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头号危险物”：医疗废物

一股刺鼻的气味穿透两层口罩，通鼻腔直冲咽喉，这是医疗废弃物、废水与10%浓度消毒液混合产生的气味。63岁的清洁工向贵平对这种不适感已经习以为常。

他的“办公室”是一间有黄牌标识的医疗废弃物暂存间。各科室的医疗废物（简称“医废”）在这里集中打包，再由专业的医废处置公司清运走。

相比疫情高峰时的不堪重负，眼下他们的工作节奏已经明显放缓了许多，但整体而言医废问题依然是“洪峰”过境之后的隐忧。

医废暴增、直面病毒

就算十个人也搞不定疫情期间暴增的医疗废物，这是向贵平最直观的感受。 而在新冠肺炎暴发前，他们 4、5个工友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日均100桶医废，保障医院的日常运转。

1月25日，向贵平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定点医院，设置了23个病区。对于这家三甲医院而言，从前端收治到后端保障，每一环都是挑战。

成为定点医院后，医院原先的300个医废桶不够用了，即使别处捐来了200个，也未能解燃眉之急。向贵平说，“一直到2月中旬，500个桶都装得满满的。”

这并非个案。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瑞勤曾在3月29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武汉市医废处置量由疫情前的日均45吨左右增加到291吨，是平常的近6.5倍。

李瑞勤同时提到，通过抢建专业的处置设施、增加移动处置设施、改造工业危废窑炉等措施，武汉市医废处置能力由每天的50吨提升到265.6吨，并已于3月2日完成前期积压的医疗废物清零行动。

医疗废物，指的是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中国将医废纳入危险废物管理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2003年春季，SARS疫情爆发，当年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相关条例，将我国的医废处理逐步规范化。

新冠疫情发生后，生态环境部也出台了相应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运）》，就疫情中医废的包装、转运等环节做了明确要求。

向贵平介绍，疫情期间医废都是用黄色医废专用袋收集好，存放在电梯旁的置物间。早、中、晚三个时段，清洁人员会把它们转运到医院楼底的医废暂存间进行分类。护目镜之类的统一放置在循环利用袋子里，其余的均不可回收。分类完成后，再封口、消杀、装桶，等待医废处理公司来转运。

包着患者血液的纸巾、患者扔掉的旅行包……这些都让向贵平感到害怕：传染风险高，但是躲是躲不开。

医废量随着疫情与日俱增，多到连垃圾桶的盖子压都压不上。正常情况下，暂存间里只能放100桶医废，但特殊时期，他们不得不把桶摞起来增加储存量。“不分白天黑夜的干也难处理完”， 向贵平形容。

张明元在武汉优抚医院工作了20余年，疫情期间15平米的医废暂存间被堆满了，这是他在这个“小医院”里从未遇到过的“大场面”。原先优抚医院的一天就十几桶医废要处理，但在疫情爆发后，最多的时候张明元一天处理过90多桶垃圾。医废处置公司来不及处理，堆上两天的事情也有发生过。

加班加点跟医废打交道，张明远强迫自己自己每天吃很多，一是体力消耗巨大，二来可以增强抵抗力，“万一感染了，那不是完了。”活不干不行，医废总不能堆着。

按规定，新冠肺炎产生的医废在医疗机构内部贮存时间不超过24小时，在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贮存时间不超过12小时。向贵平记得，那段时间他们的领队必须频繁地给转运公司打电话，避免医废积压。

长途转运、高温灭菌

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汉市唯一一家具备医废处理资质的企业。疫情发生前，该公司承担着全市日均50吨医废的转运、处置工作。

汉氏环保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从1月23日至4月11日，公司日均收运量为2221桶，超出疫情前正常收运量的37.5%。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疫情期间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废物处置压力大。武汉市一度出现医疗废物积存，最多时暂存库中暂存约190吨。

大疫当前，独木难支。仅靠一家公司难以支撑80多家定点医院的医废处置，必须依靠外援。

1月29日，田英城等10人从襄阳来到抵汉。“（医疗废物）都堆成山了。”即便过了两个月，田英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是一脸惊愕。

为了协助汉氏环保转运武汉各处的医疗废物，这家名为中油优艺的环保公司分三批驰援武汉，共派出运输车36台， 其中有10台是总装载量为110吨的大车。

运力的提升又给后端处置带来挑战。为此，武汉市将部分原先处置工业废物的企业进行工艺改造，立即投入医疗废物处置中。

疫情期间，医废多运至汉氏环保和云峰环保两家公司处置，但处置能力也有限。卸货车有时得等上1个小时，耽误运力降低效率。田英城说，公司随后决定将一部分医废运至襄阳本部处置。

350公里路程，9.6米的箱式货车来回需要一天的时间，但这是当时能缓解医废积压的有效路径。

据田英城介绍，收集来的医废会被送进炉膛温度约600～800度的回转窑内，一线操作工人根据炉膛内的燃烧进度随时增添料进入，第二轮需要进入1100度高温的二燃室内。“高温能充分杀死病毒”，田英城说。

汉氏环保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1吨医废经过高温焚烧技术最后产生废渣的量约180公斤，残渣折合率约为18%。这些残渣都需要足够的地方来填埋。

遗留问题、应急机制

据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吕文艳介绍，截止3月21日，武汉市每天的医废处置能力由的50吨提升到265.6吨，翻了5倍多。

突飞猛进的处置能力在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并非是好事。他认为，疫情大暴发，医废量上升得很快，对于武汉当地的填埋是一种压力。长期看，填埋地的资源濒临极限。

马军同时提到，此次疫情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含有大量病原体，危害、危险程度较高，在填埋高温焚烧产生的灰渣时，需要定期对填埋地周围的渗滤液做检测处理。

不仅如此，高温焚烧工艺虽能在短时间里完成疫情里医废量的减少，但缺点在于成本高，排出的气体易产生二恶英、多环芳香族化合物等剧毒物及氯化氢、氟化氢等有害气体，污染空气。

张登高在环保公益组织工作了6年，他和团队在研究疫情中的环境问题时发现，湖北各地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参差不齐。“废水有没有用含氯消毒，排放的废水中含氯是不是达标，大量医废焚烧期间空气状况的监测结果什么？”张登高直言，他们很少看到这些数据。

马军表示，疫情过后，环保部门也应当反思。疫情期间，环保处理企业在处置暴涨的医废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有的管理工序能否像平时一样都做到位？是否存在为了应急，临时性采取了一些措施？”马军强调，即使疫情呈好转趋势，环保部门也有必要对这方面进行专项的督查。

疫情高峰过后，完成医废协同处理任务的队伍陆续撤离武汉。马军认为，此次虽临时借调了援军，但这种模式在大事件发生的前期很容易出现不太稳定的情况。“这反映出在应急状态下，医废处置能力仍显不足。”他提出，有必要建立医疗废弃物品处置的应急响应机制。

2月24日，国家卫健委和生态环境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到2020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都要至少建一个规范的医废处置设施。到2022年6月底，全国每个县都要建成从收集、转运到处置的完整体系，彻底解决全国医废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平稳、安全、可靠的处置。

马军认为，武汉疫情暴露出各医院因为存储空间有限而造成的医废“溢出”问题，“这极有可能成为病毒传染源。”他建议，未来应就常规和应急状态分别制定医废收集、消杀、转运等相关流程，基于这次疫情里出现的情况去做一些相应的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