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们必将兑现我们对世界的承诺，提前完成“30 · 60”双碳目标，但肯定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克服特殊困难。双碳目标将是中国凤凰涅槃的一次华丽转身，将是我们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将立足并服务于中国自身，但也会积极汲取世界各国的技术、经验与教训，并反哺于世界，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
经济学家圈近期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
以下为采访全文：
经济学家圈：您怎么理解碳达峰碳中和？您认为我国有可能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吗？
许勤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大势，特别是深化后疫情时代绿色转型，塑造未来全球秩序，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集中体现在当前碳中和进程中。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定义，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为二氧化碳移除在全球范围内抵消人为二氧化碳排放。碳中和不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愿景，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核心指标，用以表明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或企业是否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碳中和是碳排放与碳去除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年总量的排放在某一个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逐步降低，是实现碳中和的一个必要过程。总体而言碳达峰与碳中和就是一个通过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整体碳排放总量，从而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全球气候治理实际上是全球从过去依赖化石能源转向绿色发展，但是过程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也是各方的共同认识。尽管全球可再生能源大幅增长，但全球碳排放总量趋势仍在上升（2020年全球碳排放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幅下降），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达到了59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2e）的历史新高。这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全面采取更大力度的行动，加快全球性碳达峰、碳中和进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当中，全球秩序已经进入动荡调整期。在后疫情时代，大国竞合和地缘政治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在上述大背景下，碳中和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涉及到经济、环境、社会和国际合作等多领域，涉及到国内、区域和全球等多维度，涉及到国际组织、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等多级主体。《巴黎协定》被广泛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全球行动框架。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之际，一场前程远大的碳中和运动正在全球兴起，并呈现出大国和主要经济体引领碳中和的特征。全球温室气体占比超过65%和世界经济占比超过70%的国家将作出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根据Net Zero Tracker网站统计，全球已经有南美洲的苏里南、亚洲的不丹已经实现了国家碳中和。2021年4月19日，美国与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召开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增强了全球共同落实《巴黎协定》的决心和碳中和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国际显示度更加强烈。全球碳中和将需要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动。近年来气候政治发生了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转变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力地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二个转变在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变革将会付出灾难性代价。
后《巴黎协定》时代碳中和将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全面变革，事关各国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与治理问题。《巴黎协定》展示了各国对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明确承诺，并向世界发出了清晰而强烈的信号：走低碳绿色发展之路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选择。[]碳中和进程要求各国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本国与世界的气候治理关系，同时也是一场新旧发展动力、新旧发展关系、新旧发展秩序等的深刻较量，而加快形成适应碳中和要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国际合作方式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要求。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未来中国在碳中和的总投入将超过100万亿人民币。根据《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碳减排量相比2005年下降了48.1%。不仅兑现了此前的碳减排承诺，还超过了原定下降40%—45%的目标。根据我国政府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承诺和决心、相关的措施及达成效果来看，我国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可能的。
经济学家圈：我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对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许勤华：迈向碳中和这一全球性共同目标下，各主要经济体不仅要以降碳为重点方向发展，而且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牵动全球秩序的再塑造。随着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危机等多重叠加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气候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议题，并与大国合作、竞争相融合，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气候变化危机不断凸显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也从外部要求变成了内部发展自主诉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建构过程中，各主要经济体重视发挥碳中和的导向作用，培育经济社会新的增长点，从而实质性形成了气候变化发展共同诉求和共同体，成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压力下，我国很多传统产业会迎来深刻变化。短期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得到调整。比如化石燃料消费方面，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7年的数据，发电与供热行业占我国总碳排放量的41.6%，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在2050年，全球电力消费会继续增加到现在的2.5倍。但是为了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我国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会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利用，重视低碳电力，发展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产业。
