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王文彪董事长在北京亿利资源集团总部接受了美国纪实作家Vince Beiser的专访。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王文彪回忆了自己与“沙”和“穷”相伴的童年、年少时母亲让他远离沙漠的告诫、由于库布其的阻隔对重点高中的放弃、第一天上任盐厂厂长时的情景。
采访内容将被用于Vince目前在筹备的与沙漠有关的新书中。此次访问，Vince专程来到中国，了解王文彪董事长的童年岁月以及亿利资源集团的发展轨迹。
采访前一周，Vince到中国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参观库布其沙漠，了解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还参观了亿利的生态光伏项目、走访了当地农牧民、参观了亿利东方学校。“太震撼了，亿利人了不起，王文彪是个了不起的企业家，”参观结束后Vince感慨不已。
在5月9日的专访中，王文彪董事长将自己28年的人生经历做了许多精彩的浓缩提炼。
王文彪董事长接受美国纪实作家Vince Beiser专访
童年记忆：沙、穷
“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贫困，甚至有战争，这是世界的一个共性，”王文彪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诠释了为何沙漠的代名词就是贫困。“沙”与“穷”这两个字，是王文彪对童年的记忆。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费，家里靠养两只羊和几只母鸡生活，卖鸡下的蛋，就是求学的学费。
小时候的冲动：哪天沙漠没有了，该多好
母亲曾告诫的一句话至今依然在脑海中回荡。“一定不能跑远了，一定不能跑到大沙漠里边，那里边是有狼、有野兽的，会伤害人的。”他曾经幻想真正有个愚公，能够移走沙漠。
他本来被录取到一所重点中学，但是由于库布其沙漠的阻隔，本来100公里的路需要绕道400公里才能到这所重点学校，最后，他只好放弃重点学校，选择离家比较近的一所普通高中。
从“小治”到“大治”
1988年5月，王文彪从每吨盐的利润中拿出5块钱来治理沙漠，在沙漠里开始种树。他称当时的治理为“小治”，后来的治理则为“大治”。当时只是为了保护盐厂不被沙漠侵害，而后来的“大治”，范围则覆盖整个库布其沙漠。
从当年的盐厂到如今的“三绿一网”
当时做的是三块业务：传统的盐生产、立足于资源做化工产品、大规模地转型(在沙漠里大规模种药材)。这种药材既可以治理沙漠，又可以搞药的生产，同时还可以改良土地，这叫“一举三得”。通过多年发展，这种结构现在已经演变成“三绿一网”：绿土地、绿能源、绿金融+互联网。
以下为采访内容(上)
延伸阅读：
VINCE BEISER:首先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我上周去了库布其沙漠，也了解了亿利资源在绿化沙漠方面所做的工作。今天主要还是想听听您个人的一些故事。据了解，您1959年出生于库布其沙漠的一个村庄，可否描述一下当年的情况? 生活是不是比较艰苦?
5月4日，美国纪实作家Vince Beiser在亿利沙漠生态循环产业园
王文彪：您写沙漠这本书，我确实很感兴趣。所以我很愿意配合您，完成这部也可以称作历史的杰作。目前在国际上研究沙漠的人不多，写书的更少。我从出生开始就与沙漠很有缘分。实际上，在我出生与成长的过程中，沙漠的基因就一直在我身体中。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沙漠。美国有沙漠，但是中国的沙漠更多。中国在沙漠的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历史的。美国西部的沙漠我也去过，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研究沙漠这个大的课题，应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我出生的地方就在沙漠的边缘上。沙漠的代名词就是贫困，所以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贫困，甚至有战争，这是世界的一个共性。我的出生地——库布其，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直到今天，我出生的那个村子相对于其他地区，仍然比较贫困，所以它也是我们治沙扶贫的一个重要范畴。我坚信，再过几年，我的出生地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甚至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希望我的家乡能成为世界最美丽的富饶之地。
我童年的记忆实际上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沙，一个是穷。最有意思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费，我们家靠养两只羊、几只母鸡，卖鸡下的蛋，就成为求学的学费。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多么的贫困。
昔日的库布其沙漠
再比如说，我们的新鞋一年只有一双，而且这双新鞋是母亲亲手做的，现在每个人每年怎么也穿几双新鞋。当时吃的东西都是粗粮，当然现在吃粗粮是很时尚、很健康的，但那个时候吃粗粮是很无奈的选择，比如棒子米、高粱米，所以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为什么?因为饥饿。那个时候要上学，去上学的时候，母亲很心疼我。所以他们吃高粱米和棒子米，给我另外做一份小麦馒头。这样能够把这一天的书读好。这类故事还很多。
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这样贫困，根源就在于沙漠使得土地盐碱化、荒漠化，所以本来就很少的土地得不到产量的保障，使得多少年来日子非常艰难。
我为什么给你讲沙漠与贫困的关系。现在从中国看到世界，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比如中国的新疆和西部地区，那里确实有不少贫困老百姓。他们为什么贫困?他们就是生活在沙漠里，受到沙漠的侵扰，日子没有保障。
比如美国，最贫困的仍然是西部而不是东部，比如非洲最贫困的撒哈拉沙漠。所以我认为，您这部书应该集中反映沙漠与贫困、甚至沙漠与战争，这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读高中的时候，我本来考到一所重点中学，但是由于沙漠的阻隔，本来是100公里的路，需要走400公里才能到这所重点学校。最后我只好放弃了重点学校，到距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普通高中上学。由于沙漠的原因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库布其沙漠，过去小孩是没办法上学的，因为沙漠里没有学校。所以他们必须等到十六七岁，等到能走出沙漠的时候才能上学。
我在沙漠里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学校(亿利东方学校)，建设水平不亚于美国的或者中国最好学校的硬件设施。我就是想让沙漠里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学校，让他们能够学到东西，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亿利东方学校
Vince Beiser: 当年亿利如何从生产化工产品慢慢转型到一家绿色企业。亿利人刚开始植树的时候，是为了保护刚修的路。能否讲述下这一段经历?
