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是一个文化术语，在自然中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的自然物质都可连续不断地循环再造。对于资源短缺、人均资源尤其短缺的中国来说，处理电子垃圾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也是一个资源战略问题。在回收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污染自然环境，危害国民人身健康。如果处理得当，不仅可以缓解环境压力，还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从电子到垃圾
随着高科技时代到来，手机、电脑和电视机等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速，人们在充分享受高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同时，由此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和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目前(2012年)全球每年产生约5亿吨电子垃圾，并以每年3600万吨的速度增长。中国电子产品产量更呈快速增长趋势，年产230万吨电子垃圾，仅次于美国的300万吨。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上半年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等增长率达30%以上甚至接近50%。全国目前每年至少有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
▲ 北京郊区，街头上收集电子废物的人。 © 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报废这些旧电器，居民要么将其低价卖给普通商贩，要么实在不能用了，就随便扔掉。目前，中国的电子垃圾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不仅难以消化自身每年产生的大量电子垃圾，而且还遭受国外电子垃圾的入侵。发达国家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亚洲，其中的90%进入了中国。
与其他垃圾相比，电子垃圾的危害性极大，具有污染时间长、污染危害大等特点。由于行业缺乏统一规管，涌入中国的电子洋垃圾大量流入非法废物处理厂。西方21世纪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废弃物在这里以19世纪的工艺进行着污染性极强、利用率较低的再循环。这些小处理厂和小作坊每处理1吨电子洋垃圾，就有超过一半的配件在多重处理后成为毫无用处的污染垃圾。
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体健康将受到极大的危害。汕头大学近年对贵屿镇165名1-6岁儿童的血铅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儿童血铅负荷高，其中135名儿童铅中毒，中度铅中毒者达到24.4%，明显高于没有遭到电子废物污染的邻镇儿童。研究表明，长此以往，这些中毒的儿童可能会患贫血等疾病，他们的智能和行为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
迫于环保压力和城市转型的需要，政府近年来对非法进口和焚烧电子垃圾行为一直坚持严查。但围绕电子垃圾的回收、拆解、焚烧、冶炼，早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因此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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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各个回收站，人们以十分粗放的工艺处理电子垃圾，回收具有利用价值的物件——焚烧电线和电缆;用硫酸水冲洗电路板;对电源板进行手工拆解。而对于不容易处理的电子线路板，则采用“烧煮拆解法”，将线路板上的焊锡熔化后，将可以再利用的元器件拆解下来。图为广东贵屿，一位民工用火烤一块电路板。 © Markel Redondo / CFP
如果这种现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整治，危害的不仅是一个地方。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8年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近几年珠江、北江中上游水污染日益严重，导致北江水质在不断变差，已给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而清远市某镇电子垃圾处理产生的废渣和废气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当消费成为主义
当代科技文明确实改变了人类生活，但也极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受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产生了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从文化上讲，“垃圾是个根本上属于都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家博德利认为，“污染是一个文化术语，在自然中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的自然物质都可连续不断地循环再造。”
20世纪出现两个重要的变迁，首先，每人消耗财货与资源的速度持续加快，从而助长了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其次，新科技，尤其是化工开发的新技术，如塑胶、电子产品，彻底改变了垃圾的成分，对环境造成了全新挑战和问题。这些大规模商业生产的有机废物一直以各种方式不断地产生和集中，阻碍了有效的再循环，使生态系统退化、生态过程简化，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最终造成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生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
▲ 广东贵屿，居民在被严重污染的河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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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必定要消费。作为现代人，我们注定与稀缺性相伴。将简单社会视为“原初丰裕社会”的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说，消费是双重的悲剧：因不足而开始，最终受到物质剥夺。因为300多年来的商业生产已经使消费成为了主义。不消费，你就会被消遣。
在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中，商业与政治精英联手塑造了主要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促使人均资源消费上升到最高水平。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宣称，生活的意义就是发现我们可以占有的事物，因此，消费了就能活得充实，要生活得充实，就要不断消费。
戴维˙哈维继承了托夫勒“抛弃型社会”(throwaway society)理念，他说：“一个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社会的推动力，在1960年代期间开始明显起来。不止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的问题)，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产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齐格蒙特˙鲍曼也注意到，消费主义使人们不再考虑人类生活与命运这类严肃问题，不再去深思限制与超越等问题，它使得曾是“个人逃避命运的消遣变成了社会建构的命运”。
