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明确“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在碳排放边界、数据尚不明晰的情况下,有些地方、行业、企业没有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空喊“碳达峰、碳中和”口号,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运动式“减碳”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不顾实际需求,要求停工、停产、限电,有的地区毁掉森林搞光伏发电,一些企业未经论证就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等等。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适时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低碳工作要先立后破,统筹兼顾,协调运行,有序推进。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通畅、防范风险”的原则。
为此,有必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喧嚣中冷静思考: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为什么要低碳发展?路在哪里?如何出发?如何走好?如何实现?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作出分析、提出对策。
双循环和低碳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
1.双循环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单一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步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我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的4.29%上升至2019年的13.23%,进口金额的全球占比从2001年的3.39%提升至2019年的10.8%。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62.4%的历史高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0年开始已连续10年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7.9%,500多种工业品中有20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我国钢铁行业1996年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接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至今,2020年粗钢产量达10.65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达58%。
“两头在外”的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尽管我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价值低端,以优惠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自然资源投入要素,实现了量的扩张,成为“世界工厂”。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16%左右,碳排放占全球28%,消耗全球价值25%的矿产,其中消耗精炼铜占全球的48%、电解铝占全球的59%、铁矿石占全球的56%。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同时,我国资源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少,进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明显下降。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攀升至62.4%峰值后持续下降,至2019年已降至31.8%。总之,中国经济“两头在外”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面临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边际效益逐步减少等难题,高增长不可持续。
双循环经济转型切实可行。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内循环体系,就很难有持续健康的发展。欧盟的建立就是要把欧洲每个发达经济体的外循环统一为一个完善的内循环,实现欧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英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大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看,内需是他们经济持续增长之本,在他们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逐步从以国际循环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经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时期,外向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美国在对日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时,对日本进行贸易保护措施,正是日美产生的贸易摩擦推动日本向内循环主导模式转变,加以日本政府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提升内需政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循环转型取得较好的效果,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双循环是我国转型发展的主动选择,不是权宜之计。双循环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之举,不是临时应对的权宜之策,更不是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双循环核心是解决发展问题,本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
2.双循环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辩证统一将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辩证统一表现在动态而非静态的统一,要坚持发展而不是静止、全面地而不是片面、系统而不是零散、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地观察、分析、解决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增幅高速增长40余年,我国经济总量GDP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人群超过4亿人,全国范围内已经全面实现脱贫,很好解决了“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原有的“两头在外”和“要素投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也已成为新的主要矛盾的推动者。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领下,“两头在外”和“要素投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转型为双循环与绿色低碳发展,将对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双循环和绿色低碳发展两者的辩证统一将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领会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辩证关系
低碳的竞争将是接下来半个世纪,国与国之间新一轮竞争的载体,低碳发展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还承载着思想、生态文明、消费、生产、治理体系等一系列革命,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实现超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低碳发展涉及技术、法律、政策、金融、市场、供给、需求、国际、标准、人才等诸多方面。这将会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对做好“双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近期任务与中长期的3个辩证关系。目前,社会大众、舆论,包括相当一部分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对上述3个辩证关系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存在误区,影响工作。马克思主义认为,错误的认识会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如果对3个辩证关系认识不足、部署不当、行动不力,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有可能在新一轮低碳竞争中变成落后。当前,非常有必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1.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辩证关系。
对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有两个典型且矛盾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要脱离我国发展阶段孤立地谈“碳达峰、碳中和”,甚至开展“运动式”减碳;另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双碳”目标强调多了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影响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只看到“双碳”而不顾“发展”,将走向偏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歪路,运动式“减碳”的背后是没有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超出了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人均粗钢积蓄量9吨/人,美国、日本分别为22吨/人、26吨/人。其次,我国人均累计碳排放量(1900-2019年)157吨/人,美国、英国、全球分别为1219吨/人、920吨/人、210吨/人。最后,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看,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开始达峰并下降。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占比54%、城市化率61%,离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碳减排拐点或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或者说,“碳达峰、碳中和”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当然,只看到“发展”忽视“双碳”是背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的,回到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粗放发展的老路,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片面的看“双碳”或“发展”都是要避免的,两种理念犬牙交错,若同时发挥作用危害更大,我们要抓住《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的契机,尽快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贯彻落实,坚持发展与减碳并重。碳减排要在发展的前提下,先立后破,协同推进;“双碳”绝不是不要发展,也不是放慢发展,而是要抓住低碳转型的契机,带动效率提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机制变革,引领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
