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保行业估值回调，三大因素蓄势待发
行情不尽人意，期待政策催化效应
2016年环保行业整体表现不尽人意：截止到7月7日，中信环保指数自年初累计下跌20.8%，同期沪深300指数累计下跌14.0%，环保板块落后大盘6.8个百分点。
政策方面，回顾近四年来的环保行业表现，其中2013、2015年行情出现大幅上涨并取得超额收益，分别伴随着“大气十条”和“水十条”的出台。今年5月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如期发布，“水十条”和“土十条”的配套文件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而《土壤污染防治法》也进入起草阶段，对下半年的行情存在一定的催化效应。
板块业绩增长趋于平稳
板块盈利情况方面，环保企业近几年来保持较快速增长。2015年中信环保指数所覆盖的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988.92亿元，同比增长20.8%;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8.14亿元，同比增长27.5%。从过去五年来看，环保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趋于平稳，年复合增长率20.7%;而归母净利润增长则因年而异，年复合增长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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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板块牵头，大气、监测净利润增速快
我们将环保大致分为四个子行业进行分析：水务、固废、大气和监测。水务板块由于需求量大、发展较成熟，占据了行业的最大份额，2015年营业收入占比44%，净利润占比更超过60%。固废和大气的企业数量和营收体量比较一致，而监测板块营业收入占比7%，净利润占比5%，体量较小。
从历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来比较，水务板块近三年营收增速处于缓慢下降状态，2015年其净利润增速也被其它板块赶超。固废板块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但是净利润增速处于平均水平之下。大气、检测板块盈利水平有所提升，今年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均有增长。整体来看，环保行业去年的营收增速属历年来平均水平，而净利润增速同比则明显提高。
估值回归幅度大，成长空间打开
环保行业的估值虽然一直高于公用事业板块和整体市场水平，但今年上半年受到行情下跌的影响，估值回调程度已超过公用事业和大盘。7月7日，中信环保指数滚动PE为41.83，是自2014年5月牛市行情启动以来的低点，其3.74的市净率更是2013年4月以来的较低值。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时点环保板块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成长性好业绩表现佳的上市公司有望受到市场关注。
分子行业看，水务行业估值水平最低，其滚动PE年初以来一直保持在40倍以下;而最高的则是监测行业，其滚动PE波动幅度较大，甚至曾经达到100倍高点。总体来看，各子行业目前的估值水平相较2015年5月高点均有大幅度回调，水务、固废、大气和监测分别回调42.4%、48.0%、50.0%和46.3%。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板块业绩稳增长、估值回归幅度大这两大因素，对下半年的行情走势有一定程度的支撑;而“水十条”“土十条”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类似常州“毒地”的环保事件有可能对板块表现起到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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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新趋势：投资并购双增长，PPP、第三方模式注入生机
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齐聚，促进行业投资增长
在“大气十条”和“水十条”之后，国务院终于在5月31日印发《土壤污染防止行动计划》。环保产业的三大防治计划已全面出台，且各自对所处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安排与目标设定。例如“土十条”除了提出实施治理修复技术应用试点、严打非法排放有毒害污染物外，还在开篇表明将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设置国控监测点位，对土壤修复技术、上游危废处理、环境监测三方面的上市公司均形成利好。
随着政策规划文件的配齐，国家对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也逐渐加大。今年大气、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分别计划投入111亿元、140亿元，土壤修复也将成立防治专项资金。2015年，中央及各地政府在环境保护上总开支达到4814亿元，同比增长26.4%，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4.5%，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就达到了400多亿元，接近10%。而整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根据环保部最新数据显示为9576亿元，今年有望超过万亿元水平。可以看出，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投资占环保总投资额的比例越来越高，据测算2015年将达到45%。
国际经验表明，当污染治理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污染;提高到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但是我国的环保投资占GDP总量的百分比，在2008年以前基本都在1.5%以下。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在2%以上，比如美国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2.6%，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3.4%，而欧盟则一直维持在2%以上。因此从GDP占比角度来看，中国的环保产业还属于初期发展阶段，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环保产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在污水、大气、固废处理以及环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形成了涵盖环境咨询、环保设备、工程设计、设施运营维护的多元化产业格局。虽然行业在传统意义上受政策影响仍然较大，但是环保企业在经营中不断形成了行业独特的发展和创新趋势，其中并购重组、PPP模式、第三方治理、信息化四大趋势尤为显著。
趋势一：并购重组催生环保大平台
环保大平台逐渐成型
我国环保行业公司数量多，但总体规模偏小，布局分散。2005至2014年，环保行业企业数量十年翻四番，由2764家发展到50734家，市场集中度逐步下降。但由于近年来政策持续加码，环保行业逐步走向成熟，产业内公司积极寻求外延式扩张，产业外公司通过资本并购进入环保领域，有效推动了环保行业并购潮的出现。国内环保企业做大做强的时代来临，市场集中度有所提升。
同时，各大环保上市公司积极利用投融资平台，在发展历程中收购或投资设立环保专业公司，开拓环保产业多元化领域的发展，深耕水务处理、大气污染防治、固废处理以及环境整治等领域，由专业性环保企业逐步转型为多功能的综合性环保产业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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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并购重组风起云涌
