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业银行支持碳中和的理论思考

作为21世纪影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倡议，“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经济体和机构的共识。在中国，自去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后，国家持续加大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布局力度。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商业银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碳中和目标下，商业银行既面临巨大的市场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而从现在到碳中和目标实现近40年的长周期视角看，机遇不仅是碳中和带来的巨大投资机遇，还有未来与碳中和有关的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进步带来的银行发展生态的机遇。风险也不仅是低碳转型带来的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还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和高碳排放国家碳中和实现路径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碳中和背景下经济增长和转型之间的矛盾、成本收益的不可知性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为了更好地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商业银行不仅需要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绿色经济发展方向和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方案，更需要从宏观理论视角审视和把握碳中和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趋势和实现路径，以实现银行中长期战略和短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在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笃行致远。

本文逻辑：

一、从战略的视角看碳中和

二、从辩证的视角看碳中和

三、从发展的视角看碳中和

四、从系统的视角看碳中和

一、从战略的视角看碳中和

战略的视角是指我们要用长远的眼光、科学的态度、系统的思维来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做出决策。从对气候变化的的全球关注和政治博弈，到很多知名跨国企业“不务正业”投巨资推动碳中和，再到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不以效率和成本为代价来推动能源革命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可以看到碳中和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亦或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风口下的一次运动。从战略的视角看碳中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是碳中和的背后是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当前，中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已进入消费和信息化时代，并基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是一场围绕能源革命展开的经济社会变革，而过去一百年全球围绕能源争夺引发的贸易争端甚至战争屡见不鲜，因此，无论是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出发，还是防止上岸后的发达国家以碳排放不达标、边境调节税为理由设置贸易壁垒、限制出口，都需要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争夺未来生存权和发展主导权的必然选择。银行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国家的金融支柱，无论是从支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出发，还是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都应将绿色金融发展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纳入银行的发展规划，与国家战略布局同频共振。

二是碳中和不仅是能源和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和道德问题。碳达峰、碳中和时间的紧迫性，意味着未来我们要从化石能源加快迈向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不是因为后者成本更低、效能更高、使用更安全、获得更方便，而是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人类生存发展危机使然，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兼顾效率和公平、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将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考验我们的战略定力。从建立碳中和的长效机制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鼓励全民减排比经济转型、征税、碳价格更重要。可喜的是，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球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提出了碳中和的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不但承诺尽早实现本企业的碳中和，还积极助力全社会的碳中和。例如，谷歌早在2017年就承诺逐步实现碳中和，通过运用数字技术降低能耗、购买与自身能源消耗量等量的可再生能源、推进可循环战略等方式降低碳排放，并在去年基本实现本公司层面的碳中和。亚马逊2015年就启动了ShipmentZero计划，致力于将其涉足的所有运输流程净零碳，2025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腾讯今年初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首批投入500亿元用于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等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经营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就是商业银行践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是碳中和是一个长期战略，本身孕育着巨大机遇和财富。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余元，年均约为3.5万亿元，占2020年GDP的3.4%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7%左右。上述资金需求，政府财政只能覆盖15%，85%需要依靠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资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银行金融产品将是弥补资金缺口的主要投资方式。碳中和背景下，电力、交通、工业、新材料、建筑、农业、负碳排放以及信息交通与数字化等领域将迎来巨大的投资机遇，一批新企业将在转型中迅速崛起。全国碳交易市场及其衍生的碳金融工具作为重要的减排工具，也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为参与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抓住碳中和的战略发展机遇，大力发展绿色资产业务、绿色负债业务、绿色中间业务，将成为银行未来新的业务增长极。

二、从辩证的视角看碳中和

辩证的视角是指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我们要从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避免陷入“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逻辑思维中。碳中和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各种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商业银行需要从辩证的视角看待以下关系：

一是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碳中和不应以牺牲经济合理发展和降低人民生活福祉为代价。碳是人类在地球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元素，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摆脱不了对碳的依赖，相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碳基材料和产品如塑料、化肥和各种化纤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碳不是问题，碳中和针对的是二氧化碳，而不是碳，所以不能谈碳色变，更不能逢碳必反。就二氧化碳而言，本身也没有问题，没有二氧化碳，植物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人类也无法生存。因此，碳中和不是以牺牲经济为代价的“一刀切”，而是在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能量和碳素需求，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消除化石能源大量燃烧带来的二氧化碳过量排放及所导致的气候失衡，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商业银行而言，既不能因为碳中和而忽视对传统行业的发展支持，更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忽视项目对气候环境的影响，而应在测算项目碳排放和管理项目碳足迹的基础上，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商业银行运营体系中，将碳减排的政策激励和约束落实到金融产品服务中。

