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2日，《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发布，通过界定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利用公开数据核算出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约为1089元/t，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社会成本为2253元/t。徐海云先生以个人博客的方式对此出质疑，但是，固废网转载了该博客，产生了影响，在此特别对本本报告进行说明。
1、评估方法从社会角度出发
评估基于废弃物管理的LCA框架，传统的公式为：系统总成本=所有环节成本之和=各环节内部净成本之和+各环节外部成本之和=(各环节内部成本-各环节收益)+各环节外部成本。此处，内部成本由于涉及处理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员、运行维护等内部数据，在目前的信息公开条件下难以获得，因此，做不到用内部成本对我们的估计进行核查。但处理厂的内部成本与内部收益之和，应为公共财政支付的所有补贴及费用之和，因此，在焚烧厂收益率10%以下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支出可用于估计内部成本。
站在社会角度，从公共财政、公众支付(自愿或非资源)、捐助的角度，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这一计算方法精度要求较低，更多是估算。此次采用的数据具有明确的出处和计算方法，遵守保守的原则，只计算直接成本，未包括间接成本。结果应当都是保守的。
2、台湾省垃圾量统计方法一直未变，垃圾清运量下降，资源回收率提高是事实
徐海云先生用2014、2015年两年的焚烧量数据说明台湾省的垃圾量一直在增长，认为台湾省垃圾减量是“统计出来的”，这是不科学的。我们的报告采用的是减量较好的台北市的数据，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从1998年1.42kg，降低到2015年的0.28kg，降低了近80%。从台湾全省的情况来看，各项统计数据也呈现下降趋势，焚烧量从2002年的最高点503.8万吨降低到2016年299.3万吨，降低了40.6%;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从2000年的1.02kg，降低到2016年的0.404kg，执行机关资源回收率达到46.9%。2005是“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叫停的那一年。
*数据来源：台湾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统计资料库
*其中垃圾产生量“指一般垃圾量、巨大垃圾量、资源垃圾量及厨余量之合计”，即减少的清运量=巨大垃圾+资源垃圾+厨余垃圾，并非被“统计”入事业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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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垃圾产生量、清运量、焚化量、填埋量的的数据为：“家户、公共场所及其他非事业所产生巨大垃圾、资源垃圾、有害及厨余之外的一般废弃物”，统计口径详细、明确，且一直没有改变，如表1。台湾省生活垃圾与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范围一致。
表 1台湾省垃圾清运处理量统计口径(环保统计资料库统计报表编制说明)
事业废弃物指的是指“事业活动产生非属其员工生活产生之废弃物，包括有害事业废弃物及一般事业废弃物。”可分为：“工业废弃物、营建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医疗废弃物、教育废弃物(由教育机构之实验室所产生之废弃物，包括学校附属医疗机构产生之事业废弃物)、‘国防废弃物’、其他废弃物”。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工业废弃物+建筑废弃物+医疗废弃物+禽畜养殖废弃物+电子废弃物+制鞋废弃物……”
3、台湾省焚烧厂“抢垃圾”，利用“家户垃圾”焚烧厂烧事业废弃物发电盈利
进入焚烧厂的垃圾中，有一般废弃物，也有事业废弃物，这是事实。从表2可以看到，虽然台湾省和台北市一般废弃物进厂量分别降低8%、29%。但由于一般事业废弃物进厂量增加，导致总进厂量增加。佐证了台湾省生活垃圾不足，焚烧厂“抢垃圾”、“焚烧事业废弃物盈利”的事实。
台湾省焚烧厂开放“家户垃圾”焚烧厂，烧事业废弃物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允许事业废弃物进厂，使得原来可以回收与综合利用的废弃物都被焚烧。焚烧厂又委外经营，事业废弃物产生者和焚烧厂共同游说，使焚烧厂成为城市新污染源，使公众垃圾分类减量的成果被个别团体蚕食。
表 2台湾省和台北市焚烧厂垃圾进厂情况
*数据来源：焚化厂营运管理资讯系统
从下图可以看出，虽然生活垃圾焚烧率从55%增加到100%，但一般废弃物焚烧量处于下降趋势。但事业废弃物占比从20%左右，增加到40%左右，使总进厂量维持在全部焚烧厂的焚烧最大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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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厨余赠予公众，其余外运至堆肥场
《台北北投垃圾焚化厂营运管理及环境品质检测报告2016》也说明：“本厂依标准作业程序执行翻堆作业至半熟化后，将半成品外运至堆肥厂继续后续作业。”焚烧厂毕竟不是堆肥场，只是执行翻堆作业，7%的厨余做成肥料送给焚烧厂周围公众，剩下的由堆肥场处理，目前储坑仅存累计进厂量的0.4%。厨余利用的确是目前台湾省需要解决问题，但除了以工业化的方式处理厨余成为猪饲料以外，台湾省也在探索其他方式，如每家使用厨余发酵桶堆肥、沼气发电、集中堆肥等综合利用方式，这都是替代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焚烧不是厨余处理的理想方式。
根据台湾省的教训，对大陆来说，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各个城市不对焚烧厂的数量进行控制，垃圾分类减量还没做其意义就已经归零!工业等废弃物焚烧将成为城市新的污染源!
