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炒热了总氮？

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把总氮指标炒热，以至于许多污水处理厂的专家纷纷撰写文章，讨论总氮、总磷指标到底怎样造成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其实，这一争论起始于2006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下文把本来用于考核回用水的一级A标准作为排放标准使用。在不考虑技术可行性的条件下，任意提高了排放标准。因为一级A标准的初衷是为处理厂出水回用，不回用，则没必要达一级A。暂且不提回用水标准为什么定总氮指标，但实践告诉我们，达一级A标准的关键不是COD、氨氮，而是总氮。为总氮达标，需要增加碳源，如点滴甲醇，这样做违背了保护环境、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初衷。在2010年制定“十二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时，住建部专家郑兴灿提出：鉴于一级A尚无可靠达标方案，建议暂不执行。“十二五”规划指导组一致同意这个意见，没有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达一级A的要求。当时，国家发改委为批复丹江口库区污水处理厂达标标准时，也实事求是的征求专家意见，将达一级A标改为达一级B，总氮之热，少许缓和了一阵。

在全国加强排污控制的呼声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再次把回用水标准作为排放标准，并进一步把地面水IV类水质标准作为排放标准的特别限值，一个回用水标准、一个地面水标准，都成为排放标准限值，使最难达标的总氮也炒到最热。

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对总氮、总磷营养物的控制，首先是导向失误，城市生活污水控制氮磷的任务应优先贯彻清洁生产源分离，推动城乡营养物绿色大循环，来减少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氮磷污染物，而不是在污水处理厂盲目提高总氮、总磷等营养物指标的排放限值。其次，是对提高总氮控制指标与地面水湖库总氮指标达标的作用缺乏分析，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是农业面源，至2013年化肥使用就达5912万吨，配合农业部2020年化肥封顶、8亿亩稳产高产田土壤有机质提高0.5%的战略行动，应该是控制氮磷污染的主战场。第三，制定氮磷控制指标必须突出地域性特征。我在《水质基准与水质标准》一书的前言中，特别指出“美国2000年特别颁布了《营养物基准技术指南》，将美国划分为十四个独立的生态区域，集中在总磷、总氮、叶绿素、透明度四个指标上进行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用统计方法确定各区基准值，而不是用实验方法确定。要求区分人为活动营养物与天然营养物所造成的富营养化差别。由于中国没有营养物分区调查、评价的系统资料，对于中国水质标准的总氮、总磷指标值确定，显然缺乏充足的根据，特别是人口密集的我国东部湖泊水库，更因区域汇流带来的总氮、总磷营养物而一筹莫展。中国应特别重视美国开展的营养物调查动向和科学方法。”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分区调查的报告仍未出台，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可以一刀切的提高总氮、总磷排放标准的理由吧。

说心里话，炒热总氮还打着防治富营养化的旗号将地面水标准值简单变为排放标准值，我十分担惊害怕，因为总氮指标最复杂，仅是评价富营养化程度的指标，在GB3838-2002标准中，我就建议把总氮、总磷从湖库标准中拿出来，像美国一样，另定富营养化评价标准，不要做为执法指标。现在，变动尚未有动静，又做为排放标准依据，这就跟处理厂每天的运行费挂上钩，每天流的是真金白银，压力山大，总氮承受不起呀。

总氮理论上包括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有机氮，但绝不能简单相加，因为各指标又各有基准依据，执法时，必须考虑总氮和这些指标的复杂组合关系。比如氨氮、硝酸盐氮是总氮一部分，但硝酸盐氮水质基准为10，定标准也为10。标准中氨指标限值与总氮相同，因为氨氮严格依据水质基准，总氮则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标准的最大值再乘大于1的倍数，己成为全世界总氮最宽松的标准值，也就是V类2.0，IV类1.5。由于没有分区数据，总氮的科学依据与氨氮不在同一水平，用总氮单指标评价水质科学性就不够，引为排放标准依据，当然就更不够了。

期待管理者不要简单地把地面水标准转化为排放标准，标准制定者也不要简单地使用地面水标准的某一指标来制定排放标准限值，失误就在于过于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