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其‘新限塑令’将对全国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罗丹说。《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日前结束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阶段。此前,环保机构零废弃联盟、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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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献策北京“新限塑令” 希望更具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2020-12-16 10:08 来源: 中国环境报 作者: 陈妍凌

“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其‘新限塑令’将对全国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罗丹说。

《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日前结束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阶段。

此前,环保机构零废弃联盟、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芜湖生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共同举办“北京市‘新限塑令’意见征求研讨会暨限塑台账信息公开报告发布会”。来自环保组织、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的相关人士建言献策,各方期待北京“新限塑令”更具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旧版“限塑令”后超市一次性塑料用量反增?

建议设立全品类、可量化减塑目标

2008年,《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旧版“限塑令”)颁布。

零废弃联盟曾开展“十年限塑令”商家执行情况调研,其中包括北京的200多家商户。调研发现,在各类商家中,虽然大型超市和连锁便利店对于旧版“限塑令”关于塑料购物袋达标和显性收费这两项要求的执行情况最好,但是对于不受旧版“限塑令”约束的其他一次性塑料包装,这两个场所也用得最多。例如免费提供连卷袋,使用托盘、保鲜膜对蔬菜进行预包装等,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

北京市“新限塑令”征求意见稿中,对在商超、药店、书店、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中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作出了严格规定,但同时明确,“不包括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卷袋、保鲜袋等。”

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建议,北京市“新限塑令”应设定涵盖全品类一次性塑料用品的减塑目标。

环保机构摆脱塑缚代表刘华也表示,征求意见稿的“行动目标”中提出,“到2023年,全市重点行业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强度大幅降低”,其中“强度”指什么、如何计算,“大幅降低”是降低多少,都需要明确。刘华提议,北京市“新限塑令”应具有清晰的定义、可量化目标,以及监测目标实现程度的统计方法。

“没有量化数据,减量难度就会增大。”北京尼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巍说,例如,要先摸清北京市“新限塑令”实施前,一次性塑料垃圾年产生量、主要类别、每一类的产生量等。

塑料袋使用量数据难查?

建议加强台账核验、汇总和信息公开

量化数据从哪里来?

以塑料购物袋为例,旧版“限塑令”第八条规定,商品零售场所应向依法设立的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商采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第十六条规定,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今年6月~8月,芜湖生态与零废弃联盟依据旧版“限塑令”,向10个地市的20个市场监督部门、11个发展改革部门、20个商务部门,申请2009年~2019年商家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查验和塑料袋使用量统计情况的信息公开。

51个部门的总体回复率为92%。但除了上海市和上海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告知辖区内未建立台账的案件数量情况外,其他的相关部门均未提供他们所申请的两项信息。

“经过与上述部门的深入沟通,我们发现,旧版‘限塑令’虽然规定了商品零售场所应当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并由原工商部门对未建立台账的相关主体进行执法,但是,规章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个部门有查验职责,也未明确要求这个部门对查验情况以及具体台账中的塑料袋使用数量进行统计和上报。”芜湖生态项目负责人张祖伟认为,这是主管部门未汇总、上报并公开一次性塑料用品台账查验信息的主要原因。

对此,他建议,北京“新限塑令”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应明确规定一次性塑料用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要建立台账制度,未建立台账、台账不完整或弄虚作假者应承担法律责任,将收集、汇总的台账、执法情况等信息向社会公开。

可降解塑料难成减塑突破口?

建议加强源头减量和重复使用

当前,人们呼吁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这是否意味着,可降解塑料将成为香饽饽?

谢新源提出,当前应谨慎采用可降解塑料作为替代。他介绍,可降解材质种类繁多,降解条件不一,很多材质只能分解为塑料碎块,环境风险可能很大。同时,大部分公众很难分清全生物降解塑料和传统塑料,如果把二者都投入厨余垃圾中,将会破坏北京市刚有起色的厨余垃圾分类,如果把全生物降解塑料投入其他垃圾,进入焚烧厂,则“可降解”就失去了意义。

那么,减塑的突破口在哪里?

孙巍表示,绿色包装的核心就是包装物尽量多次使用。

谢新源也认为,塑料污染治理应遵循“源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源化利用—末端处置”的优先序原则,鼓励在源头减量和重复使用上开展制度创新。

例如,鼓励试行“减量退费制”,顾客自带非一次性杯子、购物袋等,可享减费优惠。

又如,可以采取“押金制”,鼓励耐用品重复使用,包括喝汽水退瓶返押金等。不过,谢新源坦言,押金制的运行包含收集、清洗、消毒、配送等逆向物流环节,成本较高,他建议北京市政府为重复使用方案创新者提供免费用地,并且按照耐用包装的循环次数予以补贴。

环保志愿者张莲娜建议,北京市还可通过一些知名品牌对一次性包装收费,或采取积分返还制等制度,鼓励消费者自带包装和退还包装。

此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建议,通过向所有塑料原料征收环境费用,将塑料生产企业带来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生产越多,缴费就越多。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强制使用再生材料,提高回收再生的技术可行性。

原标题:各界献策北京“新限塑令” 希望更具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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