍,每吨垃圾产生的污染是垃圾焚烧的50倍左右。此外,目前就全国层面而言,关于垃圾填埋场的风险等级评价标准还尚未出台,仅仅有北京等个别城市制定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风险评价标准。

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一段时间内,“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部分民众只想到焚烧一定会有烟尘排出,那是看得见的污染,可他们对于暗藏于地下的更严重的污染却不去想、不去管,以为那就没有污染,眼不见等于没有发生。”在仙桃事件后,网评员易佳燕指出,这样的民意,是糊里糊涂的民意。

在2009年被迫中止的阿苏卫等垃圾焚烧项目,在时隔5年后,终于也再次被提起。一个个“卷土重来”的焚烧项目让人们猛然意识到,其实它们早已“不得不建”。缓建后找合适机会再上马,也成为了应对激烈邻避的无奈之举。垃圾焚烧项目停建,我们应该高兴吗?一定有人高兴,但目前看来,这场对抗并没有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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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今年已有近3000吨/日垃圾焚烧项目停建 我们应该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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