2014年9月4日，浙江省温州市曾发文《关于禁止工业垃圾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置的通知》，要求市区临江、永强、东庄等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禁止工业垃圾进入。原因是鞋服下脚料为主的工业垃圾焚烧后会产生有毒物质，不利于环境。可见工业垃圾对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在伺机而动了，甚至已成既定事实!
5、关于自用电率等数据
(1)每个焚烧厂都有其不同的自用电率，在数据采用上已经进行过反复核实。高安屯的自用电率取自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2010-2014)，相对于直接访谈得到的数据，这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可靠的客观数据;鲁家山由于2015年才开始满负荷运营，没有统计资料，仅能采用竣工验收报告的数据。这些基本数据的不全反映了我国生活垃圾管理上信息公开的不足。(2)折旧计算，采用直接成本法，即根据政府实际支付的建设费用求取焚烧厂的年分摊成本。采用年限法中的直线法，即假设建筑物的经济寿命(特许经营期30年)期间每年的折旧额相等。(3)土地成本，采用机会成本法，即用所牺牲的替代用途的收入来估算。用目前焚烧厂所在土地的基准地价与焚烧厂占地面积之积作为土地价格，使用等额序列支付现值法作为每年土地的租金价格，且仅计算政府补贴部分。(4)三个焚烧厂由于飞灰是经营主体自己承担，所以记为0，并未记为成本。
从数据角度，由于我国城市政府没有公开的生活垃圾管理成本专项统计或核算，仅公开公共财政预(决)算报告中的一个指标，即“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目支出，范围广大且无明细数据，生活垃圾管理成本犹如黑箱。这使多方求取补贴而以低成本误导公众成为可能。相比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水平，生活垃圾管理的统计与信息公开亟需确定标准。
6、二噁英排放健康损失评估使用美国公开法规的方法，我国亟待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源头控制二噁英是世界共识
地形气象数据都是公开的标准数据;排放数据也取自焚烧厂自身的环评报告与二噁英监测报告。数据均在合理范围内。
估计方法是国际上成熟，但在我国还未使用的健康损失评估模型。“监测不到的水平”并非是安全的。本报告采用的美国公开的法规方法，即扩散模型+暴露途径分析+剂量反应方法。
焚烧厂0.1ngTEQ/Nm3的排放标准并不能保证城市居民有“充分安全的边界”。随着焚烧厂数量的增加，或者环境介质中二噁英背景浓度的增加，居民的暴露值及致病风险也随之增加。对此，美国EPA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危险空气污染物的风险评估，包括对危险空气污染物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评估。加州对危险空气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计算单个污染物的个体终身致癌风险后发现大于一定概率的，需要进行风险减量。
预防或减少人类接触二恶英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控制源头，也就是说，严格控制工业过程，以减少二恶英的形成。(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25/zh/)，相信这才是世界共识。
7、北京市生活垃圾具有分类、回收潜力
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垃圾含水率或热值是考察回收潜力的重要指标。2015年北京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0.997kg，台北市2016年的情况是0.247kg。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之前公布的2014年垃圾含水率均值数据为54.27%，入厂热值为1623kcal/kg(未区分干基、湿基，低位、高位，且数据已下架)，显然还有改进空间。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并无统计，以所谓观察进行回收率的判断，认为完全依赖非正式的回收渠道就能实现回收资源、分离有害废弃物、解决回收及再利用过程中的污染为题，未免过于乐观和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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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相关意见中对数据的截取，有故意歪曲之嫌
现有的意见中，对数据截取，疑为故意为之，略举一二：
上图想要说明焚烧率一直在上升，这是没有问题的。分类之后的其他垃圾的确不得不选择焚烧。但是未截取“回收量”、“回收率”、“每人每日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从下表可以看出由于资源回收，每人每日垃圾清运量从2000年的1.03kg降低到2016年的0.40kg。
“累计进厂厨馀量22.62万吨，作为堆肥半成品外运量只有1.3846万吨，占进厂量约为6%。”未提及同一份报告中的剩余94%厨余去堆肥场的事实，有故意造成误解的嫌疑。
总之，本报告的研究结论是源头分类、减量后再焚烧或填埋，这才是最有效的战略。另外，进一步提出要根据分类减量规划严格控制焚烧厂的数量，否则“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污染控制效果将付之一炬。我们需要建立有利于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的法规与政策体系，需要明确的目标与执行系统，也需要公众监督和社会参与。
我们认为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跳出“焚烧是处理垃圾最好方法”的藩篱，参考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经验和效果，从经济的角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生活垃圾管理的必然选择，而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应作为生活垃圾管理策略选择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Korucu, M. Kemal, et al.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costs on the systemion for treatment and disposal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 a deterministiccase study for a pre-assessment." Journal of 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Management: 1-13.
