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发布的《对不起，日本的药方治不了中国垃圾分类的病》，重点着墨于日本垃圾分类发端背景和发展历程。对比发现，我们无法照搬日本的模式，必须探索符合本地国情的垃圾分类模式。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垃圾分类似乎在走一条“举国体制＋市场机制”的道路。那么这条路，是否可以通向胜利的彼岸呢？
在国家发展中，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很多惊人的创举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完成的。
举国体制的思路是：政府制定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开动舆论造势，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群众认知。另外，政府通过财政，负担着垃圾分类过程中的各项支出，这其中包括宣传教育、收运环节和末端设施的建设等。
既定的法规就需要有相应的办法监督执行；垃圾分类也不可能占据过多社会资源，所以舆论宣传不会长期持续；财政方面，虽然“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讨论已久，但真正落实还需时间。另外，末端处理设施的投入和选址问题，都需要政府来解决。
可以看到，这一过程政府承担了很多压力。但即便如此，举国体制可能也无法解决垃圾分类中的所有问题。
打个比方，俄罗斯的航天技术全球领先，但是你能说出一个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吗？
这当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技术造不出一辆像样的汽车，而是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成为产品，必然考虑成本、定价、迎合消费者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都是举国体制下的产物所不需要考虑的。
可惜的是，垃圾分类的属性更接近于后者，它虽然不是商品，但同样需要民众付出时间、精力等成本。所以，这种理念的推广更接近于去卖一辆汽车而不是研制一艘载人火箭。
以日本的垃圾分类为例，环境事件和舆论宣传创造了民众的环保需求，政府和民间组织适时的迎合了这种需求，加之拥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垃圾分类才得以在日本发扬光大。
现在，即便日本人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却依然乐此不疲把垃圾分类当作区别他国 “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幕多么像苹果手机刚进入国内市场时，连夜排队高价购机后如获至宝的“果粉”们呢？
使用国产手机的我们当然可以嘲笑“果粉”不懂性价比，却不得不承认这款商品成功的创造并迎合了大批的追随者。垃圾分类作为一个“产品”，在日本成功了。
那么在国内推行另一种“市场机制”，是否就可以迎合垃圾分类的“产品”属性呢？
在“产品”思维的模式下，一切都是以用户、消费者为中心的。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各地的垃圾分类项目基本都是To G（TO Government）的，而不是TO C（To Customer）的。
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服务是为政府所支付的酬劳负责，并不是对居民所付出时间、精力成本负责。
政府负责对运营企业各项指标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往往是回收物分出率、厨余垃圾量、正确分类投放正确率等指标，数字当然越大越好。
在为了满足政府要求的前提下，企业需要想尽办法完成考核指标。
于是，各类智能设备应运而生，可以精准统计投放垃圾的数据；积分兑换应运而生，能够短期内提升分类投放的积极性；分类督导员也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方式，能够保证分类效果。这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提升垃圾分类数据所服务的。
△ 2020年朝阳区生活垃圾分类第三方服务项目需求概况，预算约为1.57亿元。
总之，国内的垃圾分类中很多事物在国外都没见过，这是中国特有的模式吗？笔者认为，这更像是为短期内呈现美好数据的权衡之策。
只是智能设备需要采购，督导员需要工资，为了达到考核指标，政府需要给企业支付更多才能满足要求。
然而，这些资源投入进去，对民众的工作却显得有些无力了，民众付出的精力成本不需要解释吗？谁来解释？做互联网产品的都清楚，“用户体验”做不好，烧钱大战之后剩下的只能是灰烬。
同理，如果民众对垃圾分类无法形成广泛的内心认同和低成本的约束机制，这项工作能持续多久依然是个未知数。繁华散去后，可能是一个我们都不想面对的结局。
在产品思维下，垃圾分类需要考虑的就是民众付出了时间、精力成本后，将会得到什么。不同的用户（居民）在从事垃圾分类中不同的心理动机，就会产生不同的需求。
就像日本主妇每天花费大量精力分类垃圾，获得了一个“环保、爱整洁”的形象，为自己贴上一个“持家有道”标签，这就是她们的需求。
这种不是产品，却能深入人心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多少北京人欢欣鼓舞，学外语、争当志愿者，这些人中没有几人能真正去鸟巢看比赛，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提升了他们的行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奥运会东风，北京也适时的在垃圾分类上做了不少文章。2000年申办奥运时，北京向奥组委承诺，2008年前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30%。同年，北京被住建部确定为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