在电子时代，我们的消费主要对象，也变成了电子产品。一些高端电子产品通过推销虚幻，劝说人们通过购买自己的产品，以实行对“爱、家庭、友谊、冒险和性”的真实满足，在这个时代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一个苹果，让多少人趋之若鹜!中国人在电子市场显得如此的狂热：一些高端新产品上市时，连夜排队者甚至比80年代初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上一辈还虔诚。
▲ 2012年1月12日，在北京三里屯苹果零售店门口排队买手机的消费者。当时的最新款手机将在13日正式上市。 © Liu Changlong / Xinhua
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认为“个体消费者使用商品建构自我认同，赋予了商品象征性的文化意义”。而我们的新一代更是深谙此道。曾有报道，中关村一家苹果产品店门前，一名女孩怀抱一台iPad还一脸愠色。
销售人员透露：“她上来就要买苹果3件套，而且都得是高配，超过2万元支出让母亲觉得有些吃不消。”女孩儿大喊一声：“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说完便扔下还蹲在墙角低头抽泣的母亲，扬长而去。无独有偶，武汉某高校一位大一女生在报名现场弃学要挟父母买苹果手机，发火说：“不买我就不在这读了，反正钱也交了，你们就后悔去吧!”经老师和父母劝了一个多小时，女生才“让步”，同意父母买部新款其他品牌手机。
我们被扔上了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永不停歇。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完全依赖对资源的消耗。我们用的越多，消耗的自然资源就越多。消费者追逐功能更完善、更新奇的产品，随着产品更新周期的缩短，消费者更换家庭装备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GDP的增长，但也导致电子垃圾越积越多。数量庞大的电子垃圾，不仅表明了我们的过度消费，也反映了当前工业文明体系的失衡。
30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面临着垃圾数量猛增、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等威胁，而有毒的电子垃圾等更是成为环境污染的隐患，威胁着国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随污水、随大气沉降，随固体废弃物、随农用物资等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有研究人员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按照GDP来测量，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像废物、损耗、污染、各种间接的社会成本或外部效应，并没有减损增长，反而在实际上加大了增长的效果。例如，污染产生的疾病与事故，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应付，因此反而会对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然而，这种消费建立在资源损耗不可修复的基础之上。鲍曼写道：随着人类废弃物总量超过现有的处理能力，出现了一种极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现代化在面对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废弃物时，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
有许多信号表明，那些很快积累起来的废弃物的毒性在迅速攀升，人类的发展将不可持续。生态危机频发的地球已无力承受人类过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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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时代的生活
电子垃圾问题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整体上考虑，首先是垃圾及其处理意识跟不上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要求，思想方面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电子科技时代需要相应的垃圾处理文化。
对于资源短缺、人均资源尤其短缺的中国来说，处理电子垃圾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也是一个资源战略问题。在回收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污染自然环境，危害国民人身健康。如果处理得当，不仅可以缓解环境压力，还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电子垃圾中，每吨废弃的电子设备含金量是金矿的17倍，含铜量是铜矿的40倍。有数据表明，在1吨随意搜集的电子板卡中，可以分离出143公斤铜、0.5公斤黄金、2公斤锡等有用金属，其中仅黄金就价值不菲。如果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分离电子垃圾，完全可以变废为宝，使垃圾处理成为一项高收入的产业，成为好大一座“城市矿山”。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日本提出了“城市矿山”的资源观，不仅颁布法令禁止电子废弃物出口，还想办法从其他国家进口。早在2001年，日本就已经正式实施《家电再利用法》。法律规定，消费者必须将废旧家电交由销售商送返生产厂家进行回收利用，回收所需费用由消费者承担。如果消费者不按规定将旧家电交回销售商处，而私自进行掩埋等处理，一经发现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小贩回收废弃家电，也需要得到地方政府颁布的收集搬运执照，如果是私自收购，则属于违法。据统计，日本现有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中，仅稀土就能提取30万吨，如能回收利用，足以满足其本国需求。
▲ 日本的教育将垃圾分类贯穿其中，图为日本一小学，学生们吃完午饭之后将牛奶盒冲洗干净等待回收。 © CafCu Media
作为最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政府对电子垃圾处理必然负有最大的责任。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消费者责任的界定，到专业企业的打造和扶持、产业的引导和补贴，以致法律规管与环境教育，政府都具有强大的责任。但很遗憾，哪怕是在目前最末端的监管工作，各级基层组织的监督与执行，进行得都不够彻底。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表现不尽如人意。2005年，汕头贵屿镇曾经被批准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但7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这7年中，又有多少污染在悄悄弥漫……
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生在电子时代，我们身不由己。我们使用着电子产品，生产着电子垃圾，经受着电子污染。我们似乎无法拒绝电子，也因此无法拒绝电子垃圾。就像我们无法拒绝生活。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这个新词，要求“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被消费主义俘虏的一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需要的是可称之为真正环境主义的东西—一种不需要为之费心费力就能够做到的环境友好。比如，尽量降低对电子产品的欲求—没有它们，我们好像也能够过得很好。少使用手机，别让它们主宰我们的灵魂。珍惜那些家用电器，换用节能型设施，使用更少的加热制冷能源、建筑材料等等。
只有重新组织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结构，从而改变便宜、舒适、享受的定义的情况下，这种环境主义才能流行起来。
原标题《电子时代的危机生活》，刊于《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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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电子时代的危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