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气十条”“蓝天保卫战”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仍存在PM2.5浓度偏高、O3污染逐渐凸显等问题。2012年,我国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增加的PM2.5和O3浓度标准等相关指标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2005版《全球空气质量标准指南》(AQG),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9月,WHO发布的《全球空气质量标准指南(2021)》(WHO 2021 AQG)进一步修订了空气质量指导值,这将引起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启动新一轮标准修订的讨论。在推动实现碳中和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双重目标下,这将为我国空气质量管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 WHO依据健康风险评估修订空气质量指导值
在老龄化加剧、气候变化加速、健康相关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等因素驱动下,WHO基于500余篇关于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的最新研究,修订了空气质量指导值,助力科学认识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
科学研究指出,部分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无明确阈值,人体暴露于低浓度污染物仍有健康风险。以PM2.5为例,当人体长期暴露于低浓度PM2.5污染时(年均浓度10µg/m³,WHO 2005 AQG),仍有下呼吸道感染、中风等患病风险。长期暴露于PM2.5低浓度范围内,每单位PM2.5浓度导致的死亡风险将随污染物浓度降低而更为显著(图1)。另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人体短期暴露在相应于WHO 2005 AQG的PM2.5指导值的污染水平下,仍存在一定健康风险。
图1. PM2.5年均浓度与死亡风险率的暴露-反应关系
(Burnett et al., 2018)
因此,WHO2021 AQG修订更新了PM2.5、O3、NO2等空气污染物指导值(表1),为各国决策者立法和规划提供参考,助力科学合理制定政策,降低空气污染水平,减轻相关疾病负担。
表1. WHO最新修订的AQG细则
二 新WHO空气质量指导值为中国空气质量改善带来挑战与机遇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尚未达到WHO 2005 AQG指导值,最新WHO 2021 AQG指导值为全球所有国家的空气污染治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回顾过去,2012年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与WHO-第一阶段目标(IT1)接轨,对逐步推进我国空气质量管理与完善相关政策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引领下,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我国空气质量显著改善。2013-2017年间,我国人口加权年均PM2.5浓度从61.8µg/m³下降至42.0µg/m³(图2),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由此可见,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使得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了明确的目标。
初步测算结果显示,若以WHO2021 AQG为目标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我国PM2.5年均浓度达到WHO 2021 AQG指导值后,每年相关污染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将显著减少,特别对于人口稠密地区,健康风险将显著降低。
图2. 2013-2017年我国PM2.5浓度变化情况
(Zhang et al., 2019)
三 碳中和目标推动源头控制与健康效益“双协同”
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具有同根同源性,实施源头治理政策可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并带来健康效益。研究表明,在2060年碳中和情景下,全国人群PM2.5年均暴露水平将降低至8µg/m³左右,78%的人群PM2.5年均暴露水平将低于10µg/m³,接近WHO2021 AGQ指导值(5µg/m³)。因此,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和更加科学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下,我国需加强以健康效益驱动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优化方面的能力,并推动健康效益成为协同政策路径选择的重要考量。
在我国大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背景下,建议:
1)加强代表中国人群特征的本地化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2)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实施与技术水平等综合研究成果,逐步建立将人体健康收益纳入考量的协同政策体系,加强以健康驱动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能力;
3)促进多部门、多领域交流协作,加强科研支撑,制定符合中国本土需求的空气质量标准,并对空气-气候-健康多目标协同发展路径提出政策建议,推动以健康效益驱动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协同控制。
原标题:专家观点 | WHO最新修订的空气质量指导值与大气污染治理及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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