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原定21时30分起飞的CZ3114航班晚点。
广东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陈能场研究员准备搭乘这班飞机从北京回到广州。几小时前，他刚刚结束“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纪念活动暨‘一带一路’共同行动高级别对话”的活动。
利用等待起飞的时间，他开始回复微信。一位云南的微信好友向他询问土壤如何采样，他耐心地用福建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予以解答。末了，他告诉对方，“我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说。”
他的微信好友数接近2000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他都能对号入座。准确地说，他与其中相当数量的好友甚至未曾谋面。但是，许多人辗转加他为好友。
清晨4点多，陈能场回到家中，留给他的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周六这一天，他的行程满满当当——上午，他要与几名从江西来的从事土壤污染修复的同行见面;下午，他要去韶关市考察一项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晚间，截稿在即，他还要向一家纸媒交稿。
写文章，写与土壤相关的科普文章，是近几年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也正是这些文章，让不少人认识了他。
“中国关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陈能场告诉记者，科普既是科学家的责任，同时科普也没那么简单。他想要做的，就是“努力传播多些，传播好些”。
那些土壤科普文
中国缺乏土壤的科普，是陈能场自己从事科普之后的感悟。
2015年底，他为某纸媒撰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健康的土壤该是什么样子》，写作的初衷很简单，他在数次考察中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土壤状况，所以“想写写怎样的土壤是健康的土壤。”
以他写作的经验，这篇文章既没“蹭”新闻热点，选题内容也称不上新颖，但没想到的是，文章见刊之后，传播效果非常好，很多微信公众号转载这篇文章，引来读者或为文章留言或默默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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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早转载这篇文章的微信公众号“土壤观察”为例，其主编向记者提供的最新后台数据显示：阅读量16234，点赞数44。在文章平均阅读量在2000左右的专业公众号中，达到这样的阅读量并不常见。
这让陈能场大呼意外，也让他意识到，土壤科普中缺乏“健康的土壤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浅显易懂的内容，才是目前读者喜欢和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做土壤的科普?那要从2013年初说起。
2013年2月末，春节刚过，“万吨镉大米流入广东”的新闻就引爆了舆论，“镉大米”成为焦点话题，“问题大米去向成谜”的报道也使得民众格外恐慌。作为长期致力于研究土壤镉污染的专家，陈能场在当时成为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最多一天有十几个记者来采访。”但他的观点始终无法系统全面地表达，“记者们大都各取所需，内容呈现比较片段化。真正想说的，记者又不感兴趣。”
事实上，从镉大米的报道见诸媒体之后，近年来，土壤污染成为从政府到民众都尤为关心的话题，土壤污染的信息虚虚实实，很容易引起极大的关注甚至是争议。同时，对土壤污染的高度警惕，让土壤修复行业在这几年中经历了突飞猛涨、熙熙攘攘。据了解，2014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上的企业约500家，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至900多家。与热闹相对，愿意就土壤污染这一极其敏感、动辄牵动公众神经的话题发声的科学家却少之又少。
陈能场就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是既然如此，还不如自己动笔来写。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南方都市报》一位副总的大力支持，并很快帮助其成为现实，在《南方都市报》上开设专栏“舌尖上的重金属”，文章以每月两篇的频率见刊。之后，陈能场又在《东方早报》开设了“生活的土壤学”专栏，既有《土，能吃吗?》这样趣味性十足的话题，也有《从土壤到餐桌，多少重金属飘过?》这样公众极度关注的内容。
随着关注越来越多，数十家媒体先后向陈能场发出了写作邀约。
如果检索陈能场见于媒体的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还是与新闻热点相随。2014年底，有媒体刊发“湖南湘江流域重金属砷超标最高达715倍”的报道，在舆论又一片惊慌时，陈能场以“如何看待土壤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为题在澎湃新闻发文指出，“固然这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环保措施不配套带来的强度污染，给土壤带来了重金属等污染物的积累，但是缺乏对土壤重金属数据的科学解读应该是造成‘谈金色变’的主要原因。”
2015年1月13日，环保部公布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1月24日，陈能场在澎湃新闻以“《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之我见”为题发表了文章，提出应该商榷征求意见稿中“新标准“项目和数值设定。
3月，陈能场又写了《农产品超标来自土壤污染?这10方面说明没那么简单》的文章，指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出台，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到‘土壤污染了’上来”，但实际上，“农产品安全与土壤污染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的、线性的关系。”
