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各国高度重视碳中和，中国提出“30·60”气候战略目标，银行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或将重塑竞争新格局。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专题研究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前景。
以下为专题全文。
各国推动碳中和的政策举措
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脱碳”进程。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已有超过 130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占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碳中和目标比较明确（表 1），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参与绿色治理迈出重要一步。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各国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出台密集政策，紧抓碳中和机遇。
表 1：承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作者整理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绿色转型顶层设计。
政府、企业、公众是驱动绿色转型的“三驾马车”，过去，绿色金融参与主体主要是公众和企业，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政府主导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明显增强（表 2）。
2021年初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提出了相应的气候目标，即2035 年实现无碳发电、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启动了国家自主贡献（NDC）。
英国持续通过立法进行环境治理，2008年颁布《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上首个以法律形式明确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国家；2019年，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0年，公布《绿色工业十点革命计划》并宣布将投入 120 亿英镑用于绿色项目；2021年4 月，宣布最新减排目标，承诺2035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至少降低 78%，比原计划提前15年。
日本2020年底发布“绿色增长战略”，在海上风力发电、电动车、氢能源等 14 个重点领域推进温室气体减排。2021 年5月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明确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日本金融厅、经济产业省、环境省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相关基本指针》，强调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加大金融机构对高碳行业和能源转换部门的支持力度，以促进脱碳转换期的创新研发。
中国于2020年9月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气候战略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是关于绿色产业、绿色项目界定与分类的权威文件；2020 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气候投融资的定义与支持范围；2021年4月，央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首次统一绿色项目界定标准，为我国绿色债券发展提供稳定框架和灵活空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于2020年11月在《施政报告》中正式宣布致力于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将在2021年更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制定更加进取的减碳排放策略和措施；2021年初，特区政府发布《2021—2022 年度财政预算案》，充分发挥财政手段引导作用，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表 2：主要经济体政府关于碳中和的政策
第二，监管机构重点关注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正逐步将气候风险纳入强监管范围，与气候问题相关的监管将成为未来的重点工作。美联储于2020 年11月首次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强调了气候变化对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12月宣布加入全球央行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S），指出气候风险可能是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2021年1月，美联储正式成立了气候监管委员会。
英央行于2021年6月对该国19家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金融机构环境压力测试，审慎监管局（PRA）、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财务报告委员会（FRA）及养老金监管机构（TPR）均已展开绿色金融治理举措，如发布“公司治理”和“尽责投资守则”等。英格兰银行成为目前采纳 TCFD 的首家央行；FCA 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和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等课题，并加入国际证监会组织可持续金融网络，与其他成员就可持续金融展开合作；PRA 计划将金融系统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弹性测试纳入两年一次的探索性情景压力测试之中。
巴西央行于 2020 年 9 月将“可持续性”纳入“央行日程”，将气候风险纳入压力测试，积极研发“流动性可持续”金融产品。
