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雾霾敲响警钟 “大气十条”完成堪忧？

突如其来的一场雾霾，给原本乐观的“大气十条”中期评估敲响了警钟。

从11月7日开始，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持续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沈阳全市PM2.5均值一度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雾霾指数甚至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是国家安全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40倍。

而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介绍，环保部正在委托组织第三方为2013年9月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进行中期评估，结果可能在明年两会前公布。

“此前，业界普遍对中期评估的结果比较乐观。”贺克斌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但这次雾霾“刺激”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大气十条”提出的“2017年力争消除重污染天气”现在看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由悲到喜

2013年初的一场重度雾霾，让全国上下突然意识到了治理空气污染的紧迫性。当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亲自部署编制“大气十条”的任务，仅仅用了3个月，“大气十条”就正式出台了。

其中，提出了到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要分别下降25%、20%、15%左右，而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则要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对此，很多业内专家都持悲观预判，贺克斌曾经预警称，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依然难以完成PM2.5浓度比2012年下降25%的任务。而在2014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的表态也显得非常悲壮：“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强压之下，“大气十条”的实施效果却超出了人们预期。11月16日，国际环保组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大气中国2015：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称，2014年与2013年相比，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五项污染物均实现了平均浓度下降，空气改善效果初显。

京津冀区域2014年的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12%，幅度前所未有。贺克斌透露，有的市长甚至乐观地问他，“大气十条”的任务是不是两年就可以完成，第三年就能“抓经济”了?

成效大源自于力度大，贺克斌兼任着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他发现，河北省是由省长张庆伟直接主抓大气污染防治，出席联席会议的都是各个厅的一把手，会议现场直接布置任务。过了半年再开会，张庆伟会问各个厅上半年布置的任务完成情况如何，完成不好的当场就会批评。

国家层面也为“大气十条”配套出台了三大政策，有人戏称其为地方政府的“三座大山”，包括：明确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环保部每月对空气质量最差和最优的城市进行排名，治理不利的城市政府则会被约谈，这“三座大山”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同时，宏观经济降速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同比2013年下降了2.9%，为本世纪以来的首降，这对减少污染无疑也是帮助巨大。

然而，近期在东北地区发生的重度雾霾却给人们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与统计数据相悖的是，此次雾霾是2014年辽宁全面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以来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污染最重的一次雾霾。

“从老百姓的感受来讲，‘大案要案’要灭掉，这次没有灭掉，值得反思。”贺克斌表示。

从“轰炸”到“巷战”

对于“大气十条”的任务，贺克斌将其形象地比作“摘桃子”，过去两年已经把“伸手就能摘到的桃子”都摘完了，未来就得“搬梯子”、“用钩子”才能摘得到。

以上海为例，2014年的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16%，但今年前两月却不降反升，反弹了14.1%，这说明巩固工作同样不易。

目前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那些“传统上不管”的领域，例如，北京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都完成了，但四五环之间的城乡结合部仍有许多棚户区在使用散烧煤，单个体量小，但加起来排放也很厉害，与其相似的还有前段时间热议的秸秆焚烧问题。

“过去用空军、炮兵轰炸的做法已经不灵了，未来将要进入巷战。”贺克斌说，“要把那些小的燃烧点，分散的VOC排放点一个一个收拾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没那么简单了。”

此外，缺乏科学指导也是一大问题。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空气质量专家万微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例子，在做VOC治理时，需要给储气罐上面加一个顶，但有的化工企业说这样会爆炸，而环保部门则无言以对，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发生爆炸。

贺克斌表示，与雾霾形成有关的有三套数据，即：污染物浓度值、气象条件和排放源，气象局可以提供气象方面的数据，环境监测站可以提供污染物浓度值，但排放源数据目前大部分城市都是没有的。这就造成各地一遇到雾霾天气只能拿气象说事，因为排放源数据“说不清”。

“排放源是内因，气象条件是外因，对内因的掌握程度不全，就很难说找准了原因，做对了事情。”他说。

而目前建立起本地排放源清单的只有少数几个“做过大活动”的城市，包括举办过奥运会的北京，办过世博会的上海，还有广州、南京、深圳、成都等。北京与上海的源解析结果揭示，城市机动车污染、区域传输、燃煤是空气质量问题的三大症结，当地政府据此“对症下药”，做出了淘汰黄标车与老旧车辆、车辆排放标准与油品升级、控制燃煤消费总量、划定禁燃区、区域联防联控等对应措施。

除了以上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环保局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来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其实是最大的困难。

关于此次东北雾霾的成因，有专家就曾经表示，是因为此前东北经济低迷，总理亲自视察，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开始对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大投资，以拉动GDP，结果搞出如此严重的雾霾。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关于2017年能否完成“大气十条”的目标，这取决于我们愿意放弃什么样的经济增长，以及政府用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治理力度到底有多大，这决定了2017年的目标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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