汞污染是一个带有地方性后果的全球性问题：燃煤电厂和其他来源的汞排放通过大气传输到世界各地，最终落入海洋和水道，并在那里积聚到鱼类体内。在食用汞污染的海产品之后，人们患心血管疾病和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会增加。
在过去的几年里，联合国公布了控制汞排放的全球公约，而美国也出台了与之相关的国内政策。但这些举措会给美国带来哪些直接好处呢?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2月底发布的一项新研究中，MIT研究人员表示，到2050年，汞减排全球行动将会给美国带来两倍于国内行动的经济效益。不过，相比于国际上的汞治理规则，食用美国当地淡水鱼而非世界其他地区海产品的人会更受益于美国国内政策。
为减少国内燃煤电厂的汞污染，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制定了一部国家规范，即《汞和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ercury and Air Toxics Standards)，而国际上，联合国也于2013年出台了旨在减少世界各地汞排放的全球公约——《汞问题水俣公约》(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对于这两项政策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效益，研究人员进行了对比估算。
总体上，在减少美国土壤汞含量方面，这两项政策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当，但就美国汞消费量而言，到2050年，在国内政策下预计会减少32%，而在全球公约下则会减少91%。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数字反映了美国商品鱼市场的情况——90%的海产品来自太平洋和大西洋洋盆，而这些地区深受非美国来源的汞排放影响，比如来自中国的汞排放。
基于所预测的汞消费的减少量，研究人员估算了两项政策对美国人口的健康影响，然后又将这些影响转化为经济效益。
这种经济效益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汞暴露风险的降低，给个体带来的预期寿命效益，包括个人愿意为降低致命心脏病发作风险埋单，在医疗保健方面节省下来的开支，以及收入的增加等;
二是经济层面上的效益，即随着汞暴露风险的降低，国家劳动人口的智力会提高，心脏病发作率会降低，由此带来相关生产率收益。
基于这些测算，研究团队认为到2050年，在《汞问题水俣公约》下，汞减排行动会给美国带来3390亿美元的寿命效益和1040亿美元的经济层面效益，而在《汞和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下，两种效益则分别为147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两者合计高达6330亿美金。
换句话说，全球公约比美国国内政策带来的效益更巨，达两倍以上。
“从历史上看，全球公约带来的效益是很难量化的。”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系统和社会学院(Institute for Data, Systems and Society)及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系(Department of Earth, Atmospheric, and Planetary Sciences)埃丝特和哈罗德˙E˙埃杰顿职业发展副教授诺埃尔˙塞林(Noelle Selin)说，“如果各国采取惠及全球的减排行动，那么美国会受益吗?我们已经开始受益。”
政策影响路径
监管政策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带来健康和经济效益，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复杂问题。为追踪政策影响路径，塞林与联合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系统和社会学院研究生阿曼达˙江(Amanda Giang)对《汞问题水俣公约》和《汞和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下的汞减排量进行了估算。
然后，基于两项政策规定的减排量，研究团队利用大气传输模型对所排放的汞的着陆点进行追踪。根据汞的地区沉积地分布，她们对鱼类体内积聚的汞进行了测算，并绘制了世界各地海产品的汞积聚量。
接下来，该团队又把海产品来源同美国的鱼产品消费关联起来，计算人体暴露于汞的风险变化情况。她们利用流行病模型估算汞暴露对人体健康状态的影响，比如心脏病发作和智力缺陷等。然后，塞林和江再通过经济估算方法，将这种健康影响转化为经济效益，即汞减排给美国带来的寿命效益和经济层面效益。
变化驱动因素
虽然研究人员估算出了这两项政策带来的巨大效益，但她们也承认，这些数字背后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她们也对这些不确定性进行了考察。
“我们试图了解这些数字背后不同的变化驱动因素。”江说，“这个系统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些数字变化。”
比如，不同形态的汞在大气中能够传输多远，以及多长时间鱼的体内会积聚起汞，目前科学界尚未定论。江在她们的研究中发现，即便将大部分不确定性考虑在内，全球公约的经济效益也会超过国内政策的经济效益，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性需要排除在外：人们所食用海产品的来源地。
“在这个假定人人都食用当地鱼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美国国内政策的效益超过水俣公约的效益。”江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国内政策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或依赖美国淡水鱼资源的其他社群等。”
“虽然这里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毋庸置疑，汞是一种危险的污染物。”塞林补充说，“当出台一项政策时，怎样才能确定它对环境和人类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尝试和改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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