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难以驱动政策议程

《柴静雾霾深度调查：穹顶之下》甫一推出，很多评论者就把这部纪录片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媒体座谈会上也提到，在他看完《穹顶之下》后，想到了《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

众所周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女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作为一部对美国国内滥用包括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在内的杀虫剂所可能造成环境和健康危害的调查报告，此书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现代环保主义的奠基之作。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把它评价为“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一部纪实著作”。该书直接推动了美国环保部(EPA)的成立。很多评论家认为，该书对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影响，不亚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废奴运动所起的作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尤存，这也间接地反映在这次对《穹顶之下》的公众讨论中。

那么，《穹顶之下》能否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环保运动，产生像《寂静的春天》对西方环境运动那样的影响力?在中国“两会”正在召开的当下，我们能期待该片对中国的环境和能源政策有一个直接促进作用吗?通过对《寂静的春天》推出的前因后果作一个回顾，并就两部作品的背景、传播和政策影响上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到，《穹顶之下》既有与当年《寂静的春天》非常相似的经历，也有着其独特的挑战。

1950年代末，卡森开始着手写作《寂静的春天》。就像柴静对于中国观众一样，在此之前卡森作为一名以环境问题为关注点的调查作家，就已经为美国读者熟知。比如，她的关于海洋生物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一书，获得了195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经过3年的研究和准备，《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1963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的“总统特别科学委员会”通过调查作出了支持该书的结论。在之后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卡森的政策建议也得到了采纳。

尽管卡森1964年死于癌症，但是《寂静的春天》的影响持续发酵。1970年，美国环保部成立，并且剥离了原来由美国农业部所承担的对农药的管理职能。同时，美国的环保组织从数量到人数上都快速增加。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会员在1959年到1970年间增加了将近6倍。新的环保组织也不断涌现，如1967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基金”，1969年成立的“地球之友”，1970年成立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

撇开卡森的个人因素，《寂静的春天》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在这三个方面，今天的《穹顶之下》既有相似的机遇，也面临独特的挑战。

首先，《寂静的春天》应运而生，契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大背景。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些中产阶级不再向他们的父辈一样，为衣食所忧，而是更加看中生活的质量，包括他们所身处的自然环境的质量。另一方面，60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在社会上特别是年青人中，希望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文化被广为接受。在这一背景下，该书着眼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关切，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

这些与今天的中国有几分相似。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批的中产阶级，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又有自身的诉求。在这个大背景下，与《寂静的春天》一样，《穹顶之下》反映了当下与社会主流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容易形成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事件。

当然，50年前对《寂静的春天》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美国国内。而今天，《穹顶之下》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中国的本土环境运动可能会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是，本地空气污染问题和包括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交织在一起，对后者的关注可能会促进中国本地环境问题的解决。二是，全球化也给今天观看《穹顶之下》的部分中国受众，提供了一个“移民国外”的选项，或许会因此减少一些人亲身参与本地环境运动的动力。

其次，《寂静的春天》的快速转播，并迅速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得宜于针对不同人群的三个主要传播渠道的共同发力。该书首先在《纽约客》这一面对大都市精英阶层的媒体上节选刊载。之后推出单行本，把深奥的科学问题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加以呈现，并提供了详细和严密的论据和参考资料。最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纪录片，把该书的影响推广到美国大众。虽然卡森之前对电视这种形式有所抵触，但是事实证明，CBS的记录片给该书带来了最大的受众群。

在内容制作和信息传播上，显然《穹顶之下》有当年《寂静的春天》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但是两者在传播中，又似乎有相似的经历。两部作品在舆论中，都遭遇到来自不同阵营的批评声。最先是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比如，《寂静的春天》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包括杜邦公司在内的杀虫剂制造商和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数家化工公司威胁对该书和出版商提起法律诉讼，并准备了大量的反驳文章。美国全国农业化学产品协会也专门拨出25000美金用于针对该书的公关活动。相似地，在对《穹顶之下》的反对声中，就有来自包括石油公司从业人员等的批评。这些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和辩护声，是可以预见的;只要是基于事实，也是值得期许和听取的。

有意思的是，在《寂静的春天》的例子中，美国全国化学协会在50年后声明认为，“卡森的著作推动了化学家在应该如何实践自己学科上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帮助建立了化学家在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新的角色。”基于此，美国化学协会在2012年授予了该书“国家化学里程碑”的荣誉。

对两部作品的批评还有些来自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而这些批评主要包括，作者并非来自这一专业，呈现的论据和论点也不够平衡。但是，也有很多知名科学家和专业研究人士对当年的《寂静的春天》或今天的《穹顶之下》表达了支持。比如，在该片播出后，一位环保和能源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应该对柴静“心存感激”。另一位大学教授也发文认为，“柴静花1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无数环保专家、耗费数亿元也没有完成的工作…让我们(这些环保专家和科研人员)很惭愧”。

还有的批评则超越了讨论的事物本身。在对《寂静的春天》的攻击中，有的是基于作者的女性身份，有的则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当时一个杀虫剂生产商声称，该书是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美国经济。这些，在《穹顶之下》传播中，似乎都已经遭遇到，只不过这次“共产主义阵营”，换成了“西方敌对势力”。

在对两部作品的批评中，还有些是基于明显的信息误读。比如，对《寂静的春天》的批评中，一直就有把发展中国家疟疾的发病率和该书号召减少DDT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说法，类似“《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云云。在最近对《穹顶之下》的讨论中，一些评论也引用了这一说法，作为批评该片的依据。事实上，这一说法原本来源于一部美国虚构小说中主人公的对白。实际的情况是，《寂静的春天》以及卡森本人，从来没有要求全面禁止使用DDT，而只是反对DDT大面积、无区别的滥用。DDT在抗疟疾的使用上，在世界范围内也从未被禁止过。在2001年各国签订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DDT对抗疟疾的使用被列为特别允许项目。有研究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主动减少DDT的使用，只是因为蚊虫的抗药性增加而使得DDT灭蚊效力下降。在中国，直到2007年DDT才停止生产。

最后，政治家的个人决断，以及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制度，对把《寂静的春天》的公众讨论，转化为相关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该书引起舆论巨大反响之初，作为一位极具洞察力的政治家，肯尼迪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有助于实现他的名为“新前线”(New Frontier)的一揽子政治目标的机会。因此，在《纽约客》杂志系列文章发出2个月后，肯尼迪就任命了一个“总统特别科学委员会”，调查该书中呈述的内容，这样既使调查具有公信力，又绕过了现有的政府机构，避免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同时，在议员独立发起的针对该书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中，对该书有重大争议的各方代表，包括卡森本人，都被邀请出席作证。听证会全程公开，听证会的结果成为了议员提出议案的依据。

在某种程度上，《穹顶之下》关注的问题和诉求和当前中国政府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的政策导向有相当的一致性，理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对该片的公众讨论中，从一开始官媒的正面评价，到视频和相关稿件已然从国内所有主要媒体撤下，政府患得患失的态度耐人寻味。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这部片子最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对这样一部独立制作，通过网络传播，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体制外作品”的处理手法。

尽管政府的环境部门显然乐见《穹顶之下》这样一部作品把治理雾霾置于全民的关注之下，“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会中，环保部长陈吉宁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大力治霾的决心，但是挑战在于，在中国显然有高于环保部的政治逻辑，正如陈部长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谈及该片。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政府显然亦不愿看到此片过于成功，换句话说，这或许说明“体制外作品”能否进入中国政府议题仍是未知数。

原标题：《穹顶之下》难以驱动政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