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个月，作为新冠疫情的中心地，武汉高峰时每天产生240吨医疗废物，是平时产废的6倍。这些一次性医疗用品、手术产生的废弃人体组织、病人的排泄物等医疗废物存在巨大的病毒传染性。
激增的医疗废物都去哪了？现有的处理能力是否都将这些医废处理妥当了？2003年非典期间，关于医废处理的问题就已显现。当时中国几乎只在一线城市设有医疗废物处理中心。非典后，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建设已经普及到地级市。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2018年近五分之二的城市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负荷率在90%以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基本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状态。另外四分之一以上地级市尚不具备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部分农村和山区医废仍未纳入收集处置等范围。
然而，17年后，医废处置基础设施的短缺问题更加焦灼。新冠期间，多家医废处置企业提供可移动设备及技术人员前往湖北支援。因处理医废的焚烧炉欠缺，甚至水泥企业也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涉疫医疗废物。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解决方式不可持续，不仅可能增加处理人员感染的风险，还存在医废处理不充分造成空气污染的隐患。上世纪70年代，国内就曾发生过由于医废处置不当而出现乙肝流行的事故。因此，在阻断COVID-19病毒的“战线”上，医疗废物处理是“最后一公里”。能否在最后一环防止二次传染，关键看医疗废物处理的速度和手段，而这个行业正经历波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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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废处置行业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这一行业的政策驱动属性明显。非典结束后国务院才开始规划医废处理体系。当前大部分的医废处置中心是于2005-2011年集中建成投产的，最早投运的设备如今已运行近15年。医疗废物处置设备能力不足，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医废处理需求。
同时，因为日常医废产量稳定，在无突发疫情时，医废处置市场被资本看作是一个存量市场，技术赋能空间有限，从而导致医废行业市场化节奏趋缓。一旦突发疫情，就会出现医废难以处置、积压和处置不完全的现象。
如果参照非典后该行业的发展趋势，此次新冠疫情或将加速医废处理领域的市场化。加上COVID-19的长尾影响远超非典，医废处理或成重要的刚需之一。有数据统计今年全国新增口罩垃圾产量约16.2万吨，全国医废产量增幅或将超25%。
疫情期间，一支废弃的针头究竟会何去何从？为此36氪采访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投资人和企业，并从以下几个问题剖析医疗废物处置行业的现存掣肘和未来潜力：
1.医废处置是个什么样的行业？
2.科技能对医废处置行业带来多大变化？
3.谁为医废处置买单？
4.医废处置还能向市场化再进一步吗？
5.这个领域即将迎来爆发期吗？投资价值在哪里？
医废处置是个什么样的行业？
医疗废物主要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废共分五类，包含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实际上，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因其污染的特殊性，医疗废物分类按照《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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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从产生到消失的路径是怎样的呢？大到废弃的人体组织、小到一支针头，从产生到处置完毕都必须经过严密打包、密封和可监控运输，最终经过高温焚烧等手段进行销毁。
这一路径的具体线路为：医院内的科室负责分类、消杀和打包日常医疗废物，转运至院内的存储点；再由专用车辆运输至医废处置中心。一般每个地级市都有一个专门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由政府颁发许可证后准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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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废处置中心的处置手段有高温焚烧法、高温蒸汽灭菌法、化学消毒法、等离子体法、卫生填埋法等。其中高温焚烧法是医疗垃圾处理领域的主流技术，原因在于焚烧法适用于各种传染性医疗垃圾，因为医疗垃圾的重量中，92%为可燃性成分，不可燃成分仅为8%，在一定温度和充足的氧气条件下，可以完全燃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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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汕头市人民政府网站
在整个医废处理过程中，医废处理中心作为最后一环十分关键。通常，这些医废处理中心的参与方主要包括政府、个人和社会资本。其中一部分是传统危险废物处置企业，一部分是各地政府旗下的半事业单位式的处置公司，还有部分是专营的医废处置企业。
这些医废处置企业大部分是非市场化的经营企业，它们首先要获得“经营许可证”才可进入正常运营状态。这也导致处置中心引入社会资本相对困难、市场开放性有限，从而导致医废处置技术的迭代缓慢。以江苏省县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批为例，申领材料对技术人员、运输工具、设备和技术都有特殊的要求。
医废处置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三类：BOT（Build-Operate-Transfer）、OT（Operate-Transfer）和自营。BOT模式即建造—运营—移交，它意味着政府委托企业建立医废处置中心，让渡未来一段时间的经营权，即有收费的权利，最后再转交给政府，也是这一领域最主流的商业模式。OT模式是“运营—移交”，和BOT相比无需承担建造的成本；自营则是医废处置企业自己负责建设和运营。
“（BOT）再往前推一步就是PPP。”峰瑞资本关注环保项目的副总裁马睿接受36氪采访时说。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