环保大平台的涌现，离不开并购重组这一重要产业趋势。在环保需求升级及环境资本市场推动下，企业谋求转型和升级，并购重组是重要途径之一。跨国环境企业威立雅在百余年历史中通过不断并购将业务范围拓展至水、固废、运输、能源服务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国内大型环境集团并购事件也引人关注：2015年首创集团收购了新加坡市场份额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危废处理商，打开了东南亚环保市场的窗口。北控集团继2016年初合并北京市政院后，又拟105亿元收购德国最大垃圾发电运营商。
目前我国环保上市公司的并购方向主要有三个：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平台化，另外存在一些混业并购的现象。环保行业通过纵向整合及延伸环保产业链，培育出了具有环境咨询、环保设备、工程设计及运维等综合能力的大型环境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横向联合，实现规模化发展及精细化管理;通过平台化并购，打造综合布局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混合并购，减少长期经营一个行业所带来的风险。
据统计，2015年环保上市公司完成的并购重组案例约140起，涉及交易总价值约440亿元。其中，东江环保以广东省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布局，率先抢占市场份额，2015年并购频繁，每2个月就会有一次并购举动，不断发挥公司内部规模效应和不同处理业务间的协同效应。
同时，多家环保上市公司顺应环保产业并购大趋势，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目前，国内环保并购基金普遍采用上市公司联手PE成立并购基金的模式。以私募形式募集资金，专注于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进入被投资企业，多采取杠杆并购获得股权，并伴以金融工程的应用，通过管理整合提高资产效率后退出获得高回报。并购基金除了上市公司和搭档的自有资金，还来源于社会募集资金，实现了杠杆效应。据统计，2015年至今，已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宣布设立环保并购基金，总规模近400亿元。
总体来看，环保行业竞争加剧，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升，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转型为环保大平台，取得的项目订单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环保产业投资并购整合的浪潮中，具备技术集成、工程建设、设施运营及投融资能力的综合性环境集团将成为国内环境产业的中流砥柱，具有整合能力的环保子行业龙头企业值得关注。
趋势二：PPP模式开启环保产业新篇章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通常译成“公私合作/合营”。我国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给出了官方定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几乎全部依靠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和运营维护，导致城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发展滞后。在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商业因素的可持续性，将促进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商业服务，加快推进服务质量和技术创新的步伐。目前国家正在持续加大PPP模式的推广力度，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产业，解决产业融资和盈利模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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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和融资方式有很多，世界上早期一般使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造—经营—移交”)模式，在我国也称为“特许经营”，由政府授权企业建造和经营设施。20世纪90年代国外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参与中国第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应用最多的便是BOT模式。渐渐地，政府开始在一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项目中与企业密切合作，本质上也属于特许经营项目融资，而PPP就是反映这种合作关系，并强调政府在项目中的责任，政府与企业双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和责任。
PPP模式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资金方面：传统BOT项目的资本投入大多来自社会资本，而PPP项目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可能来自政府、社会资本合资;二是项目运营方面：传统BOT项目前期由政府规划设计、后期由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前后期衔接不够导致设计不够优化和运营效率低下，而另一种常见的EPC(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即“设计—采购—建设”)模式则使政府无法对项目全程控制，总承包方对项目所有环节负责，承担较大风险。
PPP模式跟传统项目融资方式相比有以下优点：
1. 消除费用的超支。政府和企业在初始阶段就共同参与项目的研究、设施和融资等实施过程，保证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缩短前期工作周期，使项目费用降低。PPP模式只有当项目已经完成并得到政府批准使用后，企业才能开始获得收益，因此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工程造成价，消除完工和资金风险。
2. 转换政府职能。政府可以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过去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一个监管的角色，从而保证质量，也可以在财政预算方面减轻政府压力。
3. 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用企业来提供资产和服务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能，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企业参与项目还能推动在项目设计、施工、设施管理过程等方面的革新，提高办事效率。
4. 提供高质量服务。政府和企业可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弥补双方不足，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以最有效的成本为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5. 风险分配合理。与BOT等模式不同，PPP在项目初期就可以实现风险分配，同时由于政府分担一部分风险，使风险分配更合理，减少了承建商与投资商风险，从而降低了融资难度，提高了项目融资成功的可能性。政府在分担风险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
6. 应用范围广泛。该模式突破了引入企业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组织机构的多种限制，可适用于城市供热等各类市政公用事业及道路、铁路、机场、医院、学校等。
当然，PPP模式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政府的信用、决策、支持与反对、对项目的影响有决定性的作用。另外，PPP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其盈利能力不达预期可能会造成营运或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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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占据PPP市场份额15%以上
