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萍贴着墙根儿慢慢地走着,时不时抬起头,使劲嗅一下鼻子。在江南的这个初夏的雨天里,湿漉漉的空气中并不能嗅到异样的气味。但她还是努力踮起脚,双手扒在墙上,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要神经质了。”她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与王玉萍一墙之隔的,是一片巨大的化工厂遗址。从2015年12月开始,这片处在修复中的土地开始不断有异味飘散出来。随后,与之有近百米距离的常州外国语学校(下称常外)的学生家长们开始反映,许多孩子出现血液检测指标异常、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并将这些问题的根源指向这块土地。
家长群里每天的讨论让王丽萍坐立不安。“今天说这个孩子检测出来问题了,明天又说哪个班又有多少孩子没去上课。”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几个月来,王玉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都要骑电动车围着这块地转一圈,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她每天醒来以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学?”
王玉萍不能确定孩子的身体问题是否跟这块土地有关系。即使是2016年4月25日常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有关情况通报”以后,她仍然感到茫然。通报称,“根据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和学生家长提供的909人就诊体检资料分析,甲状腺结节247人,成因不明,但近年来在一般人群中检出率有大幅增高趋势;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其最常见原因是感染……环境流行病学相关研究分析正在进行当中。”
看到这份通报后家长们都觉得,学校搬离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是他们几个月来抗争的诉求;也正是他们的抗争,将这所学校和这座城市突然间置放到强烈的舆论关注焦点下。对于是否让孩子从这所当地最好的中学转学,许多家长仍在面临两难的选择。
“棕地”上飘来一股味儿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上的这块空地正对着常州市外国语学校的北门,曾经是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农药厂、常州市华达化工厂、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三家化工企业所在地。
三家公司中历史最长的常州农药厂建于1958年。已经在附近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马然犹记得当年的盛况,“当时厂子周边都是村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周围的村民很多都在这里上班。”在马然的印象中,当时就有不少人投诉工厂周边味道太重。不过,“每次都是赔点钱,不了了之。没听说有什么人出现大的健康问题。”马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2009年开始,常州市新北区按照规划开始启动三家企业的搬迁工作,并最终于2011年完成全部搬迁。如今五年过去了,这块近400亩的土地仍被严严实实地“捂”在大约3米高的围墙中,显得分外寂静。马然曾觉得,这块地简直是被人遗忘了,一直荒废在那里。“直到2015年,这里才开始有动静,说是要建设一个大的商场,周边的人都挺高兴的。”
马然所说的“商场”,即是菲律宾SM集团计划投资建设的43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投资总额为2.9亿美元,项目占地约288亩,原本预计于2016年前后竣工。SM集团与常州市新北区的接洽最早可以追踪到2011年11月。一份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编制的《三江口地块土方开挖及桩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根据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与菲律宾SM集团合作协议,该集团将在常隆地块开发建设购物中心和城市住宅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如果这一协议得以实施,这里应该已经成为一片繁华的商业区。然而如今,它却因“常外事件”被媒体描述为一片“毒地”而静静地“躺”在那里。
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旧工业区逐渐被迁出城市,也留下过大量的工厂旧址。这些废弃的或未充分利用的、已知或疑为受到污染的用地又被称为“棕地”(brown fields)。这一被赋予“色彩”的概念显然比“毒地”的说法更形象且客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即开始致力于棕地的修复。例如,美国环境保护局将全美划分为10大区域,对各区域的棕地再利用成功案例进行统计。截至2014年4月,美国累计有44822英亩棕地被修复再利用。欧盟也建立了多个污染土地修复的协调组织,并建立了棕地修复利用的法案。
而在中国,关于废弃工业用地的修复工作才开始不久。直到2013年,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在一次论坛上还提到:国内的土壤修复工作几乎没有开动。SM集团似乎对棕地的修复有明确的要求。常州市新北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李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看中了这个地块,但前提是区政府要出资将土地修复完毕。”
2014年3月,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由常州市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黑牡丹公司)负责施工。一份黑牡丹公司向江苏省环保厅报送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三家企业使用大量的有毒有害化工原料,部分化工原料及其中间产品具有高毒或致癌性。报告指出,“原企业搬迁后遗留的已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成为该场地的主要污染源;该场地地下水大都受到污染,是该场地的一个面源污染。”
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副局长高月锋也向媒体证实,2011年至2013年开展的污染调查显示,整个常隆地块26.2公顷范围内,有一半左右的面积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污染。他将原因归结为,过去老企业的生产工艺落后,且环保要求也不高。
