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促进臭氧和细颗粒物协同控制

“‘十四五’是我们将要迎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蓝天保卫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在11月26日召开的“2019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指出：“‘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的核心是要抓好两个协同，即臭氧和PM2.5的协同，以及碳和霾的协同。而抓好臭氧和PM2.5协同的核心问题是抓住VOCs减排，同时加大氮氧化物的减排幅度。”

此次论坛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和公益组织等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分析了当前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挑战，并对“十四五”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贺克斌说：“当前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PM2.5有了重大进展但是没有彻底解决。二是要防止臭氧浓度持续上升。”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论坛上发布了《大气中国2019：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延续了过去5年的改善势头，相比2017年，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78%升至79.3%，193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大于80%，提前达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目标要求。121个城市实现6项空气污染物年均浓度全部达标，同比增加22个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与超标城市比例继续下降，但PM2.5的超标城市比例仍占一半以上。

据了解，按照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到2018年底，338个城市中有190个城市PM2.5超标。按平均浓度来看，2017年底全国338个城市平均浓度是43微克/立方米，2018年底是39微克/立方米，现在正向35微克/立方米逼近。但这与欧美国家仍然存在差距。欧盟28国的PM2.5平均浓度在2015年已低于15微克/立方米，美国主要城市2016年PM2.5平均浓度已低于8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终极推荐值为10微克/立方米，欧盟平均值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美国已经到了终极值，而我国现在正在为第一阶段目标而努力。正如贺克斌所指出：“PM2.5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距离我们理想的目标还有很长的时间。”

报告还显示，2018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但臭氧污染继续加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表示，从数据上来看，全国臭氧达标城市比例逐年下降，已经从2015年84%下降至2018年的65.4%。从区域整体水平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汾渭平原均未能达标，且臭氧污染加重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超标天数最多的首要污染物。

“今年的优良天数下降，主要是因为9月异常的高温导致臭氧浓度非常高，‘吃掉’了全年接近两个点的优良天数。”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主任雷宇表示。

据雷宇介绍，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相比，VOCs控制难度更大。一是VOCs的控制技术相对而言积累差一些，因为它的起步较晚。二是VOCs排放的来源和其他几种大气污染物相比更多。比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只要管好烟囱就行了，但VOCs在各种管件连接的地方或者敞口的地方都可能会溢散出来，所以需要控制的范围或者需要关注的地方更多。三是很多VOCs是在使用过程中排放的，比如工业溶剂或生活溶剂的使用，因此要做好源头控制、过程监管和末端减排措施。今年已经发布了针对VOCs控制的文件，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下一步这方面的控制会做得更好。

“尽管臭氧的污染大部分还是轻度污染，但各地对其影响的优良天气的天数非常‘心疼’。”贺克斌也表达了各地对臭氧问题的关注。他同样认为VOCs的控制难于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他说，二氧化硫就是一种化合物，二氧化氮也只是一种化合物，但是VOCs的标准表达是有个小s，它们都叫挥发性有机物。但如果按照学术上把它列出来就有上千种，对于我们关注的环境问题影响比较大的也有几十种，针对它的污染源也至少有十几种，而且对于臭氧和PM2.5的贡献还有不同。所以，在控制上对技术要求的精细化和针对性远远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高，同时对它的治理和监控要求也更高，这个技术的积累过程应该更长。

贺克斌强调：“虽然一直强调要防治，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在治理。出现了问题才去‘治’，对‘防’做得还不够。未来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既要治理PM2.5，又要防止臭氧浓度持续上升。实际上，臭氧已经不能说‘防’了，因为它已经来了。”他认为，目前确保臭氧和PM2.5一样每年削减百分之多少还很难实现，“应稳住臭氧浓度或略有下降，同时保持PM2.5浓度持续下降。”

《大气中国2019：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记录了2018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气治理情况，并首次增加了对169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综合评估和排名。付璐说：“我们为城市达标给出4个锦囊：达标规划、科学决策、成本效益和多方参与。实际上，到2018年底，我们能搜集到的所有公开数据只有50多个城市发布了达标规划，只占未达标城市的1/4。另外，成本效益必须做，这也应作为未来大气政策出台的一个必经步骤。”

未来大气污染控制进入到非常重要的攻坚阶段，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难度在上升。随着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未来控制单位污染增量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各相关主体面临的经济压力都会加大。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认为，环境污染已经不仅是污染物在自然界中物理化学演变和变迁的过程，它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和影响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制定污染防控战略以及政策中，要进行充分的社会经济分析，尽可能寻求和实施具有成本有效的污染控制策略和政策。应尽可能发挥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为各主体行为改进提供持续性激励的功能，使得生态环境保护转化为行为主体的长期内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