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钢铁、铝、水泥等大宗原材料以及鞋帽、家电、手机等产品都超过世界一半的产量。从改革开放到世界工厂的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到90年代外向型经济的“集中高地”，再到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工业园区建设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体制创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生态化都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工业园区的两面性及新形势
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模式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种模式造就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奇迹，成就了今天中国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表现为工业园区发展层次不清晰、同质化竞争激烈和低水平重复发展问题突出等，在园区个体层面上集中表现为环境问题频发、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环境和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和可持续竞争能力不足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环境严格管制也开始常态化，再加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衰退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先前以问题导向的环境管理模式可能难以达到政策效果甚至可能误导发展，因此诉诸于战略导向的环境管治模式就成为关键选择。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工业园区应该继续秉承政策先行区的角色，成为践行生态文明和可持续转型的先行区。
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园区经历了五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84年前后，其标志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先行区，开发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三位一体的资金大循环模式，开启了以制度创新引领工业经济发展的道路。
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经济开发区——大连经济开发区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2年前后，其标志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立。在“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的发展方针指导下，不仅开发区和高新区加速实现产业集聚和优化升级，而且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工业园区纷纷涌现，形成了工业园区蓬勃发展的热潮，成功确立了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发展经验。
1992年成立的徐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为苏北地区唯一一家国家级高新区、江北地区第一家综合性国家级高新区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2004年前后，与前两次转型以激活开放为主不同，本次转型是以土地整治和环境整治为目的。 随着土地财政模式的确立，工业园区成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热点，全国形成了“开发区热”，土地浪费、基础设施建设混乱和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凸显。这促使国家开启了对各类工业园区的治理整顿。同时，也全面开启了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
第四次转型发生在2010年前后，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主战场，同时城市也进入快速扩张期，在空间格局上，工业园区已经从孤岛演化成新城区或者“城中区”，产城一体化的诉求高涨，对于工业园区产业类型的选择和格局要求显著提高。
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正在经历第五次转型，特点是园区发展内涵的全面提高，园区循环化改造、低碳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等全面铺开，成为工业园区发展的主流。本次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基本上，工业园区转型周期与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是高度吻合的，并且作为政策先行区总是稍稍领先于经济周期。每次转型的动因有所不同，最初两次是体制解放为主，后面两次则是规范发展和确立格局，最近一次则是全面质量提升和生态化转型。可以预期，工业园区将会继续沿着全面提升的道路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产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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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环境管治创新不足成为园区生态化的重大挑战
尽管取得了如此成效和进步，然而我国在园区生态化方面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甚至是重大挑战，集中体现为园区环境管治创新不足。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基于顶层设计的工业园区生态化政策框架，现行政策带有较强烈的部门或者行业色彩。例如，笔者在访谈某化工园区时发现，煤焦油综合利用企业的蒸馏残渣难以被比邻而建的焦化厂综合利用，而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规定，这导致一些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补链项目无法正常运转。
同时，即使同一部门出台的环境政策对企业、基础设施和园区等不同阶段或尺度也可能存在冲突或者不衔接的问题。例如，在工业园区水的管理方面，笔者在某纺织工业园区访谈时，某纺织印染企业提及环保部门要求他们将出水COD提标到200毫克/升后再排入集中污水处理厂，这不仅加重了企业环境成本，而且对于后续的集中污水处理厂并不见得有利。更为重要的是，从环境质量倒逼的角度，环保部门是否只需要监管工业园区总排污口即可，通过淡化企业监控界面达到园区环境管制创新和监管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此外，现有园区评价指标体系侧重于考察园区经济、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表现，却忽略了对园区底层要素的考察，不足以跟踪观察园区的生态化进程。在污染物管控方面，只针对COD、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四大常规污染物，未体现特色园区的特征污染物，例如化工园区的石油类和VOCs指标、有色金属园区的重金属指标等。上述这些问题和挑战期待工业园区层面上的环境管制创新。
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建议
工业园区本质上是一个由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三位一体构成的具有严格时序和定量依存关系的有机体。发展良好的工业园区一般都具有配置合理的产业链、健全的基础设施体系和适宜的风险管控体系。对于工业园区而言，其生态化进程也是需要建构在这一有序的协同演进体系中。事实上，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化改造所强调的措施如废物交换、基础设施共享和服务共享，可以看作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和组织制度建构的生态化延伸。随着我国环境严格管制常态化，本文提出如下6条对策建议。
1、模式塑造。我国园区生态化实践尽管全面而又广泛，但总体还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导阶段，还需要上升到理论层面来塑造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和园区循环化改造的中国模式，建立合理的产业生态化和环境管制架构，形成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和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2、顶层设计。目前，我国在单个园区尺度上已经开展了大量的且有成效的循环经济或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但在全国尺度上则缺乏整体的规划和顶层设计。全局性的问题需要全局性的方案，无疑当前工业园区同质化竞争的问题需要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规划。为此，我国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分工明确、层次清晰且又相互协作的工业园区发展体系。
3、愿景导向。工业园区之所以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和建设模式，其原因在于地理邻近性所提供的产业共生协作、基础设施规模效应、公共服务共享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等。随着对工业园区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环境风险的防控，人们越来越希望工业园区成为一个符合产业生态学原理、具有高资源效率、高环境相容和高度自适应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系统，也就是说未来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利用智能信息系统将经济发展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高度融合的人工复合生态智能系统。
为此，工业园区需要利用智能化技术和手段来化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传统界限，融合重组传统的产业链与生态链，统筹产业、基础设施和各类生产要素的协同与匹配，关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价值创造过程和商业生态模式，将工业园区发展向智能化和生态化转型。
4、制度创新。生态工业园区如果要真正成为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后的第三代工业园区，就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生态政策创新，成为新一轮的“生态文明政策先行区”。对于工业园区发展而言，坚持生态主导的发展定位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必须的，但如何进行政策创新，使之从孵化中的“小生境市场”成长为产业发展的主流，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有效的经济与环境政策集成，构建统一的工业园区生态化政策体系，为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提供规范的制度框架，建立工业园区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
5、技术创新。加速支撑园区循环化改造和生态化转型的产业链诊断优化关键技术标准研究，研究循环产业链诊断优化方法和标准、工业园区物质流分析方法和标准，以及废物流数据采集方法;加强园区循环化改造和生态化转型的共性技术标准研究，研究制定一般固体废弃物分类及交换利用、废气综合利用、水的分类使用及循环利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园区循环经济信息化数据接口规范等标准。
加强关键链接技术、物质代谢分析与综合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以及风险控制技术等专一性技术的研发，加大最佳适用技术和最佳可得技术的推广;加大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优化集成平台技术与决策系统的科技支撑、推广和应用;创建和培育一些公共平台，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创新体系，培育核心竞争力。
6、绿色评价。加速园区循环化改造和生态化转型的效果评估标准及工具开发，研究园区循环化改造和生态化转型的效果评估方法、指标和标准，建立分类分级的工业园区绿色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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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JIEI专访 | 石磊：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态化发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