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小平：抓住全球新一轮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机遇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在新发展阶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今天，就此机会我谈三点认识。

一、抓住全球新一轮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

绿色低碳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事，将对人类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对我国来说，它是一次提升我国全球发展地位的重大战略机遇。

（一）绿色低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形态。纵观人类发展史，道法自然，天然合一，方能持久永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色低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新模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形态，是后现代化发展时代的全球共识。

（二）绿色发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两山”理论，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设美丽中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积极主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中，我国履行大国责任，积极推动合作共治，特别是在推动《巴黎协定》签署上，发挥了关键决定性作用。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绿色技术和新能源产业也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已居世界首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技术水平和规模均处于全球前列。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小，赶超引领的机会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主动求变、主动推动形成国际治理新格局的优势非常明显。

二、统筹用好绿色低碳发展六大政策工具

绿色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综合性发展问题，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统筹用好法治、行政、经济、市场、社会和国际合作等六大政策工具。

（一）依法治理，建立现代化治理框架。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治理模式。全球有将近30多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日本，美国加州等，通过立法形式构建长效治理机制，为激励保护各方发展利益提供了根本保障。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1+N”政策体系加快推进，财政部也正在起草《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二）立规善治，稳定发展预期。行政措施是法治手段的辅助和补充，具有强制性、直接性、见效快的特点。首先是建立规划、政策、标准等基础框架，明确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和运行规则。比如，建立行业碳减排计量核证报告(MRV)制度。其次是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体制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最后是优化公共服务，营造一个公众参与、社会监督、透明公开的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

（三）按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手段的基础调节作用。环境外部性问题只有通过成本内部化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金融、产业、土地等政策调控作用，完全产品服务成本构成，促进公平竞争，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配置。目前全球27个国家已实施碳税政策，财政部也正在研究完善税收政策体系，积极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四）发展碳市场，降低社会整体减排成本。碳市场也称碳交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高效减排工作，既可以实现控制减排总量目标，又可以促进竞争、鼓励技术创新，实现降低社会总减排成本的目的。碳交易来源于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治理二氧化硫推行的排污权交易，当美国完成二氧化硫治理进行总评估中发现，引进市场交易机制使总体减排成本降低了20%—30%。欧洲碳市场最为成熟，已涵盖超1.1万个重大排放设施，覆盖其总排放量的40%。今年，我国发电行业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可喜可贺，也任重道远。

（五）加强环境意识教育，鼓励全民参与减排。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源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超高排放。据报道，美国与居民生活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70%，生产排放约占30%。如果按照美国模式，现代化生活就是资源高消耗和能源高消费。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全民绿色低碳意识，推广碳足迹、碳标签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细化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快构建全民参与、全社会减排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六）加强国际合作，全球共商共建共治。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挑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国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彰显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推动《巴黎协定》全面实施，加强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合作，加快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三、发挥财政政策的引领作用

在低碳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公共性和市场性是并存的，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充分发挥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统筹优化引导资源配置，高质量推进绿色转型。

（一）优化体制机制，发挥财政政策的基础调控作用。运用税收、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绿色采购等方式支持国家重大绿色发展战略，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支持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深化细化财政资金环境效果评价机制。2009年，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引入项目碳预算评估机制，量化项目投资碳减排效果。

（二）统筹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发挥财政资金引领撬动作用。目前，我国绿色转型资金需求巨大，各方统计大致在150-300万亿左右，而我国财政现在每年的支出规模20万亿左右。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弥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资源缺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支持碳市场建设，扩大覆盖范围。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自2014年以来，全国已签约落地绿色低碳PPP项目投资额为4.3万亿，占市场份额35%。2016-2020年，全国财政安排生态环保方面支出4.4万亿元。面对巨大的绿色转型缺口，财政基础配置作用和撬动市场弥补缺口作用显得非常重要。

（三）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发挥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全球和区域性合作机制作用，利用国际资源支持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我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建立绿色资金机制，引入ESF评价体系，希望在此基础上探索投资项目ESG标准评价体系，开发高标准绿色示范项目，讲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故事，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