中国对气候与环境风险的重视度不断提高。银保监会 2020 年 1 月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央行 2021 年 3 月将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分别纳入“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中国香港重视环境信息披露，2020 年 12 月，由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等七个监管机构组成的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发布《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策略计划和行动纲领》，六大策略计划中的前两项与气候问题相关，包括加强管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推动气候相关信息在各层面的流通；五大行动纲领中有两方面与气候问题相关，包括相关行业必须在 2025 年或之前按照 TCFD 的建议就气候相关资料作出披露，鼓励进行以气候为重点的情境分析。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
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政府和监管机构形成合力：具有社会倡导功能，动员公众支持环保；直接参与绿色转型，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在政策网络中发挥监督作用，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2020 年 3 月，日本政府召集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各界代表就气候转型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发布《关于气候转型金融的基本看法》。
澳大利亚金融行业协会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澳四大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80 家金融机构加入“澳大利亚可持续金融计划”，该计划联合各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于 2020 年底发布《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呼吁金融机构把可持续发展根植于企业的战略管理中。
南非银行业协会设立了可持续金融委员会，发布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原则，明确金融机构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确保日常经营、业务管理、信贷投放和投资活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7 年发布《中国银行业绿色银行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开展绿色银行评价工作，评价结果将用于银行业非现场监管、监管评级等参考使用。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机构善用业界联盟组织力量，形成跨区域联系平台，共同提升绿色金融业务领域的能力建设。2018年，香港绿色金融协会成立，向香港政府和监管部门提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广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理念。
第四，加大对绿色转型金融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绿色金融不仅要关注低碳、清洁能源产业等“纯绿”项目，也要关注“高碳”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零碳”甚至“负碳”的经济活动项目，这就需要加大绿色转型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
美国加大在环境领域的公共融资以及对社会资本的调动，完善政策以鼓励企业及金融机构加大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
澳大利亚可持续债券和可持续关联贷款快速发展，2019、2020年总量分别为 50 亿澳元、40 亿澳元。
2021 年 5月，巴西首个碳信用投资基金正式进入金融交易市场，拓宽了绿色环保企业的融资渠道。
南非政府拟于 2021 年发行主权绿色债券以满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融资需求，提高其在国际债务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政策性金融机构搭建气候融资贷款计划（CFF）平台，通过公私合作模式（PPP）解决环保项目资金需求。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准主权债券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引导功能。2017 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发行首笔准主权国际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保护等绿色产业项目；2018 年农业发展银行发行首单准主权 3 年期浮息欧元绿色债券，为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农业等绿色资产提供融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推出 1000 亿港币的“政府绿色债券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政府发行计划之一；同时，进一步推出绿色零售债券，并更新绿色项目资助计划，补贴合资格绿色金融产品的发行支出和外部评审服务费用等。
银行业加快低碳绿色转型
银行业是联结多方经济主体的关键纽带，其绿色转型可拓展到全生态系统和全产业链，成为经济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助推器。在政策红利、产业转型、科技赋能等多重利好因素叠加的背景下，银行业绿色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金融加速发展。
第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抓好战略规划部署。
一是明确提出碳减排与碳中和目标，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摩根大通宣布 2020 年开始集团运营实现碳中和，并为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和汽车制造业三部门融资组合设定 2030 年碳排放目标。2020 年汇丰控股正式提出“建设净零排放的全球经济”的集团气候战略并设定了碳中和路线图：2030 年实现自身经营和供应链零排放；2050 年实现投融资所覆盖的全部行业、企业、项目零排放。华夏银行提出力争在 2025 年之前实现运营碳中和，是我国首家提出碳中和目标的银行；国内其他银行将绿色金融上升到集团战略高度，致力于在国内领先的基础上提高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成为绿色银行、低碳银行、气候友好型银行。
