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技术问题和单一的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将对未来我国经济、能源、产业、科技、投资、金融等方面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推动我国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改革红利、政策动力、技术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考虑到能源及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推动减碳工作时,要注重节奏和方式,防止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冲击。
将从产业升级等五方面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长远看,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主要包括:
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碳达峰、碳中和将推动我国工业制造业尤其是初级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并将大幅增加绿色发展相关新技术的研发投资,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相关产业“走出去”,向外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
加速我国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进程。通过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更低的能源消耗和更清洁的能源,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加快实现由高碳向低碳,再由低碳向零碳的转变,在倒逼能源清洁转型的同时,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
加快高耗能等行业“去产能”和重组整合步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钢铁、石化、建材、水泥、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排放产业产能扩张将受到较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产能退出和压减速度将加快,“去产能”步伐提速。而且,产业内技术、设施更先进的龙头企业有望进一步占据竞争优势,兼并重组整合趋势加强。
新增大量绿色投资需求,改善投资结构。碳达峰、碳中和将新增三大投资需求:新增大量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投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为降低排放,需新增大量清洁能源设备、低碳排放设备等技术改造投资;为实现快速降低碳排放,需要新增大量绿色、低碳、零碳等技术投资。这三大新增投资需求分布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众多行业。
有利于打破“碳壁垒”,推动产品出口。未来的碳减排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还是一个全球新的政治认同和国家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手段。在碳减排目标倒逼下,为满足本国环保团体要求并保护本国产业,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将碳减排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动用“碳壁垒”、严格审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可打破“碳壁垒”这个新的国际贸易壁垒,消除我国出口产品被征收碳税的潜在风险。
需警惕引发能源安全、
发展不平衡等风险
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推进,在以产业结构调整、行业节能和非化石能源发展为主要减排手段的前提下,短期内,较高的碳减排目标对经济整体有一定冲击,还可能带来其它风险与挑战:
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的风险。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传统化石能源碳减排和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以及提高风、光等清洁电力电量,将增加终端电价上涨压力,并进一步导致整个能源使用成本上升。同时,包括碳捕集和封存(CCUS)技术及碳交易、碳税等市场化措施在内的碳减排工具的利用都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
煤电、油气等高碳企业面临资产搁浅风险。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大部分行业在30-40年大幅降低碳排放甚至实现净零排放,这将给煤炭、油气等高碳产业和企业带来一定风险,这些产业和企业将面临收入下降、成本上升、盈利下降的压力,可能产生不良资产、搁浅资产。
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技术发展较快,但与传统石化能源相比,在技术层面仍存在较明显的短板,短期内还难以解决,无法满足电力行业规模巨大且持续增长的供应需求。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如果传统能源退出过快,新能源又不具备填补空缺的能力,届时可能出现区域性电力供应不足的风险。
此外,新能源发电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随机性,其大比例发展和接入将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影响,一旦出现大面积、持续性阴天、雨天、静风天,发生大面积电力系统崩溃风险的概率增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风险。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不同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本有着显著差异。因此,碳达峰、碳中和或将加剧地区、行业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避免激进和一刀切
并加大技术、体制机制创新
对于上述风险与挑战,首先,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严格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有序、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避免激进和一刀切做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提高整个社会对商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
其次,通过加强低碳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加快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努力实现低碳能源规模化,降低低碳能源使用成本,缓解商品价格上涨压力;
再次,未来对煤电等高碳产业和企业要谨慎决策、严控总量规模,并加大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加快向低碳、清洁化转型;
最后,加大对高碳产业富集、经济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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