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垃圾焚烧厂再陷窘境 公共环境项目“一闹就停”？

因群众反对意见较大，14日惠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广东“惠州市生态环境园项目”选址尚在论证阶段，又一个垃圾焚烧厂陷入“宣布-反对-搁置”窘境。

一些公共环境项目“一闹就停”的背后，折射的是垃圾焚烧技术与成本、知情权、选址等多重矛盾。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全国需要新增每日20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垃圾焚烧厂“落地”难题如何解?

“上马—争议—搁置”，“生态环境园”项目引争议

广东的“惠州市生态环境园项目”，本应在9月15日公示期结束后，以论证会和听证会等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但截至目前这一程序并未被当地政府部门提及。

惠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生态环境园项目选址尚未确定，所谓“选址已定”或“拟开工建设”实属误传，该项目选址目前尚在论证阶段。

一个“生态环境园”项目为何引发如此争议?据了解，惠州市生态环境园系列项目中包括垃圾焚烧厂项目，位于惠城区龙丰街道、江南街道与博罗县交会处，尽管当地政府表示，生态环境园与饮用水源、居民区至少保持500米以上的安全防护距离，但仍然引发公众对污染的顾虑。

从近年来广州番禺、惠州博罗、杭州、北京等地的公共环境项目事件轨迹看，最初都是引发项目周边群众的担忧，而一旦政府宣布暂缓建设或重新选址，民众情绪都会有所缓和。

惠州市政府表示，近期已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开展风向风速评估、环境影响评价、水文地质勘查。而在这之前该项目已公示了一个月。

从PX项目屡屡下马，到垃圾焚烧厂被迫流产，近年来，多地反复上演“上马—争议—搁置”的剧情，有的地方还做出了“永不再建”的承诺。

频繁遭遇“迟到的通知”，争议背后公众污染焦虑频现

广东博罗这一事件并非孤例，国内一些地方近年来陆续出现过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等公共环保项目建设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困境。不仅消损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于规划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附近，在附近居民中引起巨大争议，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而在浙江，今年4月杭州市公示了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即将在城市西部的余杭区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这在杭州部分群众中也引发较大争议。

在争议之声四起的背后，公共环境项目引发争议凸显多重矛盾。

——巨量垃圾能否无毒化、经济化处理存争议。目前，北、上、广日产垃圾均达近2万吨。面对巨量垃圾，垃圾焚烧几乎成为国内大城市必由之路。但由于焚烧垃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毒物质或气体，垃圾焚烧设施净化装置能否去除毒害性长期存在争议;而前期动辄投入十几亿元，后期每吨300元以上的巨大成本是否具有经济性也值得探讨。

——知情需求遭遇“迟到的通知”。从此前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看，根据2006年广州市规划局下发的选址意见书，建设单位必须在一年有效期内领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但当地政府部门直到2009年4月才获得国土部门批准的土地预审报告。一份“迟到的通知”才将周边居民“惊醒”，凸显民众知情需求与政府公开信息之间的矛盾。

——垃圾焚烧厂为何建在密集居住区?公共环境项目选址普遍成为矛盾焦点。从全世界的范围看，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密集区域的并不多，西方国家大多建在工业区。但由于目前国内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规划设计的缺陷，使得一些公共环境项目出现在居住小区周边，使选址矛盾愈发突出。

“邻避效应”扩大化，走出“一闹就停”需要解开几个“结”?

记者采访发现，在公共环境项目“一闹就停”的背后，体现出 “邻避效应”扩大化的趋势，要想走出这一怪圈，需要解开社会大众科学认识判断、政府监管能力、诚信水平等多个“结”。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公共环境项目规模势必将随之增长。《“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规划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每日58万吨，其中选用焚烧技术的要达到35%，这意味着全国需要新增每日20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此前对记者表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诉求多样，加之社会风险与环境风险交织，“邻避效应”突出，一些项目的环境影响易成为关注焦点。这一方面反映出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宣传引导不够。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表示，政府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保证民众知情权，不能搞先斩后奏，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国家层面对垃圾焚烧技术的安全与风险进行权威评估解读，加强检测并定期发布结果，在全社会形成科学认识垃圾处理的良好氛围。

“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要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广州市民罗明海担忧地说。考虑到民众普遍担心的情绪，专家提议能否将二恶英相关标准的抽检提高到一年四次。政府监管对公共环境项目监管能力的提高势在必行。

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共同完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社会发展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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