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现任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全面领导中国区的工作。在经济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综合决策相关领域深耕多年，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2009年及2012-2015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2013-2014年，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政府间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环境报：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邹骥：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看，我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排放大国，我国能做到什么程度将一定程度上决定全球气候变化能够达到的程度。我国对于全球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它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信号。目标的提出将决定未来经济的走向和面貌。要实现目标，未来整个经济结构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可再生能源行业等会迎来大发展机遇。而煤炭采掘、煤炭燃烧发电等行业会逐渐被淘汰。国民经济会受到全面的影响。
对空气质量改善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温室气体和常规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的。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际上也就是在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碳减排目标的提出，实际上就是提出了更高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从能源领域看，要实现目标就要求我们全面走清洁低碳道路，要大幅提高风能、太阳能、水能等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中的占比。这意味着，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要彻底的改变。清洁能源是最安全的能源，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目标的提出对地缘政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目标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我国的担当精神，将重新确定我国在全球的引领作用。
中国环境报：为何我国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宣布碳减排目标？有什么样特殊的历史背景？
邹骥：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来看，巴黎协定生效进入第5个年头。过去5年，美国选择退群。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人对巴黎协定能否继续下去感到迷茫。此时，我国宣布这样的目标是对巴黎协定的特别强有力的支持。
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国际构架？要不要多边主义？要不要联合国？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发布这样的愿景和目标，表明了我国的立场和态度。气候变化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和灾难，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需要携手同心。中国宣布这样的愿景和目标，对整个地缘政治，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世界各国增强团结、共同创新。
一直以来，我国作出气候变化承诺被视作受到欧美国家的压力。这一次，我国自己来宣布目标，体现出我国的独立性。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表现出一种大国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体现出奉献意识、责任意识。
国内方面。我国提出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目标可以给我们非常明确的引导，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有更真切、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应对气候变化是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亟待恢复，经济向什么方向振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靠铺摊子、发展中高碳重化工业去振兴经济，还是闯出一条低碳的发展道路，值得深思。在此特殊时刻公布碳减排目标，带有显著的引导作用。引导我们去探索新的增长方式、书写新的增长故事。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指标时，要通过2060年碳中和目标和2030年达峰目标来反推“十四五”目标定多高，应该怎么做。毫无疑问，“十四五”的目标越有力度并得到实施，低碳转型越快，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基础就越扎实，总的历史代价就越低。
中国环境报：2060年碳中和目标和2030年达峰目标是在我国多年碳减排努力基础上提出的。多年来，我国碳减排取得了哪些成效？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邹骥：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努力是长期的，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向联合国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我国在碳减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19年底，碳强度比2015年下降18.2%，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任务；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15.3%，均已提前完成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目标。
技术层面看，我国多项相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例如，过去10年间，我国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光伏发电成本降低90%，已低于煤炭发电成本。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绿电已经可以与煤电竞争。工业能效大幅提升。我国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异军突起并得到广泛应用，加速了能源结构的调整。
另外，我国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比如，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这些都和低碳减排相一致。经济政策方面，更加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环境政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协同效应。比如，为改善空气质量，我国不断调整四大结构，这同样具有减碳的功能。可以说，过去5年，我国在碳减排方面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让我们站到了更高的起点上，能更有信心地去实现更具有雄心的目标。
中国环境报：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和2030年达峰目标难度有多大？主要难点在哪里？
邹骥：实现目标并不容易，但也并非实现不了，是垫着脚尖能够到的程度。
当前，我国仍是以煤为主的高碳的能源结构。尽管过去10年煤炭的使用总量有所下降，但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仍达到57%。要改变这一局面，任务仍十分艰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未来40年，我国要经历8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都不能放松，才能把煤炭总量降下去。总的步骤应当是先全力去除散煤，极大减少工业过程用煤，不增加新的煤电装机并在2030年后逐步有序地降低煤电发电和装机。
目前，很多关键技术还需要有所突破。例如，清洁能源如何能够有效存储，电动车如何大幅提高续航里程、缩短充电时间、降低成本、处置废旧电池等难题都在攻关之中。
同时，发展观念、体制机制都要深刻变革。目前，无论是局部污染物还是温室气体的减排，都是政府花钱、社会受益的模式。私人投资缺乏回报机制，没有投资动力。但这种机制是很难长期持续的，需要通过创立排放交易市场而建立完善投资回报机制，书写新的增长故事。
