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中国垃圾处理“困”在何处？

垃圾处理事关公益民生和城乡环境，社会关注度高，公众话题性强。作为一个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垃圾处理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依然面临较多挑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同时存在，不同性质的问题复合交织，导致媒体报道和公众认识垃圾处理困境时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颇。客观认识我国垃圾处理困境，有助于尽快走出困境。

首先，要客观审视我国垃圾处理取得的重要成就与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起步较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差到好、从好到优的动态发展过程，整体上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同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发展中国家可谓一枝独秀。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卫生填埋与焚烧发电并举、生物处理为优化节点的技术格局基本形成，专业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的商业模式基本成熟，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人居环境安全保障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我国垃圾处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土地资源日趋稀缺、居民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作为最典型的邻避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和落地越来越难。大城市垃圾处理能力普遍处于“紧平衡”甚至“寅吃卯粮”状态，“垃圾危机”一触即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垃圾经层层转包外运后非法倾倒进入长江、太湖的恶性事件。

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资金、队伍、设施的保障程度差异，我国农村垃圾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非法倾倒、随意堆放、无控处理、简易处理仍然比较常见，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亟待各级政府提供常态化、规范化的收运和处理服务。由于各地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年代有长有短，资金投入有多有少，建设与运营管理水平有高有低，环境监管有严有松，各类设施污染物超标排放仍然时有发生，成为居民投诉、环保督查和媒体监督榜单中的“常客”。

作为公益民生保障和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之于城市，就好比卫生间之于家庭，社会各界在对此类设施严格要求的同时，不妨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毕竟卫生间出现故障、产生异味的概率肯定要高于客厅和卧室，但我们又有谁能够离得开卫生间呢？因此，值得重申的是，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我国的垃圾处理，成就要充分肯定，问题也毫不规避。

其次，要平衡好垃圾处理当务之急与久久为功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国大部分区域，垃圾处理设施能力建设、结构优化与水平提升依然是当务之急，分类减量是久久为功的慢工细活。人们常用“垃圾围城”、“垃圾围村”来描述垃圾问题的严峻程度，要解决垃圾“垃圾围城”、“垃圾围村”问题，必须大力建设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来替代城市或村镇周边大量存在的垃圾堆放点、无控处理场、简易填埋场。事实上，我国大中城市“垃圾围城”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依靠的就是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处理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与运行。在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条件下，垃圾处理必须走集约化、全链条之路，高标准的焚烧发电、生物处理、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势在必行。

有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垃圾围城”、“垃圾围村”，出现垃圾处理能力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处理需求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推行垃圾分类，或者垃圾分类推行不得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垃圾分类倒逼源头减量的滞后效应非常明显，在经济增长和消费膨胀的条件下，垃圾产生量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下降；同时，分类得到的各类垃圾也必须有足够的设施加以处理和利用。离开现代化、多元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城乡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都无从谈起，垃圾分类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

那种不深入了解城市和村镇的现实需求，笼统地将垃圾分类作为解决一切垃圾处理问题的普适法则的做法，无异于不去给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提供食品和衣物，而是一味地建议他去强身健体一样荒谬。因此，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地在全社会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必须将高标准的分类处理设施建设作为根本依托，避免陷入部分发达国家在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后大量分类好的垃圾无处可去、堆积如山的尴尬境地。

原标题：光明时评：中国垃圾处理“困”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