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问题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大问题,而要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首当其冲的就是做好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垃圾处理的任何环节都相当重要,垃圾分类应在垃圾回收处理的各环节同步进行。
近日,有媒体报道,大兴黄村的枣园北里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曾到这里“取经”学习的组织比比皆是。但是,8月29日,在这个昔日的“明星小区”,多个厨余垃圾桶里扔着球鞋,其他垃圾桶里堆满果皮等物,这样的现象引人深思。多地垃圾分类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垃圾分类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
实质上,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从2000年就已开始,遗憾的是,它至今收效甚微。从试点进行的情况看,初期大部分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热情都很高。但这种热情通常难持续很久,据相关分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缺乏明确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及相应的垃圾回收装置;二是很多地方垃圾清运和中转环节,把本来已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在一起,挫伤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三是垃圾终端处理上,很多城市仍采取填埋的方式,这对垃圾分类并没要求,也影响了源头分类。
谈到垃圾分类经验,国际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有很多:比如新西兰:新西兰能回收的垃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报纸杂志,有专人上门回收;还有一类是瓶罐之类,政府统一配给塑料垃圾桶,各家都分别编号不会混淆。而生活垃圾是固定上门回收,每个社区安排的时间不同,但均使用统一的垃圾袋,不再收缴垃圾处理费。再比如日本:在日本一些地方,扔一个塑料瓶至少要分三步:去瓶盖儿,去商标包装纸,投入“资源垃圾”箱。日本人处理垃圾分类之细由此可见一斑。日本不同街道和地区的垃圾分类规定不尽相同。管理严格、细致,加之民众高度自觉,使日本垃圾分类领先世界。此外韩国、德国、美国、墨西哥都是垃圾分类的典范国家。
针对我国垃圾分类现状,参考其他国家垃圾分类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公民垃圾分类意识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行动。我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垃圾产量大国。有关资料表明,从2004年起,中国城市垃圾生产量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公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对我国垃圾分类的工作意义重大。但垃圾分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阶段,垃圾分类在我国存在分类意识与现实明显背离的现象。我们认可垃圾分类的同时,一定要养成分类扔垃圾的习惯。是否参与到垃圾分类,一方面取决于“分类价值”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会不会分类”,因此,现实生活中应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让“口号”落实到“行动”中去。
其次,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加强环境监察力度,同时加大舆论宣传。政府部门要加大推广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提高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率。日本垃圾分类工作之所以比我国进展快,原因就包括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缺陷、舆论氛围严重缺乏、环保宣传不够深入等。国家应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支持相关技术创新,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地方政府也可对垃圾分类表现良好的家庭给予适当奖励,创新思路推进垃圾分类的贯彻实行。同时地方政府还要打破以往大包大揽处理城市垃圾的做法,制定好垃圾分类的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广泛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激励引导,同时做好监督,而在其他环节,则可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垃圾焚烧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上,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说到底,垃圾处理是项系统工程,而解决“垃圾围城”,也需要政府下决心和系统性施策。
再次,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执行垃圾分类政策。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一个环节滞后都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运行难题。在运输环节,配备垃圾分类运输车,在中转环节,改造中转站,都是紧迫的工作。但是反过来说,市民分类不严格可加强宣传,逐渐改变,但如果相关部门都直接“倒退为零”,那么跨出一步的市民也必然倒退。笔者认为,让人们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和意识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垃圾后续处理的硬件支撑,“软件”再好,也终会“疲软”。应加强各分类环节的硬件建设,比如厨余垃圾、废旧电池等不同垃圾的专项处理设备,建立大型分拣中心等,没有这些硬件支持,分类垃圾筒就只是个好看的摆设,没有实质的意义。
我国多个城市在探索垃圾分类的路上“领跑”:如浙江杭州启生活垃圾分类三年计划、山东青岛垃圾分类试点不断推进、湖南湘潭县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减量处理工作以及北京延庆垃圾分类进乡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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