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央视新闻报道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建在污染地旁，部分污染物超标近10万倍。由于学校附近开挖的地块上曾经是三家化工厂，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有毒物质的扩散，常外选址明显违规，只与毒地间隔不足100米。 自从去年迁址至今，“常州外国语学校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央视新闻对此事进行了这样的报道。
这一事件中校方的不负责任和隐瞒推诿，让民众的愤怒情绪高涨：学校的规模扩张，竟能置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身体健康于不顾。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学校怎么会建在这样的地方?环评是如何通过的?
据报道，这一建设的确通过了环评，但是这“通过”前提是周边土壤作业完成之后。由于意料之外的拖延，该项目没有能按期完成;这种情况下学校本应相应地延期迁址，然而校方极不负责地坚持按原计划进行，才导致如今的后果。
可是这边上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明明知道是化工厂旧址，知道是有毒污染物富集，为什么还要把它挖开来呢?
这都是下策，是在还以前欠下的环境债。
土壤修复：转型中的迫不得已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尤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各类高污染企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第一桶金。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著的：污染物进入水体和土壤，变成了严重的毒瘤。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张，原有的污染型企业被迫迁出闹市区，原有的郊区也慢慢被纳入城区，但是这些企业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却可能因此遗留了下来。尤其是各类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物，让土地开发变得极为困难：种树树死，长草草亡。地下设施有被它们污染的危险，地面上的人群同样也可能会遭遇这些地下幽灵——不少有机物都具有挥发性，对周围的居民造成毒害。
然而，伴随着产业转型，这些闲置下来的“毒地”必然不能继续闲置。为了可以让医院、学校、居民区等设施进驻，“土壤修复”这一新兴产业就应运而生。在常州外国语学校附近的这块工地，进行的就是一个土壤修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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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隆地块修复——不完美的方案
2011年，常州常隆地块完成拆迁平地，同年，当地环境部门在进行调查后认定：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由此拉开了对此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大幕。在本次事件之前，早在2014年3月，当地政府就已开始了一轮修复，但因为刺激性异味太大，被迫暂停。随后修复工作断断续续开展，仍旧不能克服问题，浓烈的异味招致附近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抗议，而政府与校方对此却始终未能给出妥善解决方案，最终酿就此次事件。
该地块采取的主要修复方案是换土，用行话说就是“客土修复”，先把已经被污染的土壤运走，再到别处找来好土填上，我们在新闻照片中看到的挖掘机和水管，就是换土工程的一部分。这样的物理过程，至少有以下两个很难克服的问题：
1.挖掘的过程中，怎么确保污染物不会外溢?
2.运走的这些脏土，如何处理它们?
单纯从技术手段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以本次事件为例，需要修复的地块总面积达到了26.2公顷，比一般小区的面积都要大。想想看，如果把你家小区面积那么大的“毒土”都翻出来堆在地面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在本次事件的现场，尽管也有一些措施去遮盖或阻挡异味，并且项目人员还声称是选择了合适的风向施工，但结果显然并不遂人意。
在常州事件中，污染后的土壤被送往水泥厂作为原料，技术上来讲，这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但距离完美还差得远。就不说这样烧制的水泥品质指标是否与正常水泥相同，简单想一下，这些污染物会不会被送到大气里了呢?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2013年10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的《水俣公约》中，就明确将“水泥生产”列在了“汞及其化合物的大气排放点源清单”中，而根据估算，2013年我国水泥行业向大气排放的汞总量在89-144吨之间。所以，可以这么说，即便把污染后的土壤烧成了灰，我们也依然不是污染的终结者，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
别的方法?并不尽如人意
除了客土修复，还有别的方法吗?有，但也都不完美。比如覆盖式——也就是直接挖来新土盖在上面，但谁都知道，毒土还在下面，治标不治本。除了这两种物理手段之外，还有生物和化学手段：
其中化学修复，就是用一些修复剂去清除原有的污染物，可以在原位进行。在这一次的常州事件中，化学修复也作为了其中一项辅助手段，对于六米下的受污染土壤，项目方通过施加氧化剂，将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但问题又来了，双氧水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有机物会不会在双氧水的作用下生成其他有毒害物质?