二是根据发展阶段，制定切实可行的时间表，并确定里程碑事件。花旗集团早在 1997 年就开始记录可持续发展进程，1997-2020 年分阶段制定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期间取得了诸多里程碑式的进展。摩根大通从2005年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目标，一直在推进环境可持续解决方案，2005—2020 年集团分阶段公布可持续发展里程碑，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司文化。
第二，完善绿色金融组织架构，健全公司治理体系。
ESG 理念的推行让金融机构认识到绿色治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石和保障，银行业普遍将绿色金融贯穿于公司治理机制。国际银行普遍健全了“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审批战略、定期重检）—管理层（统筹执行）—执行层”的公司治理架构。
如花旗银行的“提名、公司治理及公共事务委员会—环境与社会政策审查委员—全球公共事务部下可持续发展团队”；汇丰集团的“执行与价值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集团可持续发展团队”。国内银行的绿色金融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大型国有银行普遍在董事会下成立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本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表 3）。
表 3：国内部分银行绿色金融公司治理架构
第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
一是打造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加大向绿色产业的投融资。花旗集团到 2023 年末通过信贷、投资和投行等业务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绿色金融。三菱日联在 2019 至 2030 财年间提供 20 万亿日元的可持续融资，其中 8 万亿日元用于环境领域。
二是以绿色信贷为抓手，助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国际银行的绿色零售贷款较为丰富。花旗集团为客户提供房屋净值贷款，通过便捷的融资方案购买和安装住房太阳能技术；巴克莱银行开发了绿色信用卡，为用户在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时提供较低的借款利率，信用卡利润的 50%用于资助全球减排项目。我国银行业的绿色信贷业务主要面向对公客户。2016—2020 年，19 家主要银行2的绿色信贷从 4.4万亿元上升到 8.5 万亿元，年均增速为 18.3%，远超过同期贷款年均增速 11.5%（图 1）。
图1：国内主要上市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和增速（亿元，%）
三是大力发展绿色债券，支持绿色项目实施。国际银行的绿色债券创新性较强。2019 年，汇丰集团是世界银行 2 亿欧元蓝色债券的唯一牵头经办人。高盛曾担任世界银行 5.5 亿美元浮息绿色债券的牵头经办人，发行了第一笔银团绿色浮动利率票据。我国四大行主要是在境外发行绿债，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折合约为 1700 亿元人民币，占我国境内外绿债发行规模的 12%以上；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主要发行国内绿色金融债（表 4）。
表 4：部分国内银行境内绿色债券发行情况（亿元）
四是推动绿色基金发展,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020 年，汇丰银行与气候变化专业顾问 Pollination 合作，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专用自然资本资产管理公司，协助投资者以量化方式衡量投资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五是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2005 年，高盛建立了碳排放交易柜台，成为碳排放和其他环境商品的做市商。2007 年，美国银行宣布成为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之后还成为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
第四，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强化风险防控意识。
一是完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建设。2003 年，花旗集团制定了集团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SRM）政策，2020 年进一步将气候风险整合到风险政策和治理框架中，逐步地更新 ESRM 政策和针对碳密集型行业的标准。2019 年，巴克莱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集团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F），在整体风险管理中加强了与气候相关风险管理的披露，描述了已识别的气候相关风险对一些主要风险的影响，除 2018 年已识别的信贷风险和声誉风险外，2019 年还新增市场风险、资金和资本风险以及运营风险。我国银行业正逐步将环境风险纳入集团风险管理体系。2020 年，邮储银行和中信银行制定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办法。
二是进行环境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2019 年，三菱日联实施了 2020 年至 2050 年期间的能源和公用事业两个领域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情景分析。巴克莱银行在七个与气候相关的关键行业（上游油气、煤炭开采、发电、汽车制造、航运、水泥和钢铁）使用巴黎协定资本转型评估（PACTA）工具对企业贷款组合进行气候情景分析，以评估在各种气候变化情景下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业务的潜在影响，并帮助客户制定实现净零融资排放的明确途径。花旗集团对石油、天然气勘探与生产组合进行压力测试，以了解碳价变化的影响。我国工商银行在 2016、2019 年均对高碳排行业进行压力测试；江苏银行 2019 年与中央财经大学合作启动环境压力测试和企业ESG 评级研究，2020 年对医药和化工行业进行压力测试。
第五，加速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
一是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汇丰于 2015 年建立了符合最高环保标准的 78 处房产；2019 年以 LEED 金级3标准开设了阿联酋新总部。摩根大通于 2007 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开设首家“绿色”银行分支机构，2012 年纽约总部的改造获得 LEED 铂金级认证。