2.统筹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整体和局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关键局部决定整体发展。“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但要区别对待,总量占80%以上的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的低碳发展尤为重要。要集中资源,以点带面,首先抓好和支持重点行业的低碳发展。在统筹上要对重点行业实施分类施策、归口管理,既要避免政府各部门在低碳职能分配上的权力竞争,又要防止表面多方负责、实质无人负责的情况出现。
3.有序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从短期角度看,首先,低碳发展首先要尽快抓好基础工作,一是碳排放基础数据的规范、上报、统计要统一部署,形成数据体系;二是在规范数据的基础上,做好基础管理,包括碳配额、碳交易、绿色金融配套政策框架、考核激励机制等,形成制度体系;三是做好基础规划,在系统性、整体性、时间性、有效性、可行性等方面,规划好实施路径、技术路线图、时间表,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减污降碳、降低能耗、制度建设、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尽快形成方案并积极推动。其次,要把科学精准开展节能降耗、限制“双高”项目盲目发展放在首选要策,为经济持续增长腾出空间。最后,要努力实现重点行业提前达峰,为更为艰难的碳中和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从长期角度看,不能用短期思维看待中长期任务,要充分认识低碳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系统性,不可违背经济规律,冲动冒进,影响稳定;也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多措并举,稳扎稳打,抓住低碳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持续稳步推进产业低碳转型升级。要分清轻重缓急,避免政策的急转弯、急刹车,导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以及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双循环背景下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思考
能源、钢铁、建材、有色、化工、交通等传统基础产业,是我国保持世界制造大国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基石,也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领域,其碳排放占总量的80%以上。推动基础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直接关系到“双碳”目标的实现。
钢铁行业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行业,是能源消费大户,是除电力以外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其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约16%,钢铁行业低碳发展对其他工业领域乃至各行各业均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1.凝心聚力,大力推动绿色低碳科技进步。
低碳发展归根结底是科技进步。实现低碳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回到初级原始、低生活水平的低碳,没有电力,没有汽车,没有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很少,空气污染、PM10、PM2.5也无从说起。显然,这与全人类数千年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不一致的,因为减碳而阻碍处于经济发展底层的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也是不道德的。另一种可选择的形态,是我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让低生活水平人群也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生活标准,同时也在减少碳排放直至零排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科技进步毫无疑问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实现低碳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主要在于低碳技术要有颠覆性的突破。
加大在低碳领域的科技投入。目前,发达国家都在集中资源,抢占低碳科技进步的战略高地。我国的低碳发展是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启动的,我们要在碳排放总量下降过程中实现经济翻番,要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们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建设、碳达峰还在路上,这就压缩了我们低碳科技进步的时间。低碳技术是在没有灯塔无人区的科技创新,背后一定有概率问题。在更短的时间、一定的概率下,实现科技创新的突破,就需要更多的科技投入。以钢铁行业为例,2017年开始,韩国政府主导氢还原冶金技术的COOLSTAR项目,由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浦项负责,韩国政府投入898亿韩元用于技术开发;2005年开始,日本铁钢联盟组织新日铁等日本四家大型钢铁企业致力于钢铁低碳技术研发(COURSE50项目)。为了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日本政府成立了2兆日元规模的绿色革新基金对此提供支援;欧盟2004年启动了超低排放冶炼ULCOS(超低二氧化碳炼钢技术研发)项目,组织了系列研发基金,拨款2100万欧元用于钢铁、化工行业联合开放工业共生项目,欧洲投资银行提供7500万欧元贷款,支持碳排放项目。对比世界发达国家,我们的低碳技术虽各有千秋,尚不是绝对劣势,但由于科研投入不足,假以时日,来之不易的竞争力将再次处于落后被动的局面。因此,国家要尽快加大对重点产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坚持低碳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机制。低碳技术不仅仅是基础研究,更多的是应用研究和工业创新,要一体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建立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通过碳交易,体现绿色溢价,引导资源配置;借助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股权等带动低碳领域产融结合;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低碳技术市场化兑现;发挥政府采购对低碳科技创新激励作用;通过“揭榜挂帅”激发科研人员活力等。
建立低碳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从世界通行的同行做法看,这些突破性低碳技术的研发更多的是以国家或地域为单位,通过组建利益共同体,政府和金融资本给予实质性支持,以行业组织为牵头单位,以优势大企业为主体,多家企业、机构参与,分工协作,联合开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如果只是大企业单打独斗,自行投入,长期必将影响企业、行业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瞄准低碳、零碳目标,组织多家有能力、有实力的企业分工协作、共同采取行动是明智的、理性的选择,也应是我们倡导的。
加强全球低碳科技创新协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低碳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要求下,在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下,低碳科技创新是为数不多、最应该也最有可能达成全球合作的领域。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低碳科技创新体系。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日本、韩国,在低碳发展上起步比我们早,对低碳技术的研究、碳交易的运行、低碳人才的储备、碳排放的基础数据标准规范等都走在了我们前面。政府要积极组织相关行业、企业,加强与世界同行在低碳领域的技术交流、人才交流,加强对话,加深信任,相互合作,共同进步,推动形成良好的低碳科技国际合作氛围,增强低碳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为控制地球气候变化而努力。低碳领域的国际合作应成为双循环背景下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2.综合施策,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低碳发展。
双循环的核心是提高国内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强度和效率,同时推动外循环向更高质量、更高价值链跃升。新格局下,中国的低碳发展应符合中国实际、具备显著的时代特征,具体来看: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产业的投入产出比。任何提高效率的结果都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
二是当前首要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提升循环经济水平,加大余热余压利用,提高数字化、智能化能源管控水平,做到减污降碳、节能降耗。
三是优化能源结构、原料结构、工艺流程结构等,提高绿色能源占比,稳步推进短流程炼钢,提高近终型连铸占比的提高,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大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力度。
四是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要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有意识地减少相关领域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相应增加此类产品进口(美国粗钢年进口约20%,日本粗钢出口从2010年50%左右已下降到2019年的37%,德国从近20%粗钢出口基本调整为零出口,欧盟从粗钢净出口调整为净进口),部分冶炼能力可向铁矿资源丰富、能源丰富的其他国家转移。
五是实现绿色、低碳、可循环的产品升级,大力推广应用钢结构建筑。通过钢铁产品的高强、耐磨、耐蚀,实现低能耗、少资源、轻量化、少量化、长寿命、可循环、高附加值,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降碳。据相关资料显示,材料本身性能提升实现的降碳可占总减碳的40%,占比最大。
六是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为主的机制,引导资本投入,加大突破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低碳技术创新,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努力使氢能冶金、CCUS(碳捕集及封存利用)、多产业协同等低碳、零碳技术处于世界第一方阵。
七是加快制订绿色金融、碳交易、低碳标准体系等领域的配套政策,激励各地区、各行业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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