长期来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改变。实现低碳目标有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链，包括了能源行业、农业生产、交通、材料生产与运输等。这将会催生与扩展低碳商品市场，逐渐以科技经济导向，通过科技帮助实现低碳经济。而碳交易也将得到重视，中国会进一步活跃碳交易市场，鼓励促进企业的低碳行为。除了供给侧，消费侧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消费方式如集中式到分布式，挟裹商业模式如从智能式到智慧式的全然改变，这是从行为偏好上，心理选择上来说的影响，
短时间对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根本性的；长时间对经济的影响是综合的、持久的、更迭性的。
经济学家圈：能源、建筑行业等高耗能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这些重点行业如何把握机遇？能源数字化能否助力？
许勤华：（1）能源领域。当前，能源投入结构的调整在减排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最终需求来看，未来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带来的能源消耗是不确定的，比如5G的能耗、电耗可能更高，针对于需求侧的作用效果并不确定，所以从能源投入侧入手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在能源领域，电力部门的碳中和可能早于其他部门的实现，路径就是电力行业零碳化，其他行业电气化，所以电力部门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今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从2020年我国各类机组装机比例来看，火电占比57%，太阳能和风电合计占比24%，而从发电量来看，太阳能和风电合计不到10%，这是因为太阳能和风电利用小时数较少，因此发电贡献比例低于装机比例。到2060年，我国新增电力系统结构中太阳能占比一半，风电占比30%，而火电则要降至3%-4%。
（2）建材行业。国家和行业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等效果显现，建材行业碳排放2014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4.8亿吨以下波动，但建材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仍面临重重关卡，未来应设定科学碳减排路径，制定碳达峰路线图；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减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推广；积极探索碳核查方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做好商业转化研究；相关企业要积极参与碳交易。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推动下，建材企业将迎来新机遇，也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建材企业要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节能减排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企业间加快联合重组，加强资本、产能、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升行业集中度，发挥规模效益，优化市场布局。
（3）能源数字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兴起，“大云物智移链”等数字化技术与能源产业有机相融，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动力，如AI+资源采掘业，又如区块链技术的使用等。能源和资源数字化后，将得以智能化分配，并明确如何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能源，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根据IEA《数字化和能源》预测，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使油气生产成本减少10%～20%，使全球油气技术可采储量提高5%，页岩气有望获得最大收益。仅在欧盟，增加存储和数字化需求响应就可以在2040年将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弃电率从7%降至1.6%，从而到2040年避免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与此同时，数字化还可以使碳捕获和储存等特定的清洁能源技术受益。数字化应用的普及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
经济学家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转型面临哪些严峻考验？
许勤华：在2021年5月的国际能源署（IEA）新发布的“《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行业路线图》（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报告里提出的全球碳中和路线图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需要全球在2021年底前需要停止所有新的煤炭项目的投资。煤炭作为碳排放量最高的能源，减少其使用是达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作为煤炭开采、投资和使用的全球第一大国，中国对如何停止煤炭投资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20年一季度，中国国内通过审批的煤矿项目超过2018年和2019年项目的总和。2020年，中国也是G20国家里面唯一一个在煤炭投资里有巨额的增长的国家，占了全球煤炭挖掘的53%。
减少煤炭消费同时保持能源供给安全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实现能源转型的挑战之一，而逐步减少煤炭的第一步是要确保新能源发电的稳定性，能代替化石能源成为基础电力。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在寻求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寻找更多机会、尽早启动碳中和实施计划和战略，加大对各种低碳技术的投资，使能源、交通、工业和建筑等部门在未来30-40年实现彻底转型。
IEA的报告从2017年“全球进入”天然气黄金时代等研究结论到今年的煤炭投资的终结论，反映了全世界对进一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期许，但对中国而言，煤炭业能否转型成功，是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这是中国人的自我凤凰涅槃，但必须清楚存量和增量能源投资种类的区别，打好基础才能转型成功。
经济学家圈：实现碳中和还需要哪些创新技术？氢气储存难的问题还需要怎么突破？
许勤华：创新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我国碳中和目标距离2030年碳达峰约有30年，远少于欧美，这意味着我们要用比发达国家60-80年更短的时间来完成深度减排。这一过程中技术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碳中和技术分为两个大类，低碳/零碳技术和负排放技术。
第一类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或者以零碳排放为特征的技术，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我们产生的碳排放量；第二类则是通过捕获、封存等手段来减少已经产生的碳排放量。减少产生量、清除多余存量，这就是实现“中和”的最底层技术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就可以理解，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碳排放特征和减排目标不同，我们需要的创新技术存在差异。最高境界是总碳中和，那意味着可再生能王者荣耀的阶段。