2015年3月，某地表示“将对部分农田免费深翻耕”，以“治理重金属污染”，陈能场撰文以五连问来说明深耕改土措施值得商榷建议“凡是打算推广的措施，务必需要充分的科学验证和评估，以免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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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的出台，有观点认为应该加快有机肥资源化和农用化，他又不失时机地“提个醒”：现代集约化养殖下生产出的有机肥在肥效上特别是抗生素和重金属等的成分上已经不同于传统上的有机肥，有机肥的安全性不可忽视。
有人说陈能场的文章值得读，读完拨开了云山雾罩，豁然开朗;有人称赞他的文章专业，令人信服;有人佩服他的文章敢说，直言不讳。
科班出身土壤人
地处“闽中屋脊”戴云山区的福建德化是他的故乡。20世纪80年代，陈能场跳出了山沟沟，到福建农学院上大学，就读于土壤农化系。1988年，陈能场又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攻读硕士。
通过写信，他联系并选择了自己的导师我国著名土壤学家、致力于土壤环境保护研究的陈怀满研究员。
据采访资料显示，196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之后，陈怀满就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1976年，他开始从事土壤环境保护工作。陈怀满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重金属镉有关，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水稻对镉的吸收以及外源镉、磷和锌的影响，“在当时是相当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陈怀满说。
1988年，陈能场在南京开始了三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在陈怀满的引路之下，陈能场开始了对土壤重金属的专业研究。
毕业之后，他先回到了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1992年，陈能场离开厦门，前往香港科技大学做研究助理。从那以后的差不多十年时间里，陈能场的人生轨迹一直在香港和日本两地折返。在香港工作半年多之后，陈能场拿到了日本的奖学金，赴日本鹿儿岛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陈能场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学、日本名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成为鹿儿岛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直到2003年，陈能场选择从日本回到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原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我大学、硕士、博士的研究都与土壤相关，硕士和博士研究的是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具体是土壤和根表面小环境里的行为，这是很专业的研究领域。到广州之后，我主要从事土壤污染治理技术方面的工作。”陈能场延续了自己硕士导师陈怀满的研究方向，“虽然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铬的研究，但是经过一些研究，我觉得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健康影响和环境效应，所以我对镉一直非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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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厦门再到香港，再从日本回到广州，尽管工作地点几经变化，从硕士毕业至今，也有20多年，但是，陈能场和硕士导师陈怀满的联络却不曾中断。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中秋节都会去老师家里。”陈能场说。而陈怀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非常喜欢跟年轻同志在一起。”这种联系持续至今。“我的老师虽然70多岁，已经退休，但是他在学术上依然非常活跃。”陈能场说，他和老师之间还经常互发邮件探讨问题。
谈及陈怀满，陈能场总是称之为“恩师”，这种感激之情，不仅在于老师在学术上的指引，更在于做人做事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直以来，老师对我都非常关心。”陈能场告诉记者，实际上，对他而言，写土壤科普文章的另一个动力正是来自他的导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非常赞成我做这件事情。最开始，比如对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的讨论，就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写成的。”
“希望你对这一描述慎重对待，文章你看过吗?”这样的叮嘱，在陈怀满发给弟子的邮件里不时出现。在陈能场的眼中，他的导师是非常严谨的人。“做学问如果不严谨，就不要去做了，这一点他对我影响特别大。”陈能场说，“他还是一个非常淡泊的人，教会我做学问不要那么功利。”
科普并不简单
在陈能场看来，如果不是淡泊一点，科普或许就没办法坚持下来。“做科普其实要花很多精力，往往没有时间或不能专心做某一项研究。”他说。
从2013年第一次写作科普文章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陈能场写作的文章数量超过80篇，发表在《财经》《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济报告》和澎湃新闻等媒体。换言之，平均每个月他的写作工作量至少是两篇。
看似简单的科普，可是费的精力太大。对于很多科学家而言，迫于科研压力而做科普有心无力是普遍的原因。