二是降低能耗，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国际银行普遍提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目标。汇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目标由 25%扩大到 100%。花旗在《2025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提出减少 40%的能源消耗并保持 100%可再生能源采购。我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节约综合能耗 212.52 万千瓦时；建设银行成立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连续5年年均用电量下降 200 余万度；农业银行打造移动化、无纸化、共享化、场景化的新型办公模式，2020 年总部用电量较上年减少 170 万度；中国银行建立能源台账，每年节约电耗约 10 万千瓦时。
三是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汇丰在 2020年纸张消耗降低了 66%，废物回收率达到 100%，对水的消耗降低了 50%。花旗致力于在2025年减少 30%的总用水量，且 25%水消耗来自再生水，减少 50%总废物，将 50%废物从垃圾填埋场转移。工商银行利用移动办公平台处理业务2400 万笔，节约用纸300万张。中国银行推进无纸化运营，电子账单节约纸张2.57 亿张。
第六，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规则。
赤道原则、RE100绿色倡议组织、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负责任银行原则（PRB）、净零银行业联盟是五大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绿色组织。目前为止，已有 37 个国家的 118 多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赤道原则，315 家公司参与 RE100 绿色倡议组织，全球 78 个国家、2000 家组织机构支持 TCFD，230 家银行签署 PRB，24 个国家超过 45 家银行加入净零银行业联盟。
国际银行参与绿色组织的积极性较高。在26家外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中，均已加入至少一类绿色国际组织，同时加入三类及以上的银行占多数（表 5）。我国国有大行中，工商银行加入了 TCFD、PRB 两个国际组织，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仅加入了一个国际组织；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农商行加入了赤道原则和 PRB。
表 5：G-SIBs 参与国际绿色组织情况
碳中和下全球银行业发展新格局
碳中和将带来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决定了经济主体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未来发展方向。绿色经济将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碳中和”或将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全球性标准，甚至是贸易和投资进入的“门槛”，重塑全球银行业竞争新格局。
第一，各国银行业的绿色转型进程分化明显。
从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低碳绿色发展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银行业得益于资源、技术、资金、区位、人才等优势，在顶层设计、监管制度、跨界合作、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绿色转型进程显著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
比如，俄罗斯仅有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开始逐渐探索低碳绿色发展路线，大多数中小型商业银行绿色转型尚没有提上日程。巴西虽在 2021 年 4 月提出 2050 年的碳中和目标，但巴西政府目前没有制定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以及中期目标，政策方面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指引，央行等监管机构也没有强制性的措施来规范金融机构的低碳绿色发展，银行业绿色转型仍主要取决于普通消费者和投资人“低碳意识”的觉醒。
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压力较大，政府、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加速推进绿色转型进程，绿色发展在标准制定、激励机制、信息披露、产品创新等方面进展迅速，与时俱进的政策体系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银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客户结构面临调整。
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必由之路，银行业的信贷业务面临深度调整。未来30多年，高碳产业和企业如果不转型或转型失败将面临生存危机。银行若贷款给这类高碳企业，资产质量将遭受严峻挑战，如目前煤电项目不良率大约在 3%左右，若煤电项目不做适应性变化，十年后不良率可能上升数十倍。
这就决定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产业会逐步压缩甚至退出，银行业将大力支持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促进高碳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客户结构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绿色能源如光伏、风电、水电等将代替传统高碳排能源，煤炭等产业加速集中将成为必然；绿色交通行业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充电桩等将成为未来出行的必备；以绿色技术研发为主的工业企业将更为受益，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新能源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智能家居等绿色建筑行业的市场需求广阔。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发展潜力较大的绿色产业群、开发碳捕集等新兴技术的高端科技产业将成为银行业的重点客户群。
第三，以优势产品拓展绿色金融市场。
