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电投所属上市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露天煤业”）发布公告，披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之法院裁定书的进展情况。协议双方为露天煤业、通辽市人民政府，根据裁定，露天煤业将一次性向后者汇入赔偿款2999.59万元、生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35万元。此外，2018-2020年，露天煤业预计累计投资2.61亿元，用于露天煤矿复垦绿化工作。
上述3亿元费用，还要从一则通报说起。“开一处矿山、毁一片草原、损一方生态”，这是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于2018年6月现场检查后，在《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霍林河露天煤矿生态恢复治理严重滞后》中的描述。督察组发现，自2013年以来，该矿陆续侵占破坏大面积草原，基本没有开展治理恢复工作，且当地国土资源部门6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罚。对此，整治、处罚等工作旋即展开。
截至目前，治理进展如何？问题有无得到根治？
“6年来复垦资金仅有419万元”
吨煤复垦投入曾低至0.01元
霍林河露天煤矿是我国五大露天煤矿之一，总产能约为8100万吨/年，占全国露天煤矿总产能的12.5%。作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露天矿井之一，这里的环境问题却令人担忧。
早在2016年11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督察组就已点名当地存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粗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等问题，并明确要求整改。
但一年多过去，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在“回头看”时，发现整改工作远未到位。彼时，露天煤业矿权范围内的南、北两个露天矿，共占用、损毁草原面积67400亩，矿山开采在草原留下两处深度超过百米、总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巨型大坑，“生态破坏情况触目惊心”。即便是已开展治理的排土场，“部分只通过撒草籽进行简单恢复，边坡草木稀疏，大面积土层裸露，治理恢复效果很差”。
一位参与督察的人士回忆，督察组询问复垦费用等细节时，得到“吨煤拿出1-2元用于复垦”的回答。后据调查，2013年以来，霍林河露天煤矿占用、损毁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增幅达到14000亩，但6年来复垦资金仅有419万元，复垦面积仅为1483亩。其中，2017年北露天矿煤炭产量高达999万吨，复垦资金仅10万元，吨煤投入仅0.01元；南露天矿煤炭产量高达1799万吨，复垦资金仅85万元，吨煤投入不到0.05元。
为填补环保欠账，除了拿出2999.59万元赔偿金，露天煤业还承诺自筹资金，2018-2020年预计投资2.61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围绕资金用法、修复计划等，记者向露天煤业发去采访函，但相关人士回复“不便接受采访”。
“被通报后，我们非常重视，请中国环境科学院编制了专项方案，还按照2018年不低于5元/吨、今后每年不低于2元/吨的标准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费用。治理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因矿区处于高寒地带，这个季节没法推进复垦，目前暂时停了下来。”该人士称。
“以产量来算，只有约1/3的露天煤矿能够真正做好生态修复”
“身为一家央企子公司，露天煤业非但没有做好生态修复，还被曝出一系列问题，着实让人震惊。真正的绿色发展不止表面重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矿山修复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坦言，上述情况并非个例。
由于露天煤矿的开采需要征用土地，原生地貌被破坏、土体结构被扰动，且我国露天煤矿大多处于生态脆弱地区，恢复治理与生态重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以产量来算，目前只有约1/3的露天煤矿能够真正做好生态修复。”上述人士称，另有1/3表现一般，剩下1/3做得较差、甚至不治理，“大型露天矿基本做得不错，部分治理水平已达到世界领先。规模越小的矿，对环境损害越大，治理也越难跟上。”
记者了解到，除了开发企业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监管工作也存在缺位。以霍林河露天煤矿为例，通辽及霍林郭勒市国土部门存在默许纵容行为，导致矿山生态恢复保证金无法足额征收；通辽市农牧业局、霍林郭勒市农牧林业局对违法占用草原问题排查不彻底、监管不到位，且两级农牧部门从未对企业违规占用草原问题进行处罚。当时在督察现场，甚至出现相关部门“对企业存在问题不愿说、不敢说、说不清”，及谎报、瞒报等情况。
“相关部门‘各念各的经’，监管工作一直未能形成合力。”上述人士进一步指出，应急管理部门注重安全、国土部门强调回采率、环保部门更关注治理本身，“但生态修复绝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综合治理、共同监督。”
这一说法，也得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的赞同。“以复垦资金为例，通常参照矿山复垦方案进行估算，企业自行制定、主管部门审核。吨煤复垦投资到底多少才算合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真正把生态修复贯穿生产全过程，就不会出现大的环境问题”
“必须尽快加强露天煤矿生态修复，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不约而同指出，生态修复等环保工作应贯穿始终，不只是“破坏一处、恢复一处”，也不应仅限于“后治理”一个环节。
胡振琪认为，从设计、生产阶段起，绿色发展理念就应该作为重中之重，把生态修复相关内容纳入其中。“目前，开采是开采、修复是修复，前期设计方案更是较少涉及环境治理。如何减轻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什么样的地貌结构适用于哪种技术等，要从新矿山的设计阶段开始考虑，将环境保护与采矿工艺相结合，而不只是靠后期修复。”
在胡振琪看来，一座矿山环保工作做得到底好不好，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就是看其生产计划有无安排生态修复相关内容、日调度会议是否涉及环境保护相关工作。“调度会每天都开，产量、安全等内容每次都提，但有多少矿山会将生态修复纳入日常讨论？大到哪些地方存在生态隐患，小到哪些植被需要维护、哪些土壤需要浇水等，这些细节都应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又有多少矿山能做到？如果真正把生态修复纳入生产计划、贯穿生产全过程，就不会出现大的环境问题。”
上述未具名的专家也提出，源头入手，才能从根本解决露天煤矿生态修复问题。“不要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考虑减量化、资源化的新路。同时，强化采矿修复一体化核心技术创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以及生态多样性恢复、生物系统建设等，背后都离不开技术支撑。”
另有专家认为，根据现行矿业权制度，一个大的露天矿区通常被划分为若干小的露天矿田，加大了露天外排量，资源回收率反而降低。再加上空间有限，增加了二次剥离量，不但导致效益大大降低，也加重了对环境的影响。对此，建议露天煤矿尽量采取”宜大不宜小”的原则，在客观上减轻环境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