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2014年海南湿地面积比2003年减少了4.11万公顷，减少率13.14%
一些湿地保护区保护能力滞后
一些部门管理权责不清
部分湿地资源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经费”的状态
资金缺口大、百姓不理解成为“退塘还湿”“退塘还林”的主要阻力
城市发展中要有湿地专家的声音，因为保生态就是保未来
湿地，素有“地球之肾”之称。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降解污染、调节气候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海南拥有河流、沼泽、海滨三大湿地类型，被业内誉为我国湿地的“天然博物馆”。据统计，海南湿地总面积32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为24.2万公顷，人工湿地面积7.8万公顷。红树林海岸更是我国最独特的湿地类型。
然而，海南湿地保护工作的进展却相对缓慢。《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海南岛湿地分布密集的地区走访发现，一些湿地保护区保护能力滞后，一些部门管理权责不清、部分湿地资源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经费”的状态，亟须引起重视。
海南湿地保护再思考
“三无”状态亟待消除
8月中旬，海南东方市四更湾，海风腥咸。
位于四更镇的东方市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大片椰林折地倒下;距此仅百米远处，是四更镇村民的连片鱼塘，记者甚至还看到，有村民划着船在此处撒网捕鱼。倘若不是有工作人员带领，很难想象，这里便是全球濒危物种黑脸琵鹭的栖息之地。
东方市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保护区成立于2006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近海环境不断改善，前来越冬的黑脸琵鹭也在增多。然而，由于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未完全理顺、缺乏专业人才，开展黑脸琵鹭的科学监测、科普宣教等活动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位于海南临高县的白蝶贝自然保护区，建立至今一直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经费的“三无”状态。临高县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许朝鹏向记者介绍说，保护区已成立31年，目前挂靠单位为临高县渔政管理站。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机构编制，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以及专项的保护管理经费，保护区名存实亡。
而这种“尴尬处境”普遍存在于市县级的自然保护区中，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持，保护区的日常监督管理难免遭遇种种尴尬。分布着国家重点保护或珍稀濒危鸟类的文昌麒麟菜、琼海麒麟菜、陵水海草场、名人山鸟类等湿地自然保护区目前都处于“三无”状态，导致这些保护区中的水鸟保护工作难以有效进行。
“海南作为一个岛屿省份，湿地对于维持整个海南岛屿生态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宣教专家卢刚介绍，目前，海南已建立各级以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或涉及湿地的自然保护区共25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12处，市县级10处，并且逐步将保护管理建设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
开发与保护的博弈
“这里不能碰，红线谁敢碰谁就要坐牢。”小钟(化名)说。
位于海南文昌市的清澜港省级保护区，某地产开发项目正好涉及该保护区辖下一片320余亩的湿地。小钟是该地产开发项目的规划师，他指着规划图告诉记者。
如何保护这片湿地，也成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头痛的事情。作为开发商，保护该片湿地对于提高项目附加值不言而喻，但没有政策批复，小钟表示他们有心无力。地方政府则担心项目对于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禁止开发商私自“保护”。
保护和开发的矛盾还只是冰山一角。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滨海酒店、房地产、养殖业的开发，滩涂围垦，围网养殖等因素，湿地资源不断被蚕食。不少海岸湿地逐渐被征占为建设用地，人工湿地因经济效益明显而被高强度开发。
由国家林业局编撰的《中国湿地——海南卷》显示，海南岛湿地面积显著减少。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统计，与2003年公布的第一次调查结果同口径比较，湿地面积减少了4.11万公顷，减少率为13.14%。其中，珊瑚礁、淤泥质海滩、红树林、海岸性咸水湖以及永久性淡水湖等湿地面积出现显著减少。
厦门大学教授王文卿表示，水产养殖、过度捕捞底栖生物和鱼类造成鸟类栖息滩涂和食物资源减少，且养殖带来的污染已成为影响湿地的一大主要威胁因子。
沿海一些基层乡镇干部介绍，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鼓励沿海老百姓大兴鱼塘，搞近海养殖。随着近海养殖业对近海湿地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日益凸显，如今，海南各个市县陆续出台“退塘还湿”、“退塘还林”生态修复方案。但资金缺口大、百姓不理解成为退塘主要阻力。
