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外企白领Vivian觉得自己最近都“生活在垃圾桶”里：从年初开始，公司总部斥资做了一应改造，包括撤掉办公区垃圾桶，各大屏幕滚动播放上海市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片，就连电梯里都新装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步入电梯，然后被各式图片包围。
在上海，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男女老少都绕不开志愿者的一句灵魂发问：“你是什么垃圾？”
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罚款50至200元，单位则是5千至5万元。重锤之下，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钱袋子，又不能让全国人民看笑话。
看笑话是不可能的，北京、成都等多地强制垃圾分类的钟声也已敲响。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钱袋子也是捂不住的，罚款到来之前，钞票已经流到了其他地方：在上海，餐厨垃圾粉碎机和垃圾桶卖到脱销，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购或预约政策。数据显示，6月18日当天，京东垃圾处理器类目的成交金额同比超过去年的150%；在天猫上，贝克巴斯（厨余垃圾处理器品牌）首小时成交金额超过去年的410%，1分钟超去年全天。
从拾荒这个古老行当演变而来的垃圾分类回收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爆发。
01 垃圾分类的成本
7月1日早上8点，上海白领七七赶早去了一趟小区“垃圾临时堆放点”，她颇有仪式感地认真分类好并进行分类投放。本以为人头攒动的投放点只有她一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上班族匆匆前来扔垃圾。
“今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和执法机关一起开罚单。”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工委会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胡建文告诉AI财经社，垃圾分类工作在该小区已经开展很久，如今法规正式实施，目前大多只是口头警告，尚无处罚案例。
在便利店，顾客留下的泡面桶在店员手里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分类处理：先将面汤倒入水池，再将残渣倒进湿垃圾桶，泡面桶被扔进干垃圾桶。
上海某外企茶水间
“第一次（混装）拿回去重新分拣，二次上门警告，三次罚款。”闵行区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烫店负责人介绍，垃圾分类已经半个多月了，厨房里有6个分类桶，确实麻烦了许多，“罚款后仍旧不改的，可能就要取消营业执照了。”他皱了皱眉，但仍觉得分类终究是好事。
“不分类，我们就不收。”该街道一位负责商铺垃圾收运的工作人员介绍，沿街商铺试行垃圾分类以来，每天都很忙，团队10人每天两班倒，从早上4点忙到次日凌晨1点。
商铺尚好监管，但面对个体，对拥有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来说，垃圾分类绝非易事。
静安区景凤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视作垃圾分类模范小区。采用四分法，定时定点投放，过时不候。小区居民李磊告诉AI财经社，他们做过统计，定时定点试行一个半月后，全小区400户居民，每天约有25到30户居民在规定时间之外丢垃圾，将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其中约有10户以上做了分类，整体参与度仅50%左右。
到了规定投放时间，小区物业雇佣的工作人员会将地上的垃圾袋打开、分类、投放。身穿志愿者服装的老头老太们也会出来监督指导。
志愿者李丽告诉AI财经社，志愿工作是无偿的，有时遇到不讲道理的居民还会被骂。不过，再过几天，服务点就要装上摄像头，“谁乱扔就可以罚谁。”像李丽一样的志愿者，在上海大概有10万名，他们普遍已经退休，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成为监督社区垃圾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早7点到9点、晚6点到8点的投放时间对上班族并不友好。一些网友则表示，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有痛点就有商机，几天前，饿了么高调上线“代扔垃圾服务”，一单12块，跑腿范围不超过3公里，需要事先已经分类。
小区公共领域撤桶也带来很多问题，“乱丢乱扔的现象明显变多了。”闵行区一位小区保洁员告诉AI财经社，撤桶后，清扫任务加大了很多。
面对争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谈到，定时定点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有一个大家直接沟通的时间和地点，让人们更快更好参与。齐玉梅透露，目前，上海全市规范社区投放点的改造已经完成71%，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约30%的社区垃圾分类已经“蔚然成风”。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丽哈德认为，处罚监管只是一种手段，如果不做分类，惩罚已经存在了，比如环境污染、垃圾围城。数据显示，我国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随着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发展，垃圾总量还在激增。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8月，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员。这意味着，每一名城管要对超3000名居民执法，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在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看来，惩罚监督成本非常大，只有社区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监督才是可持续、低成本的，“法律当然需要，但是未来更多还是要靠社区人格素质的提升、建设，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行为改变。”
