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将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低碳产业

“实现碳中和可以带来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低碳领域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和创业机会，带来经济竞争力提升、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效益。”近日，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时如是表示。

自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来，碳中和成为当前最热的话题之一，也给投资界、实体界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碳中和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且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高碳产业和企业若不转型未来或将面临生存危机

近日，高瓴产业与创新研究院与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迈向2060碳中和——聚焦脱碳之路上的机遇和挑战》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更多。欧美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所用时间多在40年至60年之间，而中国则要用大约30年的时间走完这一历程，因此面临的挑战更大。

在张磊看来，挑战主要包括：一是我国能源需求尚未达峰。2019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约为OECD国家的一半，人均用电量是OECD国家的60%。二是工业用能占比高。我国的用电结构较为特殊，工业用电占比达到67%，而OECD国家的工业、商业、居民用电分布较为均衡，占比分别为32%、31%、31%。三是电力供给结构以煤炭为主导，转型难度大。根据中电联统计，2019年我国发电量中火电的占比高达72%，电力领域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0%以上，实现低碳转型乃至最终实现近零所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四是交通、工业、建筑等部门脱碳技术仍待突破。五是地区与行业发展不平衡，公平性问题凸显。

“但是，我国实现碳中和是可行的，并且能带来多重效益。”张磊分析说，截至2019年底，我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完成我国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目标，而同期我国GDP增长超4倍。“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则预测，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积极地在未来30多年时间里实现碳中和，能源和经济就会面临低碳转型。那么在碳中和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传统、高碳能源都可能会消失，几乎所有的高碳产业和企业也都会消失。如果不积极地采用低碳、零碳技术进行转型，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都将面临生存危机。

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投资大约在100万亿元至500万亿元之间，“绿色新基建”领域被资本看好

有团队曾测算，要实现碳中和，未来30年我国需要新增138万亿元的绿色投资。但在马骏看来，138万亿元的测算值似乎偏小。

“此前我们做了一项重庆绿色投资研究，光是重庆这么一个省级经济体，要实现碳中和，估算未来30年内就有13万亿元的绿色投资需求。如果将这个数字映射到全国，由于重庆占全国经济体量的比重仅1/40，重庆的人均收入和全国人均收入差不多，因此全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投资估计在100万亿元至500万亿之间。”马骏说。

“当绿色转型成为明天最大的确定性，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绿色股权投资正当其时。”张磊分析说，电力、交通、工业、新材料、建筑、农业、负碳排放以及信息通信与数字化等领域，正在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绿色技术和模式，孕育着重要投资机遇。

据了解，在新能源技术、材料、工艺等“绿色新基建”领域，高瓴资本按照碳中和技术路线图，深入布局了光伏、新能源汽车和芯片等产业链的上下游。

“在新兴产业的增量创新之外，庞大传统产业的存量变革是经济社会整体低碳转型的基础，也更具紧迫性。”以农业为例，张磊表示，长期以来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忽视乃至遗忘它。但事实上，数字化、智能化可以迅速为其注入巨大活力，让这个很多人以为经年不变的行业爆发出生机。

“我们投资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研发、推广先进的无人化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各环节进行数字化作业、精细化管理，在提高农民生产价值、提升农业行业效率的同时，还推动农业实现了低碳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张磊说。

在张磊看来，低碳转型是企业打破发展惯性、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更是主动作为、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历史机遇。碳中和既是企业应对产业变革的关键举措，也是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抉择，将奠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优势。

除了巨大的商机以外，金融投资界也要注意投资风险。马骏表示，如果股权投资者在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中有股份，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未来这些股权的估值将很可能变得很小甚至变成零。如果银行贷款给高碳企业，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一些长期贷款可能会变成坏账。

“根据对煤电行业的分析，如果继续给煤电企业进行贷款，这些贷款违约概率将会从现在的3%左右上升到10年之后的22%以上，在高碳领域会出现很多金融风险。”马骏建议金融机构、投资者需要识别预判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设立更大规模的专门支持低碳项目的再贷款机制，金融产品的利率应和接受贷款或债券融资的主体或项目的碳足迹挂钩

面对百万亿规模的绿色投资需求，金融体系以及监管部门该如何更好地防范相关风险？马骏认为至少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使其更加符合碳中和目标。未来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应该以碳中和为主要目标或约束条件，如果某个项目能满足一类环境目标，却同时损害了另一类环境目标，这个项目就不应该放进标准里。

二是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企业做好碳核算之后，把数据披露出来，这样金融机构才能知道哪些经济活动、哪些项目是高碳的，为投资人寻找低碳项目提供支持。”马骏认为，未来监管部门肯定会强化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要求，包括对发债企业、上市公司，甚至对未上市的公司等，都会逐步建立强制性的有关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而从银行的角度来讲，马骏认为，必须要知道贷款所支持项目的碳排放和碳足迹，而且要有规划地把碳足迹降下来，最后降到零，以实现碳中和。因此，银行碳足迹的计算和披露也非常重要，未来也应该变成强制性的监管要求。

此外，马骏表示，银行和投资机构还应披露其持有的棕色资产信息。“过去，金融机构自愿披露绿色资产，现在还应该要求其披露棕色资产，因为高碳资产未来可能会变成坏账，如果不知道可能变成坏账的资产有多少，就意味着这个金融机构不了解这个风险，也不可能管理好这些风险。因此，棕色资产的总量和所占比重等信息必须得计算和披露，这是监管部门近期应该要集中精力研究和明确的内容。”

第三，强化对低碳投融资的激励机制。“过去有一些对绿色金融的激励机制，包括再贷款、地方担保、贴息等，总体力度不够大，覆盖面不够广。”马骏建议，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应该设立更大规模的专门支持低碳项目的再贷款机制，以降低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成本；二是研究降低绿色风险资产权重和提高棕色资产风险权重的激励机制。“如果把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降下来，实际上就是对所有绿色贷款给予了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提升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之后，就会增加这些贷款的融资成本，引导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减少对这些高碳项目的支持。”

四是金融产品的利率应和接受贷款或债券融资的主体或项目的碳足迹挂钩。也就是说，如果融资主体或项目的碳足迹下降快，则利率就会降低；如果降得慢或者上升，则利率就会上升。

“此外，转型金融是一类支持减碳，同时防范金融和社会风险的创新工具。”马骏解释说，现在欧洲已经有转型债券和公平转型基金的金融产品，用来支持目前是高碳企业但会在若干年之内转型成为低碳或零碳的企业。“这类金融产品是实现碳中和最需要的创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