截止2016年3月31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共有7721个入库，合计总投资需求8.78万亿元。市政工程、生态建设和环保、交通运输、片区开发等四个行业的项目数居前4名，合计占入库项目总数的58%。其中，生态建设和环保共上报1291个PPP项目，带动投资需求7705亿元。
生态建设和环保行业的PPP项目中，包括污水处理、综合治理、湿地保护、垃圾处理等类别项目。就具体投资需求来看，综合治理、污水处理的投资需求较大，金额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海绵城市虽然只有12个相关项目，却拉动了458亿元的投资，发展空间可观。
6月中旬，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20个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将在7月启动第三批PPP示范项目申报筛选工作，强调申报项目属于能源、市政公用、水利、环境保护、农业等重点领域，大气、水污染治理包括其中。此次申报程序更严格，评审流程更透明，有利于保证PPP示范项目质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范例。
环保上市公司PPP模式所取得的订单越来越多，可以预见订单的规模将变得更大，涵盖业务范围更广，对企业的综合能力要求提升，也将驱动上市公司再融资力度。以下我们粗略统计了8家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与PPP有关的订单及合作框架协议总金额超过1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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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第三方治理促进市场化和专业化
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重点领域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的活力进一步激发。环境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高效、优质、可持续的环境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第三方治理业态和模式趋于成熟，涌现一批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服务公司。
所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第三方治理是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措施。现阶段中国的第三方治理分为两种模式：委托型和托管型，委托型指排污企业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新建、扩建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支付污染治理费用，也就是所谓的BOT/ROT模式;托管型是指对已建的环保设施进行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等，也就是所谓的运维服务。
若实施第三方委托运营管理模式，则对污水处理设施在一定运营期限内，由专业化的运营公司以物业管理的方式，为业主提供污水处理厂全部日常运行管理人员及技术服务，负责系统的处理效果、设备维护和保养、消耗的药剂和安全生产及厂区的管理工作，业主负责向专业化运营公司支付相关费用。
在此模式中，污水处理设施所有者、运行单位、监督机构三者之间权责分明、互相制约、独立行使权利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形成倒三角结构。污水处理设施所有者与专业公司之间是平等的合同关系，而不存在上下级行政关系。而运营者是专业化公司，具有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发挥规模优势，同时管理运营多个污水处理厂，降本增效;而且追责体系清晰，也避免非专业实体浪费资金和资源。
第三方治理模式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排污企业通过付费方式将治污的工作交给环保公司处理，企业可专心经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治污效率。其次，一些排污企业缺少专业的治污技术，容易造成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如污染交给第三方处理，可免除后顾之忧，提高治污效率。同时，政府执法部门由于监管对象集中可控而降低了执法成本。
最重要的是，第三方模式为环保专业公司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激发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提高了相关领域的产业化水平，新增了稳定盈利的项目空间。例如工业污染方面主要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大型工业企业，二是工业集中区;尤其在电力、钢铁等行业，鼓励推行环境绩效合同服务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从环保企业角度来看，如果拥有核心竞争力，通过第三方治理模式更加容易做强做大，发挥专业优势，促进环保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后，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广泛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6年6月《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示范文本)》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未来环保第三方专业治理公司将大有可为，并极大提升行业的市场化和专业化。
趋势四：产业信息化实现环境共治
环保产业信息化是利用数字环保平台、在线监测监控网络、环境应急指挥系统，融合了物联网、云计算、多网融合等多种技术方案，通过实时采集污染源、环境质量、生态等信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生态环境网络，推动环境信息资源高效、精准的传递及海量数据资源中心和统一服务支撑平台建设，重视资源的重整和优化，实现动态应用平台的组件和应用，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实现环境管理和决策的精准性。
我们认为，有两大因素拉动了环保产业信息化前进步伐：
1. 政策不断加码，环保和互联网深入结合。从国家层面，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新布局。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网+环保”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印发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陈吉宁部长指出，大数据、“互联网+”等智能技术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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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环保意识增强，互联网提供便捷接口。近年来，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移动互联网为公众参与环保提供了新入口，人人参与环保的局面逐渐形成。针对公众需求，各类空气质量App、环境监测App风靡各大移动应用超市，为环保信息化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我国环境信息化的发展处在起步阶段，环境信息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信息化工作严重部门化和局部化，环境信息采集不统一、管理不集中、应用不共享，信息化在有效整合和整体集成环境保护管理业务方面不足，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分级管理和动态更新的核心数据库，环境信息化的整体水平不高。