7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对一家酒店开出首张整改单，并将在一个月内随时复查。当天，上海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各类单位4216家，教育劝阻881起，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20起。
02 消失的“摇铃铛”
闵行区一个堆满废品、灯光昏暗的回收站里，李刚和他的妻子、父母在此工作。
老早之前，李刚们在上海被叫做“摇铃铛”。他们蹬着三轮车，摇铃走街串巷，靠收捡废品养家糊口。在数以万计的摇铃铛里面，也藏着不少造富神话，大多数李刚不属于这一类。改革开放后，国有废品回收系统全面退出了民用废品回收市场，大量职业拾荒者涌现出来，往往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有资料显示，主要以四川、河南、河北地区的农村人口为主。
据调查，1998年，北京有近30万拾荒者，当年回收物质180到200万吨，售出收入20亿元以上。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源鸿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徐源鸿是85后，也是有名的“废二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的父亲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先干了几年包工头，发现老乡都做废品回收，还更赚钱，就转了行，在昌平区东小口开了废品回收市场。到该市场被取缔时，徐源鸿父亲已经在这儿干了快20年。资料显示，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曾经承载了北京市近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
爱分类的垃圾二次分拣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废品回收行业和从业群体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一方面，该行业监管长期缺位，人员鱼龙混杂，又藏匿着大量销赃、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踩着三轮车乱窜的“摇铃铛”不仅威胁交通安全，也影响市容市貌。
2007年，一位领导来视察，碰巧有几个小孩在玩耍，一位陪同指着孩子开玩笑：“你看这都是’废二代’，父母是收废品的，他们也是收废品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徐源鸿，暗自发誓要改变人们对行业的看法。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获得通过，规定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责任人要将垃圾分类驳运至交付点。责任人的出现，意味着“摇铃铛”们退出历史舞台。《条例》试行后，李刚主动找到小区物业，拿下了废品站附近两个小区、约600户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除了将可回收物送到站点，李刚还负责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分拣工作。
“赚不了什么钱，有什么办法？”李刚介绍，平均下来，全家每月总收入一万块出头，他记得附近还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回收人员。
作为曾经的摇铃铛，李刚们或被一些回收中转站完全收编，成为垃圾二次分拣员，或被物业收编为保洁员，另一些则不得不面临失业或转行。
6月25日下午，友谊路街道一位社区保洁员张强正在签署协议，他即将成为藏宇环保公司在宝山区收编的84个保洁员之一。在宝山区，藏宇环保负责84个社区的两网融合工作，两网即“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网络。
2018年初，中国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等24种固体废物。从一些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今天推行垃圾分类，其实是为了不走欧美垃圾越堆越多、越丢越贵、地下水被渗透污染的老路。
另一方面，一些垃圾分类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已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中国台湾从1995年全面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到2015年，中国台湾废弃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年营收达20亿美元，资源回收率达55%。
在德国，垃圾处理行业每年带来的收益约为500亿欧元，解决了24万人的就业，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而在以垃圾分类著名的日本，2010年，其再生资源产业从业人员达1400万，年产值约3500亿美元。
2000年，中国曾公布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上海、北京、南京等在列，那次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由于各地分类标准不统一、缺乏配套处置系统以及忽视前端减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
而今，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重启垃圾分类，又将释放出怎样的市场？
上海只是起点，7月1日开始，一个新时期到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Vivian、李刚、李丽 、张强为化名）
原标题：欠的垃圾，终归得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