二是辩证看待新旧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碳中和要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稳步有序推进。能源系统的特征是任何一种资源都可提供多样的能源服务，而任何一种能源服务都可由不同的能源资源来提供。当前，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纪元的化石能源体系向未来智慧文明纪元的核聚变能源体系转型以及化石能源体系内煤炭、石油时代向天然气、太阳能、水电时代的中低碳或零碳代内转型的重叠期。成功的能源结构转型就是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可持续、经济发展可持续、环境治理可持续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能源资源禀赋、能源技术实力等，确定能源结构转型模式和路径。对中国而言，综合考虑能源需求、供应安全、能源成本等因素，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转型可分阶段（以若干年为一个周期）将一定比例（刚开始为70%）的传统能源作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基础能源，拿出剩余的部分参与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电等能源转型，分阶段滚动实施碳中和计划。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可将国家、地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目标作为自身客户结构调整优化的参考标准，通过建立健全差别化的绿色授信管理机制，逐步降低高碳资产占比，防范低碳转型风险。

三是辩证看待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格引导作用。实现碳中和既要有为政府，更要有效市场，特别是在低碳转型初期，当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者的消费面临高昂的减碳成本，负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层面，要围绕碳中和建立健全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动员全社会资金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建立碳排放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激发微观主体的责任和意识，促进企业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投资和应用，消除负外部性。构建碳中和的产业发展路径、区域协调和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设计公平的碳定价政策，解决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差异、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和碳中和进程差异问题。市场层面，要大力发展碳交易市场，创新远期、期货、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建立健全碳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领域流动。通过价格机制推动生产供给端和消费需求端共同分担含有碳排放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带动企业生产模式、居民消费模式发生转变，实现减排模式由政府行政主导型向内生性的自主减排型转变。商业银行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传导者和市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要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投行与直投、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等绿色金融业务，创新如碳资产质押融资、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用能权质押贷款、项目收费权融资等质押担保方式，通过产品创新和灵活的利率价格政策支持引导低碳经济发展和高碳行业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提供碳交易账户开户、资金清算结算、碳资产质押融资、碳回购和碳托管等各项涉及碳金融的业务，助力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碳市场的价格形成。

三、从发展的视角看碳中和

从发展的视角看碳中和，是指碳中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短期来看，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包括目标实现的紧迫性、低碳转型的潜在矛盾、技术手段的制约、绿色溢价高等等。但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低碳转型的矛盾将逐步得到化解，技术的发展突破会使碳中和迎来进程加速的催化剂，企业生产模式和居民消费升级会促生新的商业模式，推动绿色溢价逐步降低，开辟新的碳中和路径。

一是遵循经济转型的客观规律，在发展中解决各种矛盾。碳中和背景下，未来40年，中国的能源、产业、消费和区域结构将发生重大调整，但调整的进程将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不会一帆风顺。其中：能源结构方面，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占比将从目前的不到10%提升至70%以上，但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突破，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成本将决定其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速度。产业结构方面，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链及环保产业的比重将持续提升，传统高碳工业的占比将持续下降，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将会在一定时期对碳中和的进程产生阻碍。消费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低碳消费将进一步普及，但新型消费的普及程度将受到居民收入、配套设施提升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收入、配套设施提升的影响。区域方面，能源中心将从山西、河南、陕西等中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迁移，但这一进程将有赖于国家的整体规划和区域协调。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助力碳中和进程中既要有顶层设计和前瞻性规划，也要密切关注政策、形势、技术的发展变化，因地制宜地推动各项措施落地，避免政策过于教条和僵化。

二是重视技术发展创新对碳中和进程加快的重要作用。我国能否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雄心勃勃但又极其艰难的战略目标，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将起到重要作用。技术创新既包括工艺结构改造、预热余压利用、电炉冶金和氢冶金、氢能、储能、合成燃料技术、CCUS技术等行业内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也包括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研究表明，目前数字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全球碳排放减少15%，未来这一比例还将持续上升。能源领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正在助力智慧能源打造和化石能源行业的低碳化转型，为能源行业的创新与变革带来了新发展动力。通过重构数字化全产业链，将原本各自分散的生产、流通、消费等供应链环节一体化，做到生产源头数据化、运输监管可视化、终端渠道溯源化，助推能链零碳。如国内某水泥厂通过施耐德公司提供的APC系统优化参数，实现熟料标准煤耗下降1公斤以上，熟料工序电耗下降0.7度/吨。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Cloudiip以数字赋能企业实现节能降耗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中，风电云平台可为企业每年节约30%维修费用，锅炉云平台可降低单炉能耗15%。通过区块链技术和AI的应用，提升碳排放透明性，实现能源的数字化精准管理。如谷歌联合DeepMind将AI系统部署于数据中心，通过控制IDC的服务器和制冷系统等部分组件来减少能耗，数据中心冷却费用减少40%。交通领域，数字技术推动了智慧交通的发展，通过AI、物联网和远程信息处理，优化行驶路线，提高燃油效率，以各种方式减少碳排放。如深圳机场通过AI及数字化精准预测和管理，能让每家飞机少跑1~2分钟，减少油耗10~20升，按全年合计起降架次计算，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6.3万吨。未来，数字经济除了在供给侧为各行业的减排提供技术支撑、对经济活动进行优化外，还将从需求侧通过激励来改变消费者、投资者以及企业的动机，促使他们的行为更好地围绕碳中和这个目标。商业银行除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外，还要在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银行自身数字化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加大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支持，将数据资源和金融资源有机结合，拓展助力碳中和的新思路、新路径。同时，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对绿色活动进行识别、跟踪、贴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对企业、项目的碳排放和碳足迹进行监测管理，提升数字化风控管理水平。

