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泰国《曼谷邮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泰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宣布自2025年1月起全面禁止进口塑料垃圾。而此前，作为全球第二大欧盟废塑料进口国的马来西亚、“洋垃圾”进口大国越南等也已表态加入反对“垃圾殖民”的浪潮。
这股浪潮的背后是被掩盖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些国家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却承接大量“洋垃圾”的扭曲现状难以为继。而当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时，中国企业需要拼实力、拼技术、拼资金，“出海”挖掘广阔市场。
东南亚国家陷入“垃圾危机”
填埋场匮竭，非法弃置、露天焚烧、火灾等“来势汹汹”
资深环保人士、清气团创始人晏磊告诉记者：“中国禁止进口固废后，大量‘洋垃圾’就开始往东南亚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本身填埋资源不够，所以垃圾随意弃置情况非常严重。2024年以来，在越南、菲律宾等国都发生了大量垃圾堆在街上，洪水裹挟着这些垃圾堵住河道口，导致内涝的情况。菲律宾总统在2024年开过一次会议，重点关注垃圾堵塞下水道、河道，从而导致城市内涝的情况，表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联合国将东南亚列为2017年—2022年主要垃圾进口地区，每年进口2千万吨—3千万吨。而在垃圾进口量增加的同时，其填埋场资源却快速萎缩。
晏磊介绍，印尼首都雅加达最大的垃圾填埋场Bantar Gebang已经超期服役十余年。2024年，马来西亚政府封场了175个简陋垃圾填埋场，仍有154个传统垃圾填埋场在运行，每天接收近4万吨垃圾。有数据显示，东南亚“洋垃圾”只能回收40%，其余60%被非法弃置或露天焚烧。
据《环球时报》报道，菲律宾总统曾就垃圾问题怒斥加拿大：“他们最好把这些东西拉走，不然我就让船开到加拿大，将他们的垃圾丢在那里。”不过，加拿大表示，垃圾的运送是商业交易，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加方无权强迫私人托运人将货物退回加拿大。
露天堆放垃圾还带来火灾频发的问题。晏磊介绍说：“印度垃圾填埋场的火灾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其大量的填埋场已经填埋不了垃圾了，垃圾就是露天堆置，引发自燃的可能性较高。印度德里1984年开始进行垃圾填埋，填埋空间用尽后，发展到垃圾露天堆置，目前预估垃圾量已经达到2000万吨，高度已经达到大约80米，大小差不多有北京的景山公园那么大。这座填埋山距离印度总理府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而且其周边已经是居民聚集区了。这个填埋场从2023年以来，每个月至少发生持续两天以上的火灾，每个月大概3到4次，非常麻烦，而且会产生大量污染。”
可见，东南亚目前已经陷入“垃圾危机”。
“一带一路”国家垃圾焚烧需求持续释放
亟须垃圾焚烧项目来“救火”
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告诉记者：“从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水平整体与中国2002年左右的水平相当。这些国家也知道传统处理方法行不通，但尝试焚烧处理工艺时，面临资金需求大和民众阻挠的困境。”
他认为，生活垃圾和类生活垃圾处理利用是未来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却是生活垃圾焚烧产业的机遇。
2024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2024年全球废物管理展望》，预计到2050年，城市固废产生量将从2023年的21亿吨增长到38亿吨，城镇化、工业化导致城市固废不断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成分来看，生活垃圾和类生活垃圾占比较大，超过50%、可达70%。如此巨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和类生活垃圾固废对能够量化处理利用的（焚烧）废弃产业有着巨大的需求。
就现实情况看，近年来，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垃圾焚烧需求持续释放。
郭云高介绍，当前，很多城市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了粗略的垃圾焚烧项目规划，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10座、马来西亚18座、吉尔吉斯斯坦9座、越南20座、泰国80座、印尼18座。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迫于城市发展压力，正在考虑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
他认为，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考虑和加速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原因主要有3个。“首先，传统的垃圾填埋处理方式的本质是不处理，可持续性太差；其次，垃圾高质量、高效率处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存发展的前提；最后，生活垃圾增量与城市发展是正相关的，越有活力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越大。”