书写新增长故事的前提是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环境收益主要包括全球气候系统稳定、环境质量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恢复和提高等，可视为自然资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正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需要健康、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或者说对自然资本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国民财富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仅仅注重物质资本，还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实现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是书写新的增长故事的要义。
新增长故事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第一，建立有力度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目标，以此划定自然资本规模边界；第二，将目标作为环境资产（例如碳资产）主要分解给企业等市场主体，同时体现责任和权益；第三，作为新的要素市场，创立和发展排放交易市场，使市场主体分配到的环境资产可以上市交易，从而在交易市场中发现环境资产的价格；第四，在排放交易市场价格的指导下，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形成稳定持续的预期，做出投资和研发决策，形成源源不断的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创新。
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才能有持续的源源不断的投资者投资、技术研发者研发技术，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政府获得财政收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即新增长故事。如果说过去40年，我国主要依靠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行业支撑经济增长。未来40年，我们自然资本投资对支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上升。经济增长内涵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环境报：为实现碳减排的目标，能源、交通、工业、建筑、农业等领域如何转型发展？目前，是否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和推广？
邹骥：实现碳减排目标，各个领域都需要深刻变革，甚至可以说是需要革命。
先说能源领域。要实现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要降到10%甚至5%以下。目前，青海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原型，一个实实在在理想状态的电网。青海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风光水资源丰富，清洁能源占到全省能源总量的87%，青海的电网已实现了每年有100天为全清洁能源供电，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达30亿千瓦，现在可直接开采的潜力达到10亿千瓦。2020年9月第一条从青海外送清洁能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已经连接到河南，未来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西部省区将变成外送清洁能源的基地进而改变中国能源供应的版图。青海的情况虽然不可复制，但却给我们很多启示。很多人认为，40年后还很遥远，但我们看今天青海的清洁电力系统就等于是在洞察、体验、研究全国电力系统和整个能源系统的未来，现在的很多电力理论将被颠覆，很多问题要在实践中解决。比如，通过储能、水光互补解决可再生能源变频变幅的不确定性问题。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原来的能源大省如何转型发展。如今，内蒙古一方面大力发展风电产业，提高绿电占比，不断夯实能源大省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建设大数据中心，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有助于对冲煤炭转型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山西没有那么多可再生能源，就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比如发展旅游业、数字经济等替代行业。能源结构的转换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职工要从煤炭采掘等高碳的产业链中转移出来。对于传统产业工人，要提供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岗，对转岗困难的老职工，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尽量减少下岗失业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交通领域着力点较多。在旧城改造和城市新区建设时，要坚持低碳原则，不断实现产城融合。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让接驳更加便利。如今深圳出租车、公交车已全面电动化，其他大城市也要加快电动车推广步伐。重型卡车运量大、运输中距离长、排放量多，但电动化难度很大。要不断推动长途运输公转铁和铁港联运。总之，路的规划、车的设计、交通习惯的改变要齐头并进。
工业领域也有很多关键技术正在研发。例如，如今废钢的存量越来越多，用废钢炼钢的短流程钢取代用铁矿石炼钢能节省大量的能源消耗，从而产生节能减排的效果。另外，炼钢本质上是还原反应。过去，还原剂是煤、焦炭会产生排放，而用氢做还原剂就不会产生排放，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减排潜力。低碳甚至零碳水泥的研发也在进行之中。以煤为基的煤化工产业如何变为以氢为基的氢化工也是目前的科研热点。这些革命性的技术工艺变革值得期待。另外，当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和传统工业深度融合，工业生产能效必将大幅提高。总之，工业领域有巨大的潜力。
建筑领域的变革要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结合。未来中国仍有数亿农民要上楼进城。他们住什么样的楼，直接关乎未来碳减排进程。比如，发展被动式住宅，通过墙体材料、门窗改造，提高房屋保温性能进而提高建筑能效。此外，山西芮城、深圳等地正在试点零碳建筑、柔性建筑。建筑屋顶、立面加装光伏板，安装直流配网，并配备储能电池，实现建筑自身供电、制冷、供热。同时，配备电动汽车充电桩，探索千万电动车同时发挥储能作用成为现代电力系统的组成部分。未来，建设更多净零排放的居住小区和工业园区将成为趋势。
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有趣的尝试。例如，青海在荒漠地区铺上光伏电池板。不仅能发电，还可以减少沙漠水分的蒸发、通过冲洗光伏板增加荒地灌溉。荒漠水分增加后，沙漠中就长出草，荒漠化得到缓解。但电池板下长草容易着火，人们就把羊放进去吃草，出现了“光伏羊”，一个水、草、光伏、畜牧的综合生态循环得以建立起来。青岛也在探索发展光伏农业。当地农民在太阳能板底下种不喜阳光的蘑菇。这种做法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怎么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充分发掘新能源相关产业是一条思路。
中国环境报：为顺利实现目标，地方政府应采取哪些举措？您可否提些建议？
邹骥：目前各地都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经济复苏规划。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钱要投到哪里，优惠政策向哪里倾斜等。因此，第一个建议是地方政府要做好决策、用好审批权限、把握好发展的大方向。比如，不予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在交通设施规划建设方面，尽量少修公路，在都市圈多修一些轨道交通等，在城市建设规划中，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支持柔性建筑等。
二是探索完善基于市场机制的投资机制。总的原则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受益者个人各出部分资金，再通过银行等融资手段筹集部分资金，创造排放贸易要素市场，通过价税财金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为节能减排提供经济刺激，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的融合。
三是提高现代治理能力。比如，运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区块链技术加强对排放者的监管，倒逼企业转型发展。
原标题：独家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邹骥：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会带来哪些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