新北区环保局在批复黑牡丹公司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审批意见》中提到,这块400亩的土地的修复资金超过3.9亿元,主要用于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
《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一份污染场地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显示,黑牡丹公司针对污染土壤,主要采用“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场地-6米以上的污染土壤挖出,利用现有新型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装置,作为水泥厂原料资源化利用,而对-6米以下未达到修复目标的污染土壤采取隔离的措施。
意见强调,要“建设一座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密闭大棚用作堆场及分选场地”,作为防止修复施工造成空气污染的措施。按计划,大棚内会配备换风设备,以使得废气处理后能够排放出去。
“常外”学生闻到的气味及可能由此而引起的身体反应,证明了施工方并没有按照以上意见开展施工。对此,2016年4月18日,修复工程方案设计指导单位常州市环科院院长徐圃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并没有按照方案进行封闭操作,而是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最终使得气味刮到校园里。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曾做过类似场地的修复工作。“大棚的搭建能有效防止土壤中的异味扩散,最大限度降低异味对周边百姓的影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表面看是一个大棚的问题,实质上却是有没有这个意识和专业能力的问题。”
王玉萍就闻到过由这块土地散发出来的气味。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抱怨学校北边传来的刺鼻气味时,她骑着车到了场地门口,看着挖土机在那里作业。“那个味道,混合着农药味,让人很难受,我想吐,又吐不出来。”
2016年1月12日,常外的家长要求学校搬离的呼吁使得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上学期的教学工作,并取消了原定的期末考试安排。“寒假作业都是寄到我们手里的。”王玉萍说。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是2016年1月15日,当时上百名家长集合在常外的南校门那,要求给个说法。王玉萍是下午五点多到的,一直站到了凌晨四点钟。“天特别冷,但是并没有人离开。”王玉萍说,“但是到最后,并没有等来一个说法。”
“这个学期开学第一天,我没有让孩子去报到,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总不能让孩子一直待在家里。”王玉萍着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地块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
对环评“超车”
“唯一出现问题的,就是修复工程没有按照计划完成。”李湘想了半天,最终将原因归结在“误工”上。根据修复意见,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开始于2014年3月,本预计在2015年的4月到5月完工,但进程并没有想象得顺利。徐圃青说,到目前,工程实际上只完成两期目标工程的一半。
“2014年经济形势不好,负责接收、焚烧受污染土壤的水泥厂由于不景气、水泥产能利用率不好,所以处理得慢了一些。”李湘说,如果修复能够按照进度进行,在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搬迁之前就能完成修复工作,“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
但李湘似乎对棕地修复问题想得过于简单。美国最早是在1980年11月颁布《环境应对、赔偿与责任综合法》(也称“超级基金法”)时提出“棕地”概念的,导致这一法案提出的“拉夫运河事件”是美国环境治理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正是由于在填埋了工业废弃物的拉夫运河河谷上建立学校和居民社区而引发的一次严重的环境健康事故。拉夫运河的污染物清理工作直到2004年才宣告完成,用时24年,耗资4亿多美元。
2015年8月20日,“常外”搬入新校区,当时,不少家长担心的是新建学校造成的装修污染。王玉萍孩子所在班级的家长们还凑钱买了不少绿植搬进教室,家长还集资为教室安装了空气净化器。
他们没有并想到百米以外的常隆地块可能带来的污染。不过,“常外”发布的该校建设前的环评报告却提到:项目北侧常隆(华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故本项目地块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同时常隆地块开展修复后,会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然而,王玉萍及其他家长并没有接收到任何相关信息。
“常外”建设的环评报告显示,学校建设从2011年12月开始前期准备,2013年9月竣工,预计需22个月完成。环评批复的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该校校长曹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学校是在得到环评批复等文件后,才提出规划选址申请的。
不过,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一份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于2011年所作的《常州市天合学校+常州市外国语学校》的项目报告指出,常州市外国语学校作为常州市高级中学的分校以及天合国际学校将于2011年破土动工,选址在项目用地位于常州北部新城,“两所学校相依而建,设计力求合理布局、集约发展,实现教学设施、课程建设、师资配备等方面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
换句话说,早在2011年,常州市外国语学校的选址就已经确定,当时,距离常隆地块搬迁完成仅有6个月左右。随后,天合国际学校按照规划进行了建设和招生,而“常外”的搬迁则比计划有所延期。天合国际学校一名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两所学校确实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建筑风格也是一致”。
由此可见,“常外”新校址的确定时间远在环评批复之前。“如果不是当时引入项目的公司要求进行土壤修复,常隆地块是否会造成中国的拉夫运河事件?”一位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为什么要将学校建在这里?