美国环境信息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美国作为大数据的领航者，环保署(EPA)信息化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在环境信息化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设施登记系统、建立环境数据传输与交换系统、以及建设环境数据仓库。
建立设施登记系统。为解决不同系统、数据库之间的标准化和数据语意冲突的问题，方便数据的整合、共享，环保署建立了环境资料注册机制，提供信息系统和数据的标准信息。其中最主要的是设施登记系统，对包括企业、污水处理厂、民用设施等享有排污权的设施进行登记，为每个设施创建唯一、综合的设施识别信息，以此形成排污设施登记数据库，使不同业务系统数据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实现跨业务系统和跨库检索。
建立环境数据传输与交换系统。对于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传输和交换需求，环保署没有分别建立传输网络和系统，而是依靠统一中央数据交换系统(CDX)实现。这一平台提供单一数据申报及交换窗口，使环保署各部门、州政府环保部门、部落或环保团体、企业能够快速传输、交换环境数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该系统目前已经延伸到加拿大及墨西哥，实现了跨境数据交换，是环保署数据采集、传输和交换重要的基础设施。
建设环境数据仓库。为整合、集成业务系统和数据以获取综合性的环境信息，环保署还通过从不同业务系统中抽取数据，整合形成环境数据仓库(EnviroFacts)。目前，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有害固体废弃物、超级基金场地、有毒物质排放清单、饮用水等大部分业务数据已经整合到数据仓库中，分为大气、水、土壤、固废、有毒物质、设施、辐射、守法等专题。
行业下半年投资思路
1. 智慧城市：传统监测领域在大气监测站向地县下沉、水质监测加大密度、“土十条”提出土壤监测目标几大政策带动下，行业增速进一步提高。而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国家对于第三方运营的大力推广为相关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监测行业作为环保领域技术制高点，我们看好其向智慧环保领域的延伸。
2. 农业节水灌溉：政府水利相关投资持续增长，投资结构从近两年起开始向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倾斜;农业方面，从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华北“节水压采”目标逐步加大投资。此外，农业水价改革、土地流转政策均为行业快速发展提供动力。我们看好PPP模式在节水灌溉领域的应用，从提升企业盈利、增强农民积极性、提高后期运营效率角度，进一步巩固行业快速发展趋势。
3. 海绵城市：两批海绵城市试点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海绵城市建设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开始展现出从中央到省级执行阶段的过渡。虽然截止到2015年年底，超过70%的项目还处于未开工阶段，但我们预计在基础工程完成、盈利模式捋顺后，将迎来大量项目落地，2016年将是海绵城市订单充分释放的一年。
4. 环卫：PPP模式在环卫领域的应用为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思路。环卫PPP相比传统PPP具有资产较轻、没有建设期、回款情况好的优势，我们预计这类PPP项目将在政府财政情况较好、对市容卫生有较高要求的城市推广复制，成为相关企业近两年重要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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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环保、第三方治理为监测企业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大气、VOCs、水质监测市场增量空间广阔
环境监测作为环境治理和环境管理的基础，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加快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强调国家、省市各个控点之间的数据共享，不同监测领域的数据统筹，实现监测的远程化、智能化，并通过分析系统、预警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实现生态环境的科学决策、精准监管和便民服务。
2015年7月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在我国环境监测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方案同“十三五”规划建议一道，提出了环境监测改革的路线图。《方案》提出了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各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互联共享，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监测与监管协同联动，初步建成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具体而言，明确了全面设点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环境监测、污染源监测、生态监测)、全国联网实现生态环境监测信息集成共享、自动预警科学引导环境管理与风险防范、依法追责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与监管联动机制、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与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海陆空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将为环境监测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具体来看，大气、VOCs、水质监测均在现有的基础上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
大气环境监测市场增量空间在“省控点”建设。由于我国大气污染严重，“十二五”期间国家重视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以建设先进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体系为目标，整合国家大气背景监测网、农村监测网、酸沉降监测网、沙尘天气对大气环境影响监测网、温室气体试验监测等信息资源，增加监测指标，建立健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点位管理制度，完善空气质量评价技术方法与信息发布机制。“十二五”期间，形成了以“国控城市监测点”为核心的大气环境监测体系。目前全国已经完成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436个国控大气监测点的建设和运行，未来还将增加国控大气区域监测站点的建设，初定是65个，国控监测点增量空间较小，“十三五”市场增量空间主要来自于监测点位向2854个县级行政单位“省控点”点位的扩展。目前全国有2854个县级行政单位，假定到2020年，普及率达到70%，按照每个县级市建设1个监测站，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大气自动监测子站运行费用10万元/年，仪器设备购置费平均150万元/年，则算上国控点位的增加，“十三五”期间，大气监测增量市场空间为30.9亿元。在污染源监测方面，2016年重点监控废气企业3281家，假设每个企业“十三五”期间安装4台价值50万元的设备，则市场空间为65.6亿元。总计“十三五”期间空气质量监测设备销售9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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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治理监测先行，带动设备销售增量空间。2015年县级以上城市按照50%的普及率，若全部加装VOCs监测设备，按照单价150万元计算，市场空间21.4亿元。根据201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6年重点监控废气企业3281家，VOCs监测普及率假定50%，根据周界监测原则，每个企业安装4台价值50万元的设备，则市场空间65.6亿元。总计监测设备销售的市场空间约为87亿元。
