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考虑到中国能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体系以及相对较短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来说极具挑战。兼顾中期的发展目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指标，我们估计中国的年碳排放量约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峰值108亿-116亿吨。为了达到减碳目标，中国需要推进重要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低碳和高科技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能源消费则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一转型过程将隐含巨大的投资机会，同时需政府采取措施降低短期的转型成本。金融业在推进绿色投融资、管理与气候变化和经济转型有关的风险以及促进碳排放合理定价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充满挑战的脱碳之路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的核心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中国自2006年以来一直是全球碳排放最大来源地，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2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8%。因此，中国的这一承诺对于全球共同努力阻止气候变化到达无法挽回的境地，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未来短短40年内实现净零碳排放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中国GDP总量有望在15年内翻一番，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会带来碳排放量的增加。此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增长模式的能源密集程度高。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能源体系下的碳排放强度大，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57%。另外，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仅有3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欧盟和美国分别有约70年和超过40年的时间。
碳达峰的峰值越高，碳中和的难度越大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尽量抑制峰值的水平。根据中国潜在增长率逐步下行的趋势，我们预测2021-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5-6.0%，2026-30年间约为5%，2031-35年间约为4%。根据我们的估算，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08-116亿吨的峰值水平。在上限预测中，我们假设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降低3.9%，这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约束性指标基本相符。下限预测要求的减排力度更大，2030年前每年碳排放强度需降低4.6%。考虑到中国通常超预期完成五年规划所设目标的情况，我们认为实现上述目标是可行的。为实现更低的碳排放峰值，中国需严格停止审批新建未使用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燃煤电厂，同时扩大清洁能源产能，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碳排放达峰后，2050年前政府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企业率先实现碳中和，加速推进减碳进程。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政府需稳步压降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和石化产业，同时不断转向现代服务业和低碳、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还需通过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和转向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等低碳发电方式，减少能源行业的碳足迹。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除提高森林覆盖率外，中国需不断增强碳捕获和封存能力，以便吸收钢铁生产和航空运输等减碳老大难行业的碳排放，并将碳注入地下深处。
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主要受以下四个基本因素驱动：人口、人均GDP、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的碳排放强度（单位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口和GDP增长遵循其自身规律的前提下， 为了实现碳减排，中国需要（1）转向能源消费强度较低的产业，同时提高能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2）推动电气化，以可再生/低碳能源发电（降低能源的碳排放强度），同时提高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中国的脱碳之路将引发整体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对众多产业带来深远影响。我们预计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活动转向低碳增长模式，提高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此外，预计中国还将发展低碳、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并推动现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升级改造以提高能效。尤其是电力和供暖、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2018年这些行业在碳排放总量中合计占比接近90%。我们预计政府将逐步淘汰燃煤电厂，提高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竞争力；强化行业的强制性能效目标以鼓励发展低碳制造业；为新的建筑制定热效能执行标准并改造现有建筑以提高能效；提高汽车排放标准要求，通过广泛铺设充电桩，大力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
能源消费体系方面，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2019年底的15.3%提高到25%左右。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我们预计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降至约15%，基本可通过碳捕获和封存技术抵消，75%的能源消费为可再生能源，余下10%为氢能。
抓住机遇，降低转型成本
目前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资源发电第一大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考虑到中国政府作出的“30·60”减碳承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有较强的投资意愿。利益于政策支持以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关键位置，我们预计可再生能源行业具有长足发展的空间。
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使其在从可再生能源研发到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实现盈利的跨越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利用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太阳能面板从成本高昂的能源选项，变成了成本最低的清洁能源生产装备。中国有能力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工业生产领域取得类似成果。一旦全球大部分能源可以被“制造出来”（例如通过太阳能面板和风力电机发电）而不是从地下开采（例如化石能源），中国将有望成为清洁能源及其制造设备的主要出口国。中国转向“绿色经济”将提供巨大的基建投资机遇，包括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站建设等。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长期来看脱碳会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害，通过避免经济损失而提高国民收入，但其要求的经济转型可能会降低过渡期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严重依赖高碳能源的经济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初期可能会出现工业生产放缓和生产者价格上升等现象，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关键角色，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全球其他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业和新基建等投资的增加将提高产出和就业，继而推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
此外，中国需采取行动减小碳关税的不利影响。中国是碳排放净出口国，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5.3亿吨；进口商品隐含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5.42亿吨。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达2.7亿吨，从欧盟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只有0.31亿吨。欧盟计划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此举会削弱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能力。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兼容性，以降低碳关税负担或取得豁免，同时与欧盟在国际多边气候治理框架内加强对话和推动联合气候行动，从而降低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中国企业则需对自身产品在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加强跟踪，尽早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金融业将起重要作用
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我们估算2060年前中国在脱碳进程中需高达127-192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平均每年投资3.2-4.8万亿元。我们认为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等绿色融资渠道在为清洁能源融资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并预计人民银行将通过再贷款工具、降低对银行绿色资产的资本金要求和推动绿色债券作为央行借贷便利的合格质押品等方式，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在管理与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方面起重要作用，包括评估涉及此类风险的现有投资组合敞口，寻求减小和分散此类风险的金融操作，将转型风险的影响整合进财务模型，进行压力测试并建立退出机制。人民银行一直强调相关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计划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针对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对其进行合理定价，将会提高化石能源消费成本并推动低碳替代能源的使用。为碳排放定价的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要求企业购买排放许可证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市场小而分散，缺乏流动性，碳排放价格偏低。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启动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这将是促进碳排放合理定价的重要一步。
丁爽为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申岚为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