[2]USEP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997)Full costacing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 handbook. Solid Waste andEmergency Response (5305W),EPA530-R-95-041, Washington DC]
[3] 宋国君, 刘帅. 加强危险空气污染物专门化管理[J]. 环境经济, 2013(11):32-37.
[4] 陈小亮. 中美二噁英相关标准的比较[J].中国环境管理, 2014(03):26-30.
[5]Giannis, Apostolos, et al. "Application of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 forevaluation of different recycling scenario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 Management (2016): 1-9.
政治正确下耸人听闻的报告
2017-03-24 19:32阅读：1,126
很惊讶作者的胆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敢于公开其研究结果。去年10月有人请我对这份报告提意见，看了这份报告，我的口头意见是“一派胡言”，当然也给了书面意见，研究报告总体上数据采集错误，分析方法不当，研究结论错误，建议脱离实际。
举例如下：
1. 报告中引用的台湾台北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以及台湾生活垃圾处理数据，但作者并不了解台湾与大陆生活垃圾统计口径不同，也不了解台湾生活垃圾处理实际状况。台湾生活垃圾数据只统计家庭来源，而对学校、单位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统计为事业垃圾。根据2016年公布的台湾环境保护年鉴，2015年台湾2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量达到662.2万吨，比2014年增加20万吨。1999年以来，台湾垃圾焚烧量基本没有下降，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台湾方面所说的垃圾量下降，主要是统计出来的，他们把家庭垃圾单独统计，非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如单位、学校等产生的生活垃圾都算作事业垃圾。因此，家庭垃圾量在减少，但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不仅没有减少，而在增加。
台湾厨馀垃圾回收2012年达到83.45万吨，为这些年最高值，此后逐年下降，2015年厨馀收集量降到60.97万吨。但台湾的厨馀哪里去呢，统计上主要有两种去向，一是用作堆肥，另外用于养猪。用于堆肥，却没有规模化的堆肥厂，而是将这些厨馀放置到垃圾焚烧厂的垃圾池中，停留一段时间，拿出约5%去堆肥处理。例如，根据台北北投垃圾焚烧厂运营报告，2006年到2016年4月30日，累计进厂厨馀量22.62万吨，作为堆肥半成品外运量只有1.3846万吨，占进厂量约为6%。至于将厨馀去喂猪，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对于现代都市家庭厨馀有多少适宜喂猪，这显然不是可持续的方式。
因为，污染物监测方法的成本更高，且难以监测到低于一定限值的污染物，本研究已通过保守估计选择参数避免造成对健康损失的过高估计。
3. 报告中“二噁英排放健康损失评估”没有依据，也没有实际支撑。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研究结论，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恶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周围居民健康的影响达到可以忽略或监测不到水平，北京市生活垃圾目前主要还是填埋处理，填埋对环境以及居民健康影响远大于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这些影响如何区分，其它生产生活的排放对健康的影响又如何区分，此外，排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要长时间的跟踪。
这篇报告煞有介事的计算出“北京单位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为1089元/吨，其中764元为健康损失”，还能够推算出“至2018年，另外八座焚烧厂将正常运行，年焚烧量达597.2万吨，十一座焚烧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社会成本将达373.2亿元/年，即6250元/吨，总成本预测相当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来源：北京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发布 2017年03月24日中国环保在线)。这样耸人听闻的报告无非要说明分类资源化是解决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正如，他们对美国广播公司所言“如果我们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进行垃圾分类，就可以将需要焚烧的垃圾数量减少一半。如果我们有完善的再循环系统，就可以再减少20%到30%。”(美媒:中国垃圾焚烧厂重利轻环保垃圾分类待执行(来源: 2017-02-22参考消息网)。
这样的计算结果不仅超出了常识，恐怕谣言的尺度也不能企及。只要稍微体察一下实际，实地看一看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了解一下废品收购与利用物流，也不能给出这样的判断与建议。佩服报告发布单位的勇气，自信发布这样的报告，无非是抓住当前政治正确契机即垃圾分类资源化，但政治正确就可以以小说方式发布不负责任的研究报告吗。这些年，垃圾焚烧处理的社会成本确实在不断提高，因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2016年12月还曝光这样的场景，经济发达的浙江发生以“江海垃圾发电厂”名义把数以万吨计生活垃圾倒在长江口的壮举，这样的社会成本不知道如何计算，但毫无疑问，这类的研究报告做出了巨大贡献。
延伸阅读：
徐海云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政治正确下耸人听闻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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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 的进一步分析与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