在达峰期，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兼顾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碳达峰。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更需要进一步释放高能效循环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低碳/零碳技术的潜力。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碳排放显著降低，低碳/零碳技术对于碳中和的边际贡献会逐渐变小，并且相关研究表明，15%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无法减少。此时就更需要负排放技术的突破、规模化推广与应用，包括农林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直接空气碳捕获（DAC）等技术。
氢气主要指氢能的利用，其储运是全世界特别是我国氢能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气态储氢和固态储氢相比，液氢储运具有纯度高、远距离运输成本低等优势，是我们目前更关注的突破方向。而液氢长时间无损储存需要突破两方面的关键技术，即正仲氢的高效转化和液氢储罐绝热性能的提升。因此技术需要有突破期。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氢能是当前操作性较高一类，不仅因为天然气本身的可利用度极高，现在对天然气转化形态的能源利用只达到了其一半，许多还待开发，氢能就是之一。还因为天然气本生的储运便捷，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氢能本身储运难的问题。
经济学家圈：企业纷纷跨界造新能源汽车怎么看？新能源汽车加速市场化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等问题？
许勤华：国家曾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首先看一下我们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现状。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5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80万辆，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50%；此外，华为、小米、百度等实力雄厚的企业也纷纷跨界进入新能源行业，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但2020年以来，我们持续多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全球领先的状态也遇到了较为严峻的挑战，例如2020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下降44%，同期欧洲却上升50%，达到40万辆，超过中国。
不少企业跨界造新能源汽车，一方面释放出“新能源汽车行业值得投入、加大投入”的信号，坚定了市场信心；另一方面也发挥了“鲶鱼效应”，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推广。但与此同时，企业不断涌入使得产业环境更为复杂，也加大了产业监管和持续健康发展的难度。
至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化问题，在此借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副主任李伟利分享的3个观点：（1）我国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处于政策驱动为主的阶段，市场化程度依然比较低；（2）政策性市场有规模上限，新能源汽车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非政策性市场；（3）非政策性市场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来驱动，靠技术进步、靠性价比提升，但中期仍需要因势利导的政策。
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史而言，双碳目标出来后，新能源市场才真正揭开开了其市场化的序幕，市场参与者必须足够的多，才能得到充分竞争，触发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由看不见的手，不断平衡供给与需求，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用来监管这只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家圈：全国碳市场即将上线，为何要建设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碳价格如何定？其他行业纳入还有多远？对中国未来碳市场的展望？中国是否可分行业同时适用碳税和碳市场？
许勤华：碳交易市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经济手段，但需要行政手段的辅助，建立碳市场法律法规，加强碳市场监督管理，协调碳交易的多方利益体，将“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相结合发挥碳交易市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碳价格指碳交易价格，中国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碳价格受碳交易额度、国外碳交易价格、政府限价、国内外经济环境、能源价格、天气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明确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将采取“总量与交易”（Cap-and-Trade）的机制进行；交易的主要产品为碳排放配额，后期将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随着市场的成熟，将逐步形成以碳排放配额为核心的多种现货及期货交易的碳交易市场；对于碳排放配额的分配，采取“免费+有偿”相结合的方式，且有偿分配的比例将逐步扩大。目前中国的碳价格低于有着成熟碳交易市场的欧盟。
根据政府的设计，碳交易市场将在深化完善阶段尝试纳入其他行业。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建设包括三个阶段：2018年为基础建设期，2019年为模拟运行期，2019年后为深化完善期，即10年左右的发展逐步成熟阶段，发电行业交易主体间开展配额现货交易、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与方式，并尽早完成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纳入。2030年开始计划进入碳交易市场的成熟运行阶段，那时将进一步提高初始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进一步增强碳金融产品的种类、市场规模等，加大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曾表示“十四五”期间要加快纳入其他重点，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七八个重点能源消耗行业。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的颁布，中国将逐步建立目标明晰、权责清晰、机制明确并鼓励自愿减排的碳交易体系。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将逐步覆盖更多行业、逐步提高有偿配额的比例，并逐步丰富交易产品、完善交易机制，中国碳排放交易的价格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考虑到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分行业、分阶段采用碳税、碳市场政策是合理的。从电力行业角度出发，短期采用碳税政策促进行业技术结构调整，长期佐以碳市场政策以实现可持续清洁发展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有效且适宜的。碳税和碳市场政策并非对立关系，如何在不同行业、不同阶段间协调两者关系实现政策平稳过渡相信将是政府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经济学家圈：国内“30·60”目标的提出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产生的影响？绿色金融如何进一步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面对“碳中和”机遇，银行业、保险业新旧动能转换有何良方？