至于生物手段，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听起来很美，实际却困难重重。这种手段普适性有限，植物生长需要特殊自然条件的支持，而且整个过程缓慢，以年为单位，着实让人头疼。而且，微生物对环境的挑剔程度也不低，虽然生长速度可以实现较快水平，但它们是否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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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 就在我们身边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土壤修复这么麻烦，那不修，放着不动不就得了?不幸的是，这并不可以，除非有人能拿出连哆啦A梦都拿不出来的“在天上修土地的机器”。
自2005年起，国家环保局(后升格为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以确定土壤受污染的状况。
2014年4月17日，也就是正好两年之前，这段长达八年的调查终于整理出了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公告中，对于全国污染问题是这么总结的：“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如此悲观的论调，在国内的公文上是不多见的。
究竟严重到何等地步呢?我们还是谈其中几个数字好了。
在全国调查的63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相当于国土面积的2/3)，总超标率达到了16.1%，也就是约100万平方公里。这还不是重点，在这些超标地区中，还分为四个级别，其中重度污染区域已经达到1.1%，也就是大约7万平方公里，台湾岛和海南岛加起来刚好这么大。
从地域上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达，污染也是首当其冲，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原因，也是重污染区域。总的来说，南方的情况更为严重。
也许看到此你还会侥幸，毕竟中国幅员辽阔，这点面积不算什么，那么我们再看一组数据：污染来源。
毫不意外，除了农业污染以外，主要的污染来源还是那些污染工业的企业，多达36.3%的污染型企业——金属冶炼加工、矿物、皮革、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力——周边的土壤污染超标。另外，多达34.9%的工业废弃地周边土壤污染超标。
举个身边的例子吧，北京著名的宋家庄地块，也就是三条地铁线的交界、南城重要的居住核心区、交通枢纽，原来就曾经是北京农药厂所在地。工厂当年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的六六六，像是重重戳入首都心脏的一把匕首。据测试，宋家庄地表的六六六浓度与其它异常地区相仿，均在50ng/g上下，但是当挖到地面以下4米之后，其浓度就达到了惊人的16万ng/g，比地表测试结果翻了三千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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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区域广阔已经足够让我们心惊肉跳了，然而问题还没完——污染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因为镉污染导致的。根据上述公告，中国的镉污染面积占调查总面积的7%，也就是44万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整个四川省那么大。而其它各种重金属污染中，镍的超标面积为4.8%，汞为1.6%，砷为2.7%……这些数据串联在一起，也就难怪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认为土壤污染问题“不容乐观”了。
所以，还是要修。
一潭死水的土壤修复问题
我国的土壤修复工程从2001年就已展开，客观来说，工程师们一直都很努力，并且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性突破——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叫做“土地污染”的大怪兽，一只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才能驯服的怪兽——但事实上，国内对土壤修复的研究多数还只是研究而已。因此整体而言，十多年过去了，土壤修复进行得并不顺利。据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土壤修复项目是一项超十万亿的市场，几乎可以与高铁相媲美，但除非对地方经济明显有利，否则谁会愿意出资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常州事件，在明知道土壤修复工程有很大弊端的情况下，为什么环评会允许学校在这里选址?又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学生考试的关键时期进行客土修复?在有学生反应不适后，为何没有采取措施?
我们在这里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土壤保护”的立法还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如今有不少人都在为此奔走：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污染评估的标准，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确定污染后的处罚与治理。虽说立法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连立法都没有，技术手段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
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媒体宣传是否精准?高校教育是否符合实际?专项资金筹措是否到位?这些问题其实都让土壤修复问题成了一潭死水。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下，土壤修复工程不但不能解决我们埋下的祸根，反而会引来更多、甚至更严重的灾难。
多年前，当我们向土地上撒下那些污染物时，大概没有想过，这一过程的“增熵”效应会让我们如今束手无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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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常州外国语学校中毒事件背后，是问题重重的土壤修复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