2010年，北京划出了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次年提升为1200个，但最终收效甚微。除了末端设施方面的缺口因素外，主要还是北京市民对于垃圾分类这一概念并未达到全民接受的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口头上的认同和实际采取行动是两回事，这也是为何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主流媒体和民调几乎全部倾向于民主党的希拉里，但实际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各类人群独特的心理需求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产品需求分析的三要素用户、需求、场景来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比如，很多家庭中的老年人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任务，整理垃圾等工作主要由他们来负责。那么该如何提升这一群体的积极性呢？
在山东东营的一个小区项目上，笔者看到这里的运营单位会组织老年人进行一些回收兑换和手工制作等活动。运营单位负责人告诉我，老人不只是为了几个零花钱，而是这些活动给了他们参与感，觉得能为孩子和家庭做出多一些的贡献。
细细想来，这种“被重视的感觉”不正是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普遍的心理需求吗？
但是，在网络时代中，老年人是没什么舆论声量的。掌握网络话语权的还是中年人和年轻群体。宣传人员挨家挨户分发单页，可能不如城市白领发布一个朋友圈的效果。这个群体在垃圾分类中有怎样的心理需求呢？热爱生活、精细打理、爱护环境等都是垃圾分类可以衍生出来的属性。何不在这一个方向上加以引导呢？
在日本，垃圾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仪式感”的存在，但要塑造这种仪式感，就必须把“故事”讲好，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并形成正向反馈，让他们在垃圾分类中获得满足感。
去年上半年，《奔跑吧》、《极限挑战》节目组都把目光放在垃圾分类上，很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到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等末端处置环节，垃圾分类以这种形式走入年轻人群体，拉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作为动漫之国的日本，也会利用漫画形式的图文来宣传垃圾分类，主要面向的就是青少年群体。
而在我们的年轻人、大学生群体聚集的豆瓣、贴吧、知乎等网络平台上，垃圾分类方面的话题讨论显得异常冷清。
在豆瓣上，参与人数最多的“垃圾分类行动小组”仅有754名成员。而概念类似的“绿色环保”小组中有10608个成员。
可见，年轻人并不是缺乏环保意识，而是缺少把垃圾分类和环保理念相链接的纽带。
不得不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推进的垃圾分类，却在掌握网络舆论话语权的年轻群体中响应寥寥，实在是一件憾事。最后，再来聊聊产品思维中第三个属性“场景”。
现在，我们的垃圾分类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小区居民所产生了生活垃圾上。这当然没错，但一些特定的场景也需要得到关注，比如大型商圈、旅游景区和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合适的宣传方式往往能起到巨大的效果。这就需要分析不同场景下，人们的具体心理需求是什么。
例如，大型商圈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垃圾分类设施的设计和安排就应该尽量减少垃圾的污染物属性，而提升其环保理念的塑造。这些场所，很适合组织一些适合小朋友参与的互动活动，鼓励大家前来“打卡”，不是很好的推广途径吗。笔者认为，这些场所其实是“新时尚”最易推广的地方。
再比如公园、景区等场所，很多地方虽然设置了“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个投放口，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不会区分，两个垃圾桶中的内容物也没有分别。
其实，多思考一下就会想到，游客需要丢弃的“可回收物”无非就是瓶装的饮用水、饮料而已，用“可回收物”这样抽象概念，不如直接用“塑料瓶回收箱”这样的更具体的指示。
箱体可以采用透明材质，方便游客辨认和他人的监督。其他所有垃圾全部投放在“不可回收”箱中即可，即便有人投错也无伤大雅，至少可以保证塑料回收箱中是无污染的。
同样的思路可以放在街道的垃圾箱体上，为响应垃圾分类，街道的垃圾箱全部以“可回收”、“不可回收”作为区分。但可以想见，仅一次错投就会污染所有的可回收物，这样的区分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总结本文观点，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才能把监管成本降到最低。
当我们在讨论是否“破袋”、“定时定点”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时，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民众在质疑自己付出了过高的成本。这一成本需要得到关注，并尽可能给予一定的回报，就像一件产品需要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有很多需要改变的东西。
延伸阅读：
原标题：中国式垃圾分类：美好数据下的权衡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