三是碳中和与商业模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商业模式是保证一个事业能否以市场化方式推进的决定性要素，对于碳中和而言，商业模式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碳中和会促使企业更多关注碳排放和碳成本，进而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个人消费者也会因为需要支付碳税或企业转嫁的碳中和成本而改变生活方式。同时，碳中和背景下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也会促使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激发新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客户思维、价值思维、平台思维等新商业模式下的思维理念，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生态圈的放大效应、组合能力、合作共赢模式，有助于改变和约束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消除碳中和进程中的负外部性，促进碳减排。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转变过去以资本消耗、规模驱动、利差收入为主的传统经营模式，围绕碳中和这一巨大的业务和生活场景，从满足企业、个人的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需求出发，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商业模式，搭建碳排放和环境信息数据平台，打造赋能碳中和的金融和非金融生态圈。

四、从系统的视角看碳中和

从系统的视角看碳中和，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这里涉及到帕累托最优（Paretoptimality）在碳中和时代的应用。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碳中和需要整体规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以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全社会的协同共进为实施路径。

一是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规划整体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和行业特点，差异化推进。整体规划方面，通过将碳要素作为与资本、劳动力、数据并列的生产要素，分析碳要素、碳中和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确定未来实现一定经济增长目标前提下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时间表。通过能源系统需求侧的投入-产出分析，了解实现一定经济目标下的能源需求总量和结构、生产消费过程以及带来的碳排放，得到一条各类能源品种的需求总量路径。通过能源系统供给侧的成本-收益-有效性分析，计算满足能源需求和排放约束下的成本，并综合需求和供给来确定实现碳排放总量和阶段性目标的最优技术路线选择，以及减少碳排放的优先顺序。差异化推进方面，考虑到各地区发展阶段、产业特点、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不同，各行业碳排基数、用能方式、技术路线、产品性质不同，在构建碳中和的产业路径和区域协调机制，以及测算不同行业的减排成本及对社会的影响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时间、步骤和相应的投融资总额和结构安排。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需要密切关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碳达峰时间表和进度，制定“积极支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差异化信贷政策，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二是碳中和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实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要“减增量”，即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运用技术手段提升经济活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活动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是要“压存量”，即通过碳汇和CCUS技术等负排放技术等进行移除。因此，碳中和需要从碳源头、碳应用、碳移除三条路径整体推进。碳源头路径是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实现能源零碳化和电气化，构建新型能源供应系统。碳应用路径是指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居民生活等碳排放较高的各领域，通过清洁能源替代、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等，降低能耗和碳排放。碳移除路径是指通过植树造林、土壤固碳、碳捕捉封存等组合工程移除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在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框架下，未来要从排放、固碳等收、支两端建立系统的监测核算体系，围绕能源消费总量预测、不可替代化石能源消费预测、清洁能源占比提高步骤和途径、清洁能源技术研发迭代需求、陆地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分析、海洋生态系统未来固碳潜力分析、CCUS技术评估、碳中和率先达标示范区等开展专题研究。无论是“减增量”还是“压存量”，都需要大量的投资，都将为银行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商业银行应从碳源头、碳应用、碳移除等三方面加大对碳中和的支持力度，助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稳步推进。

三是碳中和需要全社会、全行业、全民的共同参与。根据波特假说，环境管理政策短期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但从长期看，却可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工程，可以提升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大多数企业更关注财务回报，对环境风险关注较少，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资本开支和碳排放支出也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因此，为了消除负外部性，防止“搭便车”行为，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全社会、全行业、全民深化低碳理念和碳成本意识，重视低能耗、低排放，相应的技术创新、低碳行为就有可能在倒逼中产生，推动整个碳中和进程。商业银行需要以身作则，带头践行节能减排，减少并消除自身业务经营的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助力整个社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