王文彪：我还是得讲我童年的故事，这样才能和路有所联系。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告诫我，“一定不能跑远了，一定不能跑到大沙漠里边，那里边有狼、有野兽，会伤害人。”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显然，童年时我们也不知道沙漠里有什么东西。懂事以来我就知道，沙子伴随我们睡觉、吃饭、上学，伴随一切。
所以从小的时候，发自内心我就有股冲动。为什么一开门就是一座沙漠?如果有一天这座沙漠没有了那该多好。所以我就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地方有个愚公该多好啊，把这个沙漠移开，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冲动。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连理想都不是。
为什么不能在门前这座沙漠里开通一条公路，让大漠变通途。在很短的距离，我们能到城市里边去上学、去购物、去生活。这大概是小时候的一种冲动和愿景，或者说理想。这与我后来在沙漠中坚守这么多年，治理沙漠、发展沙漠产业、在沙漠里开公路、修桥梁，可能是有关系的。
我1988年5月去沙漠的盐厂做了厂长，上任那天是5月8号，当天有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新官上任，很多员工肯定抱着期待的心情来欢迎我这位新厂长。但是车子走到工厂厂部的门前就被沙子拖住了。所以欢迎的工人只能下来帮着我推车，而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厂长到任。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做厂长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展工业，而是从每吨盐拿出5块钱来治理沙漠，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27人的队伍，开始一棵一棵地在沙漠里种树。当时的治(治理沙漠)，这叫“小治”，后来的治是“大治”。为什么叫小治?当时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工厂不被沙漠侵害，让工作环境少一些风沙的侵蚀。当然后来“大治”了，那就到整个沙漠，甚至到整个中国和世界去治理沙漠。
您提到如何从化工转移到绿色发展上，实际上从开始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离开“绿色”这两个字。过去的传统工业赚的钱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传统工业的技术提升和环保水平提升;二是用来不断治理沙漠，更重要的是能从沙漠里赚钱。
当时我们有三块业务：一是搞传统的盐的生产，供当地老百姓吃;二是立足于资源做一些化工产品;三是开始大规模转型，在沙漠里大规模种药材。这种药材既可以治理沙漠，又可以搞药的生产，同时还可以改良土地，这叫“一举三得”。
经过多年发展，之前的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改变，我们叫“三绿一网”：绿土地、绿能源、绿金融+互联网。所以，目前企业营收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产业了。
5月4日，美国纪实作家Vince Beiser在库布其沙漠参观牧民旧居
什么叫绿土地，绿土地主要还是治理沙漠，我们是用商业的手段来治理沙漠。
现在我们在沙漠上主要有六项业务，叫“六生态”：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给中国的大城市搞绿色安全食品种植)、生态牧业(把日本和牛引到库布其沙漠)、生态旅游、生态工业(用沙漠的资源搞新材料、搞饲料加工)、生态能源(这是我们的主业，利用沙漠丰富、充沛的光资源来来搞光伏发电)。
这样，我们把“六生态”变成一个循环经济体。这个是世界的首创，叫“沙漠新经济”。这“六生态”实际上概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绿土地，一个是绿能源，这两块业务谁也离不开谁。
目前我们主要在能源上收入多，但是土地方面的收入更多。亿利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沙漠，特别是沙漠的土地。现在我们治理好的沙漠面积总数是1.27万平方公里，其中50%的土地已经改造成没有污染的、没有使用过农药的、没有重金属含量的绿土地。现在我们和中国最大的食品安全企业合作，来打造绿色安全食品基地，这个规模都是几千平方公里的规模。
延伸阅读：
原标题：王文彪：库布其童年“穷”与“沙” 今日“大治”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