许勤华：“30 · 60”目标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将使得企业在自身经济行为中考虑绿色因素，承担相应的社会环境责任，金融机构将则碳排放纳入评价体系，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在市场作用下引导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把握发展新机遇。因此，金融机构起着指挥棒的作用。
发展绿色金融是新时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金融可以从建立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披露金融机构环境信息等方面入手，加快形成有利于碳减排的体制机制，支持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清洁交通等领域创新发展。2016年以来，中国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体系、绿色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取得明显进展。2017年12月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启动，工商银行与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分别担任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构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3年来，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参与机构已增至15家，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业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金融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效解决了绿色项目识别问题，降低了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扩大了绿色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
面对“碳中和”机遇，可持续保险和负责任投资是银行业、保险业新旧动能转换良方。可持续保险涉及保险价值创造、风险治理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它将保险和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旨在将保险引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话题，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巨灾保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责任保险等，以促进全社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普遍行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巨大投资无法只依靠政府，需要大量市场资金的推动，这对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提出了要求。负责任投资是将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ESG）纳入投资分析决策与实践，以市场手段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实现“双碳”目标。
经济学家圈：在3060目标下如何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减排方面有哪些建议？
许勤华：我认为，在3060目标下要通过突出“绿色”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是要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绿色丝绸之路，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总的指导方针是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建议呢，我认为具体有两个方面。首先，要以绿色科学和绿色技术作为主要的抓手，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能力建设，这个方面具体来说的话，其一是加强绿色低碳发展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减排方面的建设提供案例性理论政策和制度指导；其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减排方面提供产业转型动能；其三是推动绿色低碳科学技术创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减排方面提供前沿技术支持。
其次，要以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作为主要的实践手段，这个方面具体来说的话，其一是完善多样化、高效率的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平台；其二是开拓包括金融、技术、贸易在内的全方位绿色低碳全球合作领域；其三是构建从高层到民间的多层次绿色低碳全球合作模式。例如，在2021年6月23日“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齐心协力，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包括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分享最佳实践。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只有把这两点做好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减排的能力才能上去，“绿色一带一路”也会在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中持续得到推进。
经济学家圈：关于绿色经济，世界经济发展，未来实现碳中和有哪些方式可以分享？
许勤华：在绿色经济方面，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绿色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主流。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上，其一，应加大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力度，让创业的焦点聚集到这个上面，随之企业多了，竞争起来了，供给端的水平自然而然地就上来了；其二，要把传媒工具利用起来，合理塑造舆论热点，提高民间对于绿色经济的关注度，关注度高了，需求也就大了。
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国的经济都遭到了严重打击，世界范围内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屈指可数，各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有限”起来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世界各国应以防控新冠疫情作为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内疫情的客观形势，把心态放开，把国门打开，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在未来实现碳中和方面，其一是各国应提高对绿色科学及绿色技术的重视程度，对相关领域给予力度够大的鼓励；其二是各国应以开放的心态认识碳中和的重要性，认识到实现碳中和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客观事实，加强同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其三，各国应积极构建自身的绿色发展能力，统合绿色金融、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规划等方面的推进工作，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绿色发展能力。
加强低碳文化交流、低碳生活方式、低碳产品设计、低碳理念构建、低碳标兵树立等，只有当低碳和脱碳成为人人的行为偏好，双碳目标才能尽快实现。我们实现双碳目标最终是为了人，也只有工作落实到每个人，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