文昌市清澜港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以红树林造林为例，低位塘退塘每亩补偿费2万元，高位塘退塘每亩补偿费2.4万元，加上地上附加物和造林成本，每亩平均修复成本达到3万元左右，而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缺口较大。此外，退塘切断了周边居民主要收入来源，“退塘还湿”“退塘还林”是否顺利推进，成为相关执行部门的难题之一。
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乌场村和乐蟹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辜讯祥尝试“可持续生计”的生态养殖模式，试图破题。
“以前单一养虾，每2个月收成一次，高密度养殖的污染物直接排进小海，对附近生态影响不可小觑。”辜讯祥介绍，如今由企业运作，将小海周边的鱼塘统筹生产，走规模化道路，集中处理污水。同时将和乐蟹、鱼虾混养替代了单一养殖虾，每6个月一茬，在频率上减少排污。
即使如此，在小海附近的排污口，记者看到，仍有不少养殖垃圾漂浮。“我们一直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平衡点，但还是希望政府能出台更有效的对策。”辜讯祥说。
管理权责亟须厘清
“湿地与森林不同，湿地涵盖范围广，包括湖泊、河流、沼泽、水库等，管理部门涉及林业、环保、海洋渔业、农业、住建等多个部门。”《中国湿地——海南卷》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江海声说，这容易造成管理混乱，甚至无人管理的状况。
陵水县林业局一位负责人介绍，红树林生长在陆地和水体过渡地带，很多工作需要和海洋局等多个部门共同协商完成，进度相对会比较缓慢。但红树林湿地区域内的资源摸底情况以及动态监测工作，却无法确定由哪个部门专项负责。
江海声认为，管理部门众多，难以统筹管理。他建议将所有红树林保护区晋升为省级或以上保护区，实行统一管理。
“九龙治水”并不是湿地保护的唯一“拦路虎”。更大的问题在于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缺少地方政府配套条例，不利于基层执法。
2013年，国家林业局出台《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该《规定》共分37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应开展湿地动态监测，禁止擅自改变湿地用途、排放污水、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临时占用湿地的期限及补偿，建立湿地生态补水协调机制等湿地保护措施。
海南临高白蝶贝保护区负责人介绍，白蝶贝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因其经济价值较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和装备，在该保护区潜捕白蝶贝。但目前还没有专门保护湿地的执法队伍，给了这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目前，省级湿地保护条例《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送审稿)，已于7月31日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正式“出台”可期。
社会共治多方力量参与
更令人欣喜的是，保护的力量正不断凝聚，一些社会组织相继参与到湿地保护和修复中，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9岁的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的创始人高高说，她正在做一件好玩又正经的事：自然教育。
“对于海南来说，最大的资源是什么?”高高向记者发问，她自己的答案是生态资源，是绿水青山，是热带植物和“萌萌哒”的昆虫。而海南的山川湖泊、草木生灵也给了高高开展自然教育的底气和灵感。自然笔记大赛、生态游学、公益讲座，成为松鼠学堂开展自然教育的“三部曲”。他们希望通过自然教育“三部曲”让更多的人了解自然，认识湿地。
此外，UNDP-GEF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办从2013年6月开始，计划用5年，通过加强海南省湿地保护体系管理效能，以应对全球重要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系统服务所面临的及将会出现的威胁。
据了解，该项目办将在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率先启动社区共享计划，旨在推动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共同管理湿地，合理科学地利用湿地资源，从而减缓保护区的压力。
政府的保护行动也在持续进行着。
海南省连续两年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林业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专项行动被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其中，湿地保护部分明确，要结合“多规合一”工作，各市县对各自辖区内的湿地资源划定生态红线，进行严格保护，建立重点湿地监测网络;继续加强对东寨港、清澜港、东方黑脸琵鹭、新英红树林等10处保护区湿地资源的保护工作力度。
作为我国热带唯一的滨海城市，三亚市从2015年起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工作，现今，一条位于三亚河上游的城市“绿色项链”悄然成型，新老9个公园与绿道、水系串联，形成新的“一河九园”城市中心公园带。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原来又黑又臭的三亚河，如今河水清澈，鱼儿欢腾，沿河两岸的红树林里难觅的白鹭也回来了。
“从经济优先到生态保护，城市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三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林贵生表示，大部分干部对城市发展中牺牲生态环境有了切实的反思。“如今，城市发展中要有湿地专家的声音，因为保生态就是保未来。”
原标题：海南湿地保护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