监管趋严，水质监测迎来发展良机。在地表水监测方面，2016年3月环保部印发《“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方案在原有972个国控断面(点位)(其中，河流断面766个，湖库点位206个)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新增，调整后总国控断面(点位)达到2767个(其中，河流断面2424个，湖库点位343个)，净新增1795个，每个监测站平均150万的仪器设备购置费和20万元/年的运行费，“十三五”期间，地表水水质监测共新增市场空间26.9亿元;在污染源监测方面，2016年，国家重点监控的2660家废水排放企业和3812家污水处理厂也将陆续新建会或升级排污监控能力，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按照5参数水质自动监测系统50–60万元/套的价格计算，市场空间约为35.6亿元;在地下水监测方面，国控和省控的约550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覆盖面积将建设污染监测系统，根据2015年批复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将共同建设1个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国土资源部将建设10103个地下水监测站点、31个省级地下水监测中心和信息节点，改建2个地下水均衡试验场、1个地下水与海平面综合监测站，总工期为3年。则全国需要建设1万个左右监测站点，按照目前地下水监测系统10万元/套价格计算，市场空间约为10亿元。综合来看，在水质监测执法从严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水质监测市场空间约为72.5亿元。
“土十条”出台打开土壤环境监测市场。2016年5月，国务院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启我国土壤环境治理市场。其中，在最基础的“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土十条”要求，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统一规划、整合优化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2017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建成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充分发挥行业监测网作用，基本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2020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第三方运营引入，监测企业向运营维护商转型
当前，我国环境监测产业主要以监测设备销售为主，运营维护市场占比较小，2013年运营维护市场仅占10%左右。然而，由于环境监测任务繁重，人手不足;监测站收支两条线，积极性较低;由环境监测站主导的单一管理体制下数据质量受到质疑等多方面原因，政府开放环境监测市场，引入第三方运营受到广泛欢迎。在环境监测领域引入第三方托管运营，实现监测数据的远程化，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减少行政干扰环境数据行为;与此同时，环境监测社会化，也有利于提高监测的质量和效率。引入社会参与环境监测，极大的促进了环保监测公司从提供监测设备向提供监测数据服务转型的步伐。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为监测领域各上市公司开拓了新的领域，同时公司可以通过参与各环保监测网络的运营，整合提供相关数据，参与到环境监测、决策的各个方面，为政府决策和公众服务提供支持，进而通过运营服务获得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2015年2月，环保部印发《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引导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入环境监测的主战场，提升政府购买社会环境监测服务水平，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鼓励引导社会环境监测力量广泛参与，创新环境监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强化环境监测事中事后监管，形成以环保系统环境监测机构为骨干、社会环境监测力量共同参与的环境监测管理新体制。2015年12月环保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提出了目标：环境监测市场化改革迈向深入，第三方托管运营机制普遍实行。到2018年，全面完成国家监测站点及国控断面的上收工作，国家直管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建立健全，对于中央上收的环境监测站点、监测断面等，除敏感环境数据外，原则上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营，逐步实现向市场化的转变，主要采用“托管运营”、“转让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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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方运营逐渐推动的背景下，环境监测企业逐渐从单纯的设备提供和销售商向环境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营维护商转型。然而，第三方运营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例如，数据质量、人员素质等，因而政府需要扮演好监管者的责任，同时提高第三方监测准入门槛，强化问责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环境监测向“智慧环保”延伸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膨胀，传统城市的一些问题开始凸显：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生活安全度下降等，未来传统城市必须进行智慧化转型，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实现城市可持续、和谐的发展。“智慧城市”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2008年，IBM提出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地球”的设想，2009年又提出建设“智慧地球”首先需要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开始兴起。
“智慧城市”是指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的基础在于城市数字化信息的传感、收集、计算、传输和控制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并通过物联网实现城市各系统间的信息共享，继而将信息汇总至云计算中心进行存储、分析，最终形成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智慧环境、智慧生活等领域方面的综合解决方案。
