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补贴是环保行业发展主要的驱动力（对，这人是凯叔）。也就是说，这个池子里的水均匀且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增量市场变成存量残杀。
似乎好几年前，就有人发现了这个事情。于是我们看到了北控去做光伏，碧水源去做照明，博天去做康养，桑德去做锂电池，以及环卫云中的“云”。在2016年时，当文一波表示“环卫只是一个入口，我要做的是城市管理和智慧城市”时，很多人是将信将疑的。但不多久，大家就看到许多巨头公司为了这朵“云”争夺了起来。
超出预料的，还有行业经常说的“跨界”。在业务领域的跨界、外部巨头的跨界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行业本身的边界正在模糊，行业整体的出走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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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年来的水环境与流域治理，已经开始呈现出对“非标”及“合力”的需要。过去，由于环保产业发展的需要，大家倾向于删繁就简，将模式、手段、付费定下来、标准化，以便在各个单点项目中加以复制；由此，“九龙治水”被认为是阻碍。
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建立边界是为了高效管理，未来消除边界是为了价值创造。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夏青在9月召开的2020中国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发展大会上判断，局部与孤立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治理需求，哪怕是单个部门政策的孤立，也会让效果大打折扣。
以水为例。“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把水利、住建、环保队伍推向前台，要求在流域范围实现水量、水质的优化分配，在区域和城市范围实现技术和投资的优化决策，两个优化向城市水环境、水生态发展提出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并重的要求，总目标是‘环保要挣钱’。”夏青表示。
优化和挣钱，成了资本市场遇冷后环保行业的刚需：环保这个池子里的水需要精打细算，需要和外面的源头活水相联络，或与时间、空间联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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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将项目的边界打开，与项目周边的产业与生活相链接。由此诞生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综合体”，过去项目中的评价标准与价值点也随着最终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在2017环保创新年度峰会暨（第三届）环保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中持股份董事长许国栋曾给过“城乡生态综合体”一个便于理解的定义：“是由污水厂或者是典型的环境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以及生态景观这三个要素共同组成的区块；区块覆盖的面积是污水处理厂周边半径的一两公里到两三公里的范围。这个范围内，实现物质循环，实现环境基础设施和景观、农业的功能融合。”
夏青认为，美丽中国指标体系中的处理率指标，用在运行费条件不同的农村和城市，会产生不同的推进模式。如城市生活垃圾运输和处理都有运行费来源，农村则缺少运行费，从整体优化和效益创造的角度来看，农村清洁源头可利用的资源包括卫生厕所、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且土地是处理设施终端。这么一来，农村综合整治的价值增量就有了明确的载体。
碧诺环境的田园牧歌城乡环境综合体项目就是一项综合实践。项目在枝江将每年170万吨畜禽粪污处理进行资源化利用，年产有机肥7.5万吨、炭基肥7.4万吨、液肥95万吨，从而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土壤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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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项目走到了“城市”的层面。
如去年在成都备受关注的“锦江夜游”项目，沿河设有“光影走廊”“熊猫爬塔”“东门码头”“花重锦官城”以及《伎乐·24》等景致，在春节期间呈现出了极具“天府文化”元素的新年味儿。这是锦江绿道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交生态作为投资方之一深度参与的水生态治理及筑景项目。
“锦江夜游”亮相后的几个月，中交疏浚又中标了全国首个采用EOD模式的流域治理项目——天津蓟县EOD项目，包括水资源配置、饮用水源地保护、蓄滞洪区综合整治、水污染防治、河库水系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山区水土流失保护、流域智慧化管理等七大工程，以及全域规划提升和产业策划，为流域生态治理后的区域产业综合开发创造条件。
大理洱海的环湖截污项目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规划要素上看，环洱海建设6座地下污水处理厂，地上依此建6座环湖客栈，不仅提供公共服务，还有商业服务。地面生态公园及充电桩等，与环湖旅游相结合，这正是行业提倡和推行的生态综合体模式。
大理洱海环湖水环境治理PPP项目分布图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荐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使EOD成为了热词，也为环境产业走向城市的模式作了官方定义：“采用产业链延伸、联合经营、组合开发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
这实际上揭开了一种可能性：环境保护也有了一张入场券，有机会参与分得城市发展红利中的一杯羹，改变过去“河流返清使周围地产价格上涨，治理企业因PFI项目垫资导致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这会成为环境领域投资自大、付费不足的解药吗？
原标题：JIEI观察 | 环保产业：站起来，向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