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碳排放交易是什么？经济学角度带你看“碳时代”下的“利”与“得”。
01 碳排放交易是什么？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此概念最早应用在水污染控制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人们意识到，必须要控制人类活动排放的CO2、CH4、N2O等温室气体，以减缓气候变暖趋势。
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设定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目标。1997年，进一步地通过《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京都协议书》。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在这些机制下，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品，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上，美国、欧盟、新西兰、韩国等国家以及跨国碳交易体系不断完善，全球建立起众多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势头迅猛。但到目前为止，未形成国际范围内进行排放权交易的统一市场。
那么中国这几年碳交易的发展情况呢？
我国参与碳排放交易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观望，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
第二阶段展开试点。虽然与国际碳市场交易相比，中国试点碳交易市场价格最低，但仍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东方证券新能源分析师卢日鑫估算：“全国统一碳市场将带来千亿级市场规模。”
第三阶段正式启动。2021年4月21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启动碳交易市场上线交易。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市。
02 二氧化碳经济学
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而可乐装在圆瓶子里？
为什么打开冰箱时，冷藏室会亮，冷冻室却不会亮？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绕不开的总是“成本”和“效益”。
成本效益原则：唯有当行动所带来的的额外效益大于额外成本时，你才会这么做。成本效益原则是所有经济学的源头。
政府将碳排放确立为一种权利，允许碳排放权在市场进行自由交易，由市场对其价值进行判定，从而进行碳排放权分配。碳市场的确立使得市场中的独立个体——企业，成为了权利实施的主体，和“成本-利益”关系的决策者。
一方面，在碳排放交易的体系下，碳排放权将优先配置给“单位碳排放价值量”最高的企业。换句话说，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企业（也即生产更环保的企业）将获取市场优势。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会将环保这一要素纳入决策。但另一方面，向环保型企业转变的过程是需要付出的，如为减少碳排放从而设备升级所带来的成本。这样一来企业的决策就将考虑成本和利益的平衡问题。
当然，企业也可以选择将钱用于购买其他企业剩余的碳排放额度。这种情况，企业同样面临国际市场准入问题（如欧盟征收“碳关税”）、消费者环保商品购买偏好等成本。这些成本和效益都构成了企业需考量的决策因素。
再深一步，由成本效益原则又以进一步引申出“科斯定理”，即只要财产权明确，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碳交易市场可通过如下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一，政府将对碳排放总额进行限定，不再干涉企业间具体的分配，降低了行政成本与监管难度，也压缩了权利寻租、腐败空间；
第二，正如前文所说，在市场调节下，碳排放权将优先配置给“单位碳排放价值量”最高的企业，故在同等碳排放额度下，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企业（也即生产更环保的企业）将获取市场优势；
第三，企业将重新权衡购买更多碳排放额度带来的成本，和减少碳排放带来的设备升级等成本，将会有更多“边际”企业完成从不环保到环保的转型，加强排污治理。
第四，“羊毛出在羊身上”，温室气体排放会为社会发展带来负外部性（即让社会付出额外治理成本），而碳排放权的收益可以用于环境治理，抵消一部分负外部性。
以上四点，真正让企业扭转了微观决策，从而，碳交易市场有望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环保问题最有效率的方式。
03 环保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短期看来，环保与经济似乎是硬币的两面，在发展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并非易事。但究其原因，“堵不如疏”，光靠一次性补贴或一次性惩罚、一刀切的行政政策与手段，难以改变企业决策，难以扭转经济发展的底层思维。近年某些行政手段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法规不全、监管不善、违规就罚、罚完就算、缺乏疏导”。以某地方知名酒业公司为例，虽因生产排污问题接连受到行政处罚，但交完罚款就平安无事，股价反而连连上涨。罚款金额与公司盈利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污染成本远低于环保成本，因而缺乏效力，无法对企业决策造成实质性影响。类似的环保政策导向失灵的例子不在少数。
如何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就是让个人、企业、社会的终极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目的达成一致，而非互相掣肘、制约。
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就是以经济手段、市场手段解决环保问题的一次探索。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决定环保治理攻坚战能否取得胜利的主体。“屁股决定脑袋”，唯有算好环保的经济账，使得污染成本高于环保成本，调动起企业设备升级、环保生产的积极性，才能在微观主体——企业层面改变决策，在中观主体——行业层面建立健康发展态势，最后在宏观主体——社会层面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面，完全可以协调发展。以环保促进经济发展，短期看政策补贴带动环保相关产业链（技术、设备）发展，中期看企业与全行业生产设备升级换代，长期看社会经济发展底层思维转型。
04碳交易市场三大挑战
除了好的方面之外，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第一，是需要产权清晰、交易（行政）成本低。这是科斯定理的假设所要求的，若没有清晰的产权和较低的交易成本，就不能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产权清晰要求每家企业的碳排放都需要被真实、有效、及时、精确、平等地记录，否则，有差别的碳排放计算方式反而会造成逆向选择，让真实记录碳排放数据的企业付出更高成本，而让虚假低报碳排放数据的企业攫取不当利益。低交易（行政）成本要求简化碳排放权交易程序，既然是市场化的机制，就要尽可能降低行政对交易的干预，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第二，要正本清源，坚持环保底色，避免碳交易市场过度金融化、投机化。碳排放市场是手段，而经济与环保的协调发展才是最终目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负责人李高指出，“坚持将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工作定位，在碳排放系统运行过程中避免过多投机、避免出现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
第三，避免马太效应，产生行业、地区差距鸿沟。碳交易市场将碳排放权化同质化，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单位碳排放价值量”的固有差异，而这往往是源于行业自身特性差异以及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不可完全归咎于生产环保程度的因素。类比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乡镇之间由于信息密度和传导速率的区别产生的“数字鸿沟”，在碳市场的框架下，不同行业（例如服务业与重工业）、不同地区（例如东部与西部）之间也有可能产生“碳排放带来的差距鸿沟”。政府则需要扮演“守夜人”角色，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与扶持，因地/行业制宜，根据地方/行业特质，适度插入“碳价调节税”，让效率与公平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刘伟岩.国际碳交易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J].中国市场,2015,{4}(21):176-177.
[2]张妍,李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生态经济,2018,34(02):66-70.
[3]潘毅. 企业环境责任政策导向失灵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
[4]Deryugina Tatyana and Moore Frances and Tol Rid S.J..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of the Coase Theorem[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21, 120 : 81-88.
[5]唐啸,周绍杰,刘源浩,胡鞍钢.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09):83-92.
[6]唐啸,陈维维.动机、激励与信息——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与类型学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1):76-81+127-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