我国在2009年“智慧城市”概念兴起后，一直注重对“智慧城市”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和推进。201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实现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安全长效化。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90个。近几年来，我国智慧城市投资额保持在15%以上，目前智慧城市多数领域还处在探索和试点阶段，市场潜力还未充分释放，预计未来智慧城市的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速扩大，根据研究，2011–2020年10年内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具体将涉及到智慧政务、智慧安全、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医疗、智慧网管九个领域。
其中“智慧环保”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应用领域。“智慧环保”是“数字环保”概念的扩展和延伸，是以物联网、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及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的方式，使环境保护中的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及环保诚信体系等各环节信息共享及协调运作，形成以精准高效、绿色低碳为主要特征的环境保护新模式，为环境保护多个领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例如环境质量监测信息化、环境预警预报系统、环境应急管理系统、水资源综合管理、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固体废弃物监管等。
“智慧环保”主要包括感知层、传输层、智慧层以及服务层四个层次。感知层是通过可以随时随地感知、测量、捕获和传递信息的设备、系统或流程，实现对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辐射等环境因素的“更透彻的感知”;传输层是利用环保专网、运营商网络，结合3G、卫星通讯等技术，将个人电子设备、组织和政府信息系统中存储的环境信息进行交互和共享，实现“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智慧层是以云计算、虚拟化和高性能计算等技术手段，整合和分析海量的环境信息，实现海量存储、实时处理、深度挖掘和模型分析，实现“更深入的智能化”;服务层是利用云服务模式，建立面向对象的业务应用系统和信息服务门户，为环境质量、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辐射管理等业务提供“更智慧的决策”，例如政府进行预警、应急管理，企业进行环境综合管理，公众舆情采集与反馈。其中，“感知层”是基础，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和决策的质量;“智慧层”是核心，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实现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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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环保”作为“数字环保”的延伸，关键是在“数字环保”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感知层技术和智慧层技术的应用和建设，前者主要是指物联网技术，后者主要是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其中，感知层是“智慧环保”的基础，主要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大气、水体、辐射、噪声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感知。具体是指通过综合应用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视频监控、卫星遥感、红外探测、射频识别等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污染源、环境质量、生态等信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与互联网、无线专网进行交互传输信息的巨大网络，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网络连接、识别、管理和控制。
感知层的建设为环境监测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对在线监测设备的普及率、准确性、灵敏性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传统的环境监测企业主要从事设备销售业务，环境监测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高于环保领域平均值3%。在“智慧环保”的发展浪潮中，监测企业未来将需要与软件商、IT企业展开合作，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由单纯的“硬件”设备销售向“软件”与“硬件”协同销售方向发展，强化数据挖掘、数据系统服务等方面能力。
PPP开启“智慧环保”新投融资模式
“智慧环保”项目主要有五种投资运营模式：政府独自投资建设;政府投资，委托运营商建设;政府与运营商合资建设运营;政府牵头，运营商建设的BOT模式;运营商独立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来看，这五种模式政府参与度逐渐下降，运营商参与度逐渐增强，每种运营模式各有利弊，同时适用情况有所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对于资金实力雄厚，可以选择政府自建或政府投资;如果政府缺乏资金，但同时又希望能保证对项目的控制权，则可以选择合资建设等。
“智慧环保”项目投资需要大量资金，如无法运营产生经济效益，最后会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同时为了保证资金使用成效，一般采用后补助模式，通过考核验收后才能拿到补贴。因而，资金问题是智慧环保项目建设面临的挑战。除政府财政支出外，灵活的投融资模式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鼓励民间资本进入，PPP模式是未来智慧环保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为政府节约财政支出，同时投资方可以通过项目后期的运营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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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扶持、PPP创新助力节水灌溉行业快速发展
我国水资源短缺，节水灌溉潜力巨大
中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时空分布不均，且人均水资源不足。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062立方米，仅全球人均水平的34.7%，世界排名第105位，是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一。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逼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严重缺水警戒线，缺水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全国耕地资源紧张，耕地面积小幅下降。在灌溉方面，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2010年的5965万公顷上升到2014年的6454万公顷，年复合增速2.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稳中有升，从2010年的44.1%上升到2014年的47.8%。在节水灌溉方面，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由2010年的2731万公顷上升到2014年的2902万公顷，年复合增速1.5%，节水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呈现波动趋势，在2012年占比最高，为50%，其余各年份在45%上下波动。
