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不能把雾霾爆表简单的归咎于体制

朝闻霾，夕可死矣。

这是中国社交媒体上近日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人们对频频曝表的雾霾的那种无奈和戏谑心情。许多人感叹，中国人就是“好”，面对如此严重的雾霾，只能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编一些段子来自嘲或者嘲人，表达一下不满，而为了生计，该在雾霾里奔忙还得奔忙。可是，你不这样还能怎样?穹顶之下，没有抗议的空间。

虽如此，我还是不愿把雾霾的爆表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将责任全部算在政府头上，认为只有当下的体制，才会制造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灾难。因为这样来看待事情，可能会遮蔽一些于雾霾治理是重要的东西，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伦敦、洛杉矶和东京等都发生过严重的雾霾，以及现实中印度和我们一样，也常常是雾霾光顾。

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大面积环境污染的出现，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痛苦阶段。正因为此，才有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说法。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进入起飞阶段，当时很多学者就警告中国不要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这个“弯路”，必须开辟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否则，承受不起这个后果。专家警告的后果正在兑现，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避开这条道路?恐怕不能仅仅说政府不想避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能避开。事实上，专家的警告含有的潜台词是，现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过这段经历。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伦敦、洛杉矶等。印度另一个例子，印度的工业比中国还落后，但它现在也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所以去过印度的人，对印度的环境污染包括雾霾，也印象深刻。

我这样来说不要理解为替体制辩护。体制无疑是要为当下的环境问题负责的。这个下文会谈到。我要表达的是，雾霾的问题很可能跟一个国家实行的体制没有直接和密切的因果关系，不论实行何种体制，在一定阶段都会出现环境污染。不能讲，只有我们的体制才会有环境污染，别的体制就没有。这不符合人类发展的事实。

其实这也好理解，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体制，首先需要保证人吃饱，富裕起来，而从人类的发展经验来看，至今尚没有找到一条在吃饱过程中同时不伴随环境污染的发展道路。我们曾经试图要走不一样的路，但失败了。这当然有政府的短视在内，但恐怕也基于技术的约束和人口的膨胀等因素。

体制要负的责任是，在从吃饱到吃好这个阶段的过程中，如何让人们吃好，也即在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富裕起来后，如何对待污染的问题。在经历了大面积环境污染这个“必要的恶”之后，民选政府基于选票压力，会去开展认真的环境治理。无论伦敦、洛杉矶还是东京，最后都是通过技术和产品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政府的严刑峻法以及强大的公民环境运动，才彻底治理好了环境。污染这个过程时间也不短。而非民选政府，没有选票压力，它只能来自上级政府尤其是高层的注意带来的压力，高层压一压，下面就动一动。可高层不能整天关注环境问题，另外，地方也往往把环境问题与维稳挂起钩来，以此来讹诈高层，使高层投鼠之忌，不敢过于施压。所以，虽然大家都看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高层也将给予人民美好生活的承诺和建设生态文明写入了文件，可地方基于各种考量——当然也包括私利，还有所谓产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在环境治理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两种体制对待污染的不同，就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说还是体制问题，地方为了GDP，而容忍污染企业和污染产业的存在，甚至大力发展污染产业。

故对未来的雾霾治理，我比较悲观。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工业化的规模比起世界其他国家来，要大得多，正因为体量庞大，当工业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会使得污染客观上还在加重;更在于大众对环境污染的不满压力不能直接施诸于污染企业，而被地方在中间过滤掉了，地方基于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解决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考量，会力图把公众的不满控制在一定范围而避免对企业形成直接冲击，它会部分地把压力传导给企业，但是政府的理性和自私会使得它不能从长远来看待污染，而过分关注当下。所以，尽管生态文明的理念早已提出，并且在政策层面也有了一些约束措施，但整个政绩的考核体系并未扭转过来，使得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有效落实，GDP至上仍然是地方发展的根本动力。再加上整个社会尚未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即还做不到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因此，环境污染很可能未来会继续恶化。

但是，如果说地方政府缺乏长远眼光的话，对中央政府来说，必须注意到长期成本和短期收益的关系。为了GDP和就业而容忍污染企业从长期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雾霾不仅损害人们的健康，影响国家形象，它更削弱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大众对改革发展出现负面评价。假如人们判断对解决雾霾问题绝望，他们中的有条件之人就会选择用脚投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移民潮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环境问题，无法忍受国内的环境污染，其中又主要是雾霾。这些人相对而言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但带走了财富，也带走了智识，而这两样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资本。所以，为了短期的污染收益而逼走长期的发展资本，是非常不明智的，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可惜，目前还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基于中国的治理体制，不大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施压去改变环境，把希望寄托于公众的环境意识觉醒并转化为行动，在过去似乎可以，现在也基本堵死，除非治理者有极高的自觉性，但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未来悲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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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邓聿文：不能把雾霾爆表简单的归咎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