“我们引进这个项目真的不容易。那么好的一个项目,真可惜。”到现在,李湘都想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新北区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项目来带动,无论是化工厂搬迁,还是修复污染土地,我们都是想改变周边的环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北区的做法是中国城市“退二进三”(指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缩小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政策的一种体现。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业外迁。随后,包括常隆农药厂在内的几家工厂被停产或者限制生产。
2014年,根据县域危险化学品企业数量和近年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现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确定26个省(区、市)的60个县(市、区)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重点县(市、区),新北区就是其中一个。数据显示,常州4524家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大多仍分布在新北和武进两个区块。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不断发展,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已经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新北区乃至整个苏南重工业区的转型压力可想而知。引进项目是新北区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这可以从新北区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窥见一二。2013年,新北区区长吴晓东将“千方百计招引大项目”列为2014年新北区工作的首要内容。在报告中,他将“项目为王”确立为新北区的发展理念,并声称要举全区之力引进一批大型工业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在中字头、国字号和世界500强企业的引进上求突破,在引进总投资超50亿元、5亿美元的重特大项目上求突破,在千亿级产业布局上求突破”。
“一个地区要引进一些项目,必须要让项目方看到该地的发展潜力,新北区需要优质的资源帮带。”新北区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说,“必须要有一些过硬的资源,才有可能吸引更优质的资源。”在他看来,常州市外国语学校就是这样的资源。
在王玉萍的眼中,“常外”也是“好得不得了”。这所由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省常中)于2001年独资创办的学校,在2015年中考中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省常中2015年的高考一本录取率为84%,而江苏省全省一本录取率仅为9.6%。
王玉萍的孩子读七年级。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她就给孩子定下了考“常外”的目标。王玉萍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选拔时,孩子班里的市级三好学生都没有被录取。”
直到2015年,王玉萍才知道“常外”将要搬迁到新北区。但她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对她来说,一所好的学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孩子上学,她关闭了已经开了多年的品牌服装店,在学校附近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特意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将‘常外’选在这个地方?这不是随便选的。每个决定都是依据于城市的发展规划。”常州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常外”的搬迁,既有学校扩张的考虑,也有出于带动新北区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扩张中,利用教育资源带动发展是许多地方官员采用的思路,其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击中”了家长致命的需求。王玉萍说,“我们不怕上学远,我们有各种解决措施,”她说,“可是,为什么学校非要选择建在这个位置,对着一块‘毒地’呢?”
土壤修复难题
2016年1月后,随着“常外”家长的抗争,常隆地块污染场地的修复停止。随后,土地的使用性质也被调整为绿地建设。据报道,常隆地块将并入三江口公园的建设。
在媒体对“常外事件”进行密集报道之后,4月25日,常州市委、市政府发文公布了原常隆地块修复处置过程中存在的四点问题,包括:新北区没有按时完成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学校在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未完工情况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搬迁,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要求落实防护措施,新北区监管部门对地块修复的监管工作不到位等。
在此6天之前,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演讲时指出,不少大中城市面临着由于过去的重污染行业、企业关闭或者搬迁,给城市遗留下大量的废弃的污染场地。“这些场地的再开发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需要我们去高度重视。”
2014年首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显示,从点位监测看,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达到16.1%,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高达19.4%。此外,重金属镉污染加重,全国土地镉含量增幅最多超过50%。
然而,调查结果从一公布就被诟病太笼统。“当前我国还没有公开的土壤污染信息,污染详细情况缺失,使得土壤保护和污染治理,缺乏法律的支撑。”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吴启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数据不详的土壤污染信息相伴的,是我国出于起步阶段的土壤修复市场。《2016年中国土壤修复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约43.75%土壤修复项目规模较小,集中在5000万以下。2亿以上的相对大规模项目比例仅占18.75%。与美国和欧洲分别已修复30283处和80700处污染场地项目相比,我国已修复的场地数不超过200个。
201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修复公司开始参与到土壤修复的环节中去。北京大学教授刘阳生犹记得,2010年之前,全国涉及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企业不超过20家,其中真正具备专业能力、“叫得出名字的”只有5家左右。而到2013年,专委会掌握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而如今有1000多家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把土壤修复项目变成了土石方项目,一些项目甚至交给包工头干。在他们看来,这比盖房子简单多了,盖房子要挖得很深,还要夯实,这个只要挖出来扔掉就没事了。土壤污染修复是一个技术项目,但很多地方干成了一个工程项目。”刘阳生在一次发言中指出。
这种状况与目前国内土壤修复资质的判定标准密不可分。土壤修复很多资质是由住建部门颁发的。土壤修复企业需要获得很多建筑方面的资质,如施工许可证完全是按照盖房子的要求来设定,要求施工单位具备高空作业安全证,配备相应的电焊工,对脚手架搭建也有要求等,与土壤修复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土壤修复项目的评价也在专家的考虑之中。“如何判断土地的修复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后期的评估手段有哪些?”在吴启堂看来,目前土壤修复行业缺乏后期的风险监控和评估。
常州外国语学校校园北边的地块停工之后,王玉萍就很少再闻到什么味道了。但是有一天,孩子回来跟她说了一句话,“妈妈,有些毒是没有味道的。”王玉萍绷不住,眼泪掉了下来。“这些污染的土地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让人放心?”她问。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玉萍、马然、李湘均为化名)
原标题：【中国新闻周刊】常州：一所学校和一个危化重点区域的转型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