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645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7.8%。其中工程节水灌溉面积2900万公顷，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45.0%。在全部工程节水灌溉面积中，渠道防渗节灌面积1280万公顷，占44.1%，低压管灌面积827万公顷，占28.5%，喷、微灌面积787万公顷，占27.1%，其他工程节水灌溉面积8.2万公顷。
由此可以看出，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没有灌溉设施，属于“靠天吃饭田”;55%的有效灌溉面积还在沿用传统落后的灌溉方法。在工程节水灌溉面积中，采用喷滴灌等现代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只是按低标准初步进行了节水改造。相比国外而言，美国的有效灌溉面积为3.83亿亩，不足我国的一半，但喷灌和滴灌面积却占87%左右。以色列80%以上的灌溉面积采用了先进的滴灌技术，瑞典、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丹麦、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家，喷灌和滴灌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例都达到了80%以上。因而，我国无论在灌溉设施建设，还是在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技术升级方面均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分地区来看，各地节水灌溉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最高的5个地区分别为北京(86.9%)、浙江(68.3%)、陕西(62.0%)、河北(61.9%)、内蒙古(58.8%)，而最低的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仅有10%左右，基本上仍采用传统灌溉技术，可提升空间广阔。在高效节水灌溉方面，全国平均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节水灌溉面积比重25%左右，东三省地区、新疆地区的节水灌溉工程有超过50%面积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其中黑龙江(88.4%)、新疆(82.5%)、吉林(74.3%)、辽宁(51.9%);山东等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小于10%，四川、湖南仅在1%左右，大多数地区节水灌溉仍有较大的技术改进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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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视程度提升，市场空间广阔
近年来，中央加强了对于农田水利建设、节水灌溉项目建设等的资金投入。2014年当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4083亿元，其中中央安排在灌区建设、节水灌溉建设、牧区水利项目的资金为114亿元，同比增长6.2%，安排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为378.09亿元，同比增长55.4%。
水利部在2014年就曾提出，四大区域节水灌溉规划：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华北节水压采、南方节水减排：
东北：节水增粮
2012年，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发布了《关于支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意见》，决定自2012年至2015年支持四省区3800万亩农田实施“节水增粮行动”，节水增粮行动的目标任务是：用四年时间，投资380亿元，在东北四省区集中连片建设380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0亿斤，年均增收160多亿元，项目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80以上，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西北：节水增效
水利部2014年印发了《西北地区节水增效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总体方案(2014–2018年)》，全面推进西北地区节水灌溉发展，通过喷灌、微灌、管灌、渠道防渗等节水灌溉方式，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农业产值，改善生态环境。自2013年项目启动试点及2014年正式启动以来，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25.32亿元，对163个项目县次进行了支持，涉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兵团的258个县和144个团场。其中仅陕西省，项目共涉及50个县(市、区)，规划总投资34.6亿元，其中管灌140万亩，微灌102万亩，喷灌28万亩。
华北：节水压采
2015年水利部印发了《华北地区节水压采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总体方案(2014–2018年)》，对华北地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做出了整体部署，通过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利用南水北调、引黄地表水置换等措施，进一步明确压减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目标任务，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其中，河北省水利厅制定《河北省节水压采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总体方案(2016–2020年)》，确定2016–2020年发展节水灌溉面积1500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200万亩，全省节水灌溉率由69%提高到89%，其中高效节水灌溉率提高到77%，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75以上，年增节水能力7.1亿立方米左右，压采地下水6.6亿立方米左右。
南方：节水减排
水利部2014年9月提出南方区域节水减排规划，通过大规模发展节水灌溉，完善大中型灌溉区末级渠系，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大面积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水稻控制灌溉技术，通过3–5年的建设，实现项目区基本农田“少灌水、高利用、低排放”，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水肥利用效率明显提升，重点区域农业排放水质明显好转。