看似不多的数量，但实际考验着功力与积累。写一篇好的科普文，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要有合适的题目，许多科学家卡在了这一关：什么是公众感兴趣的?什么又是自己想说的?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其次，科普的文章也一样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撑和逻辑论证。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动笔写作之前，仍然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对这一点，陈能场尤为重视。他的习惯是，列一个excel表格，然后每写一篇文章所看过文献都列入其中，“尽量让每一篇文章的数据来源都有据可查，我的文章需要面对公众，所以文章必须严谨。”他表示。
一位媒体编辑向记者印证了这一工作方法。有一次，她对陈能场文章中的一个数据准确性提出了异议，陈能场回复她“稍等，马上查。”三五分钟之内，就发来了文献中准确数字的截图。
科研的语言也要转化为公众能读懂的语言，既要严谨准确，又要通俗易懂。“一开始写，语言很难切换过来，这是比较痛苦的过程，后来，就慢慢转变过来了。”之后，有出版社有意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反而告诉他，“太口语化
了，必须修改。”
严谨，一直是陈能场不断告诫自己的原则。在今年的一次会议上，陈能场做了一个报告，其中他提到，对镉的吸收，不同品种的水稻存在差别，但是普通低镉品种稳定性差，不容易推广。当时，一位与会的专家就提出，如果样本足够大，还是可以找到遗传上比较稳定的低镉品种。“我之前做了80多个品种，这位老师做了500多个品种，所以当初我的样品数量还不够大，这给我很多启示，让我谨慎再谨慎。”陈能场说，“此外，他还提醒我，把人体健康和粮食安全、土壤健康挂钩时，下结论要有所保留。”
“我觉得这样的专业意见特别好。我很诚恳地希望业界有更多批评的声音，因为我的文章要面对公众;我很期待批评，因为这样才能有所进步。”陈能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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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健康是关键
如果你见过陈能场，你会发现，他丝毫不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不苟言笑。
在一次土壤污染防治的沙龙活动中，记者看到，陈能场总是笑眯眯地和想要认识他的人寒暄，地域特色明显的口音，给他增加了几分亲近感，对于交换名片的请求，他也几乎有求必应，直到名片很快散光。
更多人从未与他谋面，却很想认识他。许多人见到陈能场或者加上他的微信，往往在自报家门之后，都会说自己是因为看到他写的某篇文章，慕名已久。
佛山健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钟治舜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想认识陈能场，是因为看了他在澎湃新闻发表的《农产品超标来自土壤污染?这10方面说明没那么简单》一文。“我也跟不少专家打过交道了，我觉得陈博士是真正的专家。”
除了来自行业内的认同之外，陈能场的文章和观点也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事实上，研究与科普相辅相成。“我在大宝山矿区做过8年研究，后来又去湖南的矿区做研究，发现土壤污染并没有那么简单。”陈能场告诉记者，正是对两个不同地区土壤污染状况的研究给他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选择了英国、日本和大宝山等三个中外矿区进行了比较后，写了一篇《三个矿区的不同结局以及启示》的文章。
三个矿区间的不同结果是他经常提及的一个经典案例，英国Shipham矿区、日本神冈铅锌矿下游发生痛痛病的神通川污染区和广东大宝山铁铜矿下游的上坝村污染区三地土壤中的含镉量最高分别是998mg/kg、6.65mg/kg和1mg/kg左右，但由于土壤中的pH值差异巨大，所含无机物和有机质成分大不相同，导致三地土壤中镉的有效性分别是0.04%、4%和85%。结果是，英国矿区虽是高镉区，但主要的暴露途径是蔬菜，无明显证据对当地居民健康有影响，而后两者的暴露途径主要有稻米和蔬菜，当地居民饱受土壤污染的困扰。文中他指出，“人们习惯认为，粮食超标了，就是因为土壤污染了，其实粮食超标和土壤中重金属的关系很复杂。”
近年来的科普工作也让陈能场对研究了几十年的土壤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以前做的是土壤修复技术，但实际上，在前几年接触了其他土壤健康问题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土壤污染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土壤的问题其实是土壤健康的问题。”
他表示，土壤问题不单是污染问题，而是土壤退化、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破坏、土壤流失、土壤养分失衡等问题的集合。健康的土壤是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是现代农业生产跳出恶性循环的关键，也对降低和分散土壤污染风险有重要作用。健康的土壤才有健康的食物，进而造就健康的人群和社会。现在，陈能场致力于研究土壤污染—粮食安全—人体健康的关系，陈能场说，从全局来看，土壤污染防治不仅仅与土壤污染物本身有关，更与水、气外源、自身健康、食物链安全以及行动者，即人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
陈能场表示，农学、土壤学、生态学是整体性的科学，现有的学科分类将各个学科“分得太细”，研究土壤污染问题应有全局观念，“否则，单单从某一环节进行研究固然能出成果，但是对于理解整体很容易出现偏差。”从全局性的视角开展从土壤到粮食安全再到人体健康的链条研究，无疑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尽管自称是一个“很生活”的人，但陈能场的真正闲暇时间几乎很少。“我还有很多想写和要写的题目。”陈能场告诉记者，“既然做科学传播，那就努力传播多些，传播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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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能场：我为什么做土壤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