晏磊认为，不仅是东南亚，全球的垃圾焚烧项目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英格兰垃圾焚烧项目已经从2019年的38座增加到2024年的52座；美国也于近期在迈阿密戴德县规划建设了日处理4000吨的垃圾焚烧项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开始了新一轮的垃圾焚烧厂建设期。他们的上一轮垃圾焚烧厂建设期应该还是在15年前。除了新建，欧美很多老旧垃圾焚烧厂也开始加速翻新扩建。德国应该有50多座垃圾焚烧厂，其中大概10座是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炉况不太好，污染控制水平、发电效率等也较低，所以他们急需要进行翻新。同时，我们看到南美洲首次释放了垃圾焚烧项目信息，比如巴西不久前就释放了大概5个项目信息。”
中国企业有望“大展身手”
向世界提供以“清洁、高效、兼容、和谐”为综合特征的中国垃圾焚烧方案
海外市场的打开对有实力的中国垃圾焚烧企业来说，是难得的机遇。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军“海外”垃圾焚烧市场的企业已有不少。例如，中国天楹在越南、新西兰、泰国、马尔代夫，康恒环境在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光大环境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中工国际在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锦江环保、伟明环保已分别在印尼，瀚蓝在泰国，旺能环境在柬埔寨，军信股份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有项目落地生根。
而这一方面展示了企业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映射了中国近年来在垃圾焚烧领域的发展。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记者：“近10年来，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领域的发展应该说非常迅速。目前，我们建成投入使用的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已达到110万吨/日。这远超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量。另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占全球的60%以上。也就是说，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模加起来都比我们小。”
2021年5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印发的《“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焚烧处理能力占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65%左右。可见，我国已提前实现既定目标。
徐海云介绍，不仅全球最大处理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在我国，余热利用率较高的高参数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是主要在我国，如广州东部（福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9300吨/日）、上海老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9000吨/日) 、深圳东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5000吨/日）等。“我之前去云南，发现在西双版纳海拔2000米的大山深处都建起了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且采用发电效率较高的高参数锅炉。”
然而，历经高速发展期后，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来到“转型阵痛期”，面临多重挑战，如国补退坡、市场竞争激励、产能过剩、需求萎缩等。面对海外市场这块蛋糕，“先行者”们已经大踏步走出去了。
郭云高告诉记者，中国垃圾焚烧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已经建成投运近千个项目，借助统一大市场优势完成了多轮迭代优化，已经可以向世界提供以“清洁、高效、兼容、和谐”为综合特征的中国垃圾焚烧方案，可以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价格合理兼具发展的高水平垃圾焚烧解决方案。当前，多家垃圾焚烧企业已经凭借“中国垃圾焚烧方案”的“碾压优势”，在国外垃圾焚烧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
那么，中国企业“出海”参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运营要注意什么，规避哪些风险？
郭云高认为，主要应关注三方面。首先，避免路径依赖，切忌把中国垃圾焚烧产业的收益模式照搬到项目所在国，要优先考虑“装备、技术、工艺出口+提供运行服务”的模式，尽量避免“重资产+长期收益”模式；其次，要对项目所在国的政局、法律和营商环境有系统的研究，最好与所在国信用较好的企业形成利益捆绑；最后，最好不要进行低价竞争，这既需要企业自律，也需要国家出面协调。据悉，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委会也在考虑是否以公布合理造价成本等方式帮助国外客户理性选择合作伙伴。
晏磊认为，还需要关注项目所在国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比如经济，我们主要看产业结构变化水平。如果说这个国家正从农业国快速向工业国转变，那么它的人口会快速聚集，垃圾产生量也会快速增加。再如，垃圾焚烧项目涉及发电上网、垃圾收运，需要较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要考虑其电网建设、道路条件、垃圾中转站点、垃圾收运体系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