2015年5月，《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发布，规划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全国农业灌溉用水量分别保持在3720亿立方米和373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0.55和0.6以上，农田有效灌溉率分别达到55%和57%，节水灌溉率分别达到64%和75%。发展节水农业，加大粮食主产区、严重缺水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力度，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到2020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88亿亩”。根据规划，未来5年将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88亿亩，如果剩余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都采用喷、滴灌技术，每亩初始投入按700–800元计算，滴灌节水改造的初始投入约为2016–2300亿元;每年更换滴灌带按每亩120元计算，每年更换滴灌带等的投入约350亿元，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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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及各省地区继续加大对于水利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的投入。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要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建设及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大力开展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积极推广先进适用节水灌溉技术。到2020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亿亩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将节水灌溉列为重点工作，提出2016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配合中央文件，各省相继出台了2016年节水灌溉建设的规划目标，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将节水灌溉作为重点任务。其中江苏、山东等地今年规划新增节水灌溉面积超过200万亩，云南、甘肃等地规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100个以上。
在远景规划方面，部分地区也积极开始部署“十三五”工作目标，其中河北省规划建设力度较大，规划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50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200万亩。
农业水价改革和土地流转加快利好水灌溉行业
农业水价改革，靠经济手段发力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价格水平总体偏低，无法有效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价格杠杆无法在节水中发挥有效作用。2014年，我国农业用水的供水平均成本约25.52分/立方米，农业用水平均水价仅有9.23分/立方米，仅有成本的36%，而且2014年农业水费的实际征收率为89.36%。在计量方面，我国灌区末级渠系不配套计量手段和量测水设施不完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省目前仍是通过行政手段按耕地面积亩计收水费，造成了收费水量与实际用水量的不匹配。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通过了《农田水利条例(草案)》，条例中又规定，农田水利工程供水可因地制宜实行丰枯季节水价和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逐步推行定额内用水享受优惠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水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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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政策出台前后，国内多地积极又进一步明确细则，部署农业水价改革工作。例如，河北省在去年10月和今年4月相继发布了《农业水价改革及奖补办法》、《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规划“全面推行计量收费，农业水费收取率达到95%以上。逐步实现成本定价，灌区骨干工程农业水价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末级渠系实行全成本水价;采用定额管理超用加价，超水权或超定额用水加价20%;探索实行分类水价等”。具体而言，河北省制定了“一提一补”、“超用加价”农业水价改革，在现行水价基础上，农业灌溉用水每立方米用水量加收0.2元;对实行“一提一补”农业水价改革的行政村给予财政补贴，连续实施五年。即第一年每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量补贴0.1元，第二年开始逐年递减20%，第六年退出补贴。福建省2016年度选择浦城、连城、霞浦、晋江4个地区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用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目前江苏等多个省正在规划制定各省的《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陆续预期将会有意见和实施细则落地。国家政策指引加上地方细则出台，政策引导、政府投资叠加经济手段的运用，节水灌溉行业已迎来增长契机。
当前农业水价改革目的是将农业水价与供水成本调整到匹配程度，水价的提升将从成本角度倒逼农民控制水费支出，采用节水技术，增加节水灌溉面积;与此同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的建立则有利于提高农民改进技术、在额度内用水的积极性。政策层面正反双重设计，利于节水灌溉面积的提升和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政策推动土地流转面积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近几年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快速增长，2007年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仅为0.6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5.2%，而2015年，我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为4.43亿亩，占比33.3%，具体近几年来土地流转情况如下图所示。全国有8个省市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超过35%(上海71.5%、江苏58.4%、北京52.0%、黑龙江50.3%、浙江48.0%、安徽41.0%、重庆39.7%、河南37.1%)。在几种流转方式中，目前我国耕地流转的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占比分别为46.6%、33.1%。
综合而言，土地流转政策的改革与鼓励、大规模种植的补贴力度加大均促进了农业生产向连片化、集约化转型，从而扩大规模种植面积。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速快，2011年底为52.17万家，到2015年10月已有147.9万户，数量翻了三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利于通过集约而达到规模化种植。在万亩以上的灌区面积方面，近年来也有明显增加，2013–2014年增速放缓，但总体保持增加趋势。一般而言，传统的灌溉技术难以满足大面积灌溉需求，而以喷灌、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则最适宜在面积广、作物集中、规模化程度高的田间推广，土地政策的变革推动为大规模的农业种植提供可能性，将有效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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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信建投证券2016年中期投资策略报告之环保行业篇：把握新趋势，看好高景气细分领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