全球要实现碳中和，需要百万亿甚至千万亿的巨额资金，金融机构是主要的资金支持主体，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将持续上升。从当前的市场份额来看，2020 年末中国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存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具有领先优势，美国、欧盟、日本大型银行的碳中和进度相对较快，但绿色金融市场潜力有限。各国银行将依托本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优势，加快拓展全球绿色金融市场。
如欧洲碳交易业务发展较早且相对成熟，欧洲大型银行将逐渐参股搭建碳产品交易平台甚至直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包括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贷、债券、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绿色资产证券化等，推出基于碳排放配额与核证减排量的远期、期权和期货合约等衍生品。如巴克莱银行首创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的期货合约。美国绿色零售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及运输贷款、信用卡及借记卡等，美国大型银行将加速零售业务的绿色化转型，以零售业务反哺对公业务。
中国大型银行仍以传统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主，能效信贷、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生态补偿抵质押融资等新型绿色贷款以及碳中和债、蓝色债券等新型绿色债券将成为国内银行业的竞争高地，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绿色保险、绿色基金、ESG 投资、碳排放权抵押等综合化的金融产品拓展客户的绿色融资总量。
第四，加速推进绿色分类标准的区域趋同。
多元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组织体系已经形成，国际大型银行迅速响应，目前花旗集团、汇丰控股和巴克莱银行 3 家 G-SIBs 同时加入了赤道原则、RE100、TCFD、PRB 和净零银行业联盟。中国银行业积极参与各类绿色国际金融组织，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与沟通，为自身绿色转型积累经验，同时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在巴黎协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背景下，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国际合作为主导的绿色分类标准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加速推进。
例如，2018 年 11 月中英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出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风险管理、绿色金融工具运用等原则性倡议，供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自愿采纳和实施。2019 年 6 月，欧盟发布《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界定七大类经济行业和 67 项经济活动的技术标准，着力推进区域绿色分类标准化。2021 年 4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净零银行业联盟，助力各国按时实现碳中和目标。预计更多的国内外银行将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推动国际绿色分类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促进全球绿色资产的跨境流动。
第五，投融资组合碳中和提上日程。
多数国际大型银行已提出投融资组合碳中和目标，与国家碳中和目标相一致或领先。一方面，国际大型银行投融资组合净零排放的主动性增强，制定了详细的投融资组合碳中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及时公布碳减排进度，并积极加入净零银行业联盟。另一方面，国际大型银行也面临外界投资者的压力。
2021 年 4 月，汇丰、高盛、巴黎银行和其他 24 家全球银行面临大型投资者联盟4的压力，要求它们停止为碳密集型项目提供资金，并扩大绿色贷款规模。投资者表示，自 2015 年《巴黎协议》签署以来，全球最大的 60 家银行为化石燃料企业提供了 3.8 万亿美元的融资，且2020 年的融资规模高于 2016 年。此举表明投资者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正从油气、煤炭等大型碳排放企业转向碳密集型企业。国内大型银行可能优先以区域试点为主或从境外分行入手，依托当地营商环境制定投融资组合碳中和目标。
如2021年 5 月，浙江湖州发布全国首个《区域性“碳中和”银行建设指南》，并制定了《银行业“28·58”碳达峰与碳中和远景规划》，工、农、中行湖州分行是首批试点，要求试点银行2025年实现自身运营碳达峰，2055年实现自身运营及投融资业务完全碳中和，比区域内其他银行提前3年碳达峰、碳中和。
第六，金融科技将助力绿色金融精细化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将大大提升业务的安全性和精准度。
一方面，智能风控体系可以防范信贷风险和气候风险。在信贷风险方面，可以利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绿色项目，审查客户绿色信用，实时监测资金流向，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落实到客户调查、信贷审查、贷后管理等各环节。气候风险通常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建立和优化压力测试模型，测算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和客户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而建立风险导向的决策机制，如降低高碳资产占比、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等。
另一方面，准确评估环境效益，对复杂碳金融衍生品进行定价。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手段能够帮助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企业和项目进行分层分类，通过开发不同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测算模型，实现环境表现和环境效益测算的精准化和自动化。此外，在碳核算、碳金融产品等方面，金融科技也具有重要作用，如在碳排污权以及相关衍生品的登记、估值、定价方面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本文为中国银行研究院2021年3季度银行业展望报告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