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 民众的错？政府的错？

西方邻避运动研究有三个基本阶段，简单概括就是：一切都是民众的错；民众也有道理；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第一阶段：一切都是民众的错。

在欧美国家，邻避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居民主要抵抗的是垃圾处理场的选址。邻避运动的特征是“完全非理性，无知，拒绝相信科学”，由“狭隘自私的利益”所驱动，“设法阻止原可以带来巨大公共利益的政策”。

总而言之，欧美学者对邻避运动的第一印象也相当不好。邻避运动参与者被认为是利用环保主义兴起，维护自身特殊利益。他们有的反对垃圾处理场，主要是担心自己和后代的健康；有的拒绝风力发电厂的进驻，则是为了自己房子的地价和景观不受影响。

第二阶段：民众也有道理。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同情邻避运动的参与者。研究者在调查明尼苏达州内对于垃圾处理选址的邻避运动时发现，当地居民对政策如何执行的疑问，显得相当细致，包括垃圾如何通过高速公路运往垃圾处理厂，垃圾车计划在几点运送，会不会和上班高峰期冲突；垃圾车一旦发生事故，垃圾在高速路上泄漏如何处理。

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技术官僚，倾向于将垃圾填埋的选址看作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技术问题。当地民众则把它看作是一个伦理问题，也就是如何权衡“大”和“小”的公众利益。如果对邻避运动的诉求置之不理，以更大的“公众利益”为由强行推进项目，那么也就是多数人对当地居民利益的侵犯，损害了政策本身的公平和平等。明尼苏达州官员在政策制订初期认为垃圾场选址是一个专业问题，只考虑了企业和专业环保组织的意见，并没有邀请公众参与，这就直接触发之后的邻避运动。

据此，学者认为邻避运动发生的原因，除了传统观念上认为的民众的自私、狭隘与非理性，还有可能源于民众对政府以及项目执行者的不信任，对相关项目问题和风险大小的不了解，以及对风险的规避。

第三阶段：邻避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

关于邻避运动的第三种观点，也是更激进的观点，是将其看作民权运动的一部分。研究者发现，发生在阿拉巴马州沃伦郡的邻避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实现了合流。这是“环保正义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邻避运动从一个被塑造的“技术”问题转换成了民权问题。

另一位学者直接批评了“邻避运动”这个说法背后的压迫性。在邻避运动出现之前，政府普遍采用“决策—宣布—辩护”的政策制订模式，将公众参与排除在外。这也是当权者压迫无权者的重要手段，因此垃圾处理场的选址往往被放置在相对弱势的社区。

研究者认为，“邻避运动”一语是将责任直接归咎于当地居民，将政策制订过程定性为理性的中心（政府）和非理性的边缘（当地居民）之间的对抗。他提倡应该用社会学的观点，深入研究邻避运动参与者是如何建构他们的修辞和话语，不要轻易将某个特定群体的反抗贴上“邻避”的标签。

研究英国民间反对核设施的邻避运动可以发现，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核工业的印象相当良好。但是，管理和发展核工业的制度存在一种“保密”文化，很少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保密文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公开，核工业技术逐渐失去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实质上，邻避运动的后果不一定就是坏事。比方明尼苏达垃圾处理场，虽然当时的官员竭力证明“非建不可”，“不然整个州会被垃圾淹没”，但最终拗不过民意的大腿；当地国会议员在看到民众的激烈反抗后全部退缩，不再支持处理场的建立。这项计划后来被加强垃圾回收的法案所取代。

十年后，人们却发现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垃圾并没有“埋掉”明尼苏达州，由于垃圾回收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觉醒，明尼苏达州的垃圾“产量”远远没有达到预计。后来有人评论，如果当年垃圾处理场能够建成，垃圾实际需要处理量远达不到其设计处理量；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民众的积极反对，政府才避免了一个亏本买卖。这正好证明了邻避运动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

原标题：邻避运动，民众的错？政府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