在定价上，医废处理企业多按床位或重量收费。一种是处置费由患者承担，计入医疗服务成本，不再向患者额外收取。另外一种是按照重量收费，从医院的利润中提取。医废处置的单价相对固定，由地市物价局制定。上海2018年度有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按床位的收费标准是每天3.9元/床；按照重量的收费标准是3.3元/kg。
此外，少数城市医废处置费由医院和患者共同承担。还有部分城市的医废物处置得到政府补贴，如河南省济源市每年由市财政补贴医疗废物处置费用60万元。
目前，根据中国医废产量的规模可估算出当前医废处置市场的体量约在百亿元左右。
这里我们做一道算数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92万张，通常病床使用率在80%左右。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张病床每天产生0.5-2.5kg医疗废物，我们假设中国每张病床产生医废为1kg/天，那么2019年全国产生医疗废物约260万吨；床位计价的医疗废物处置价格以2.5元/kg计算，2019年中国医疗废物处理市场规模超过65亿元。
近来随着新冠疫情带动的医废处理需求，根据平安证券的研究，2020年全国医废产量增幅将超过25%，那么该领域的市场规模将超80亿元。
目前国内医废处置的产业链包括上游产生医废的医院、中游的设备提供商和工程承包商，以及下游参与方运营商。其中下游的产业集中度不高，竞争格局分散。数据显示下游上市的龙头企业如东江环保、润邦股份、高能环境、雪浪环境、万邦达、启迪环境、威立雅等，合计处置全行业约10%的产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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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情况下，医废产量较为稳定。医废处理市场通常被视为存量市场，这也导致这一领域发展缓慢。然而，新冠疫情发生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疫情显示出医废处置的资源缺口，以及医废处置技术更新缓慢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近来随着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医废处置领域对人力的依赖、监管的滞后等方面都有亟待开发的空间。因此，新冠疫情或将推动该行业进一步体系化和市场化。
科技能对医废处理行业带来多大变化？
去人工化
疫情爆发期，医废处理行业面临着两个大的挑战。一是规范化处置，减少人员接触避免感染；二是日产日清、流程透明化，避免医废积压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然而，目前医疗废物分类和转移的各主要环节仍然依赖人工，过程监管尚未实现数字化，仍然以纸质联单（三联单或五联单等）的形式保障各环节流转。比如从车厂到处置中心，工作人员需要通过交接联单确认医废的数量和种类，这就导致医废处置效率较低、人为影响较大。
二维码在标注和录入信息方面能取代部分人工，并且成本较低，能够部分解决上述这一问题。目前已经有不少技术公司在布局这类应用，小创科技就是其中一家。“医疗废物在科室分类的阶段，我们提供扎带的封口并贴上二维码，就做好了标记。之后经过扫描，这袋医废的信息就上传到后台系统。”小创科技CEO章凤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二维码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废追溯管理平台，在医疗废物交接、转运、入库、出库过程中数据实时上传。
医疗废物追溯管理平台（图片来自小创科技）
院内区域医废流转流程（图片来自小创科技）
小创科技成立于2016年，于2019年开始布局医疗废物处置领域。它是一家物联网医疗设备研发商，提供物联网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医疗大数据分析以及可穿戴设备研发等，主要产品包括智能AP（Access Point接入点）、病床区域识别器等。
据章凤祥介绍，小创科技在医废处理领域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院内管理，包括科室所产医废的分装、院内医废的转移以及院内医废暂存库的存储。
在实际的应用推广中，小创科技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医院后勤部（负责转运和存放医废）的工作人员年纪普遍较大，在技术操作方面有难度。小创先推出了手提秤，工作人员反映不会操作，后来尝试在运输车辆旁设置台秤，仍然收到操作困难的反馈。“为了减少操作步骤，后来我们研发了整车称重，就是直接扔废物到车里就知道有多重。”章凤祥表示。
移动监测
院内医废安全流转后，接下来需要专用运输车辆将医废转运到处置中心。按照规定，医疗废物应在不超过48小时内转运至处置设施。另外，运输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运输时间避开上下班高峰期。由于医疗废物的有害性，在这个过程中，废物的遗失和变动就成了监测的重中之重，而物联网技术有望解决这个痛点，让数据变得透明化。
在Fusion Fund（美国硅谷风险投资机构）的CEO张璐看来，过去几年低成本传感器大量普及，使得一些初创企业通过开发硬件，将数据分析和追踪引入到废物处理领域。“但它们的技术并不仅仅针对医废领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应用方向。”她补充说。
成立于2013年的纵行科技就是国内研发此类硬件的公司。它是一家低功耗物联网技术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其研发的ZETA低功耗广域网络协议是一个非授权频段的低功耗广域网（LPWAN）标准，支持超窄带的多信道通信、多跳网状网络的分布式接入、以及低功耗的双向通信。
据纵行科技的CEO李卓群介绍，和二维码的短距离传输相比，ZETag柔性广域传感标贴能传输3公里。“有公里级别的传输后，部署少量的接收点就能接收方圆3公里的标签信息。”他表示，贴在医疗废物上的标贴能够定时上报自身的位置信息、处于哪个环节、是否被运走。目前纵行科技已经建立固废处理平台，据介绍该平台可以改良应用于医废处理领域。
在装车运输阶段，纵行科技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赋能医废的运输环节：首先医废进入车辆后有随车AP予以保护，同时将信息上传到监管部门；当运输车辆偏离既定路线，随车货物出现丢弃、拆解时，标贴上传信息到管理平台，这时会有提醒和报警；另外还能利用城市铁塔AP查找丢失的货物、掌握事故的第一手信息。除了运输，该平台还能在医院和固废中心等环节进行动态管理。
医废全过程动态管理（图片来自纵行科技）
“这个标签可能看起来很小，但它很可能成为未来公共卫生或者新型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李卓群表示。但目前相对于价格不到1元的二维码标签，其价格较高。据悉，纵行科技计划未来将ZETag标贴的成本大幅降低，核心芯片成本3-5元。
不论是小创科技还是纵行科技，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解放人力、减少人员接触，并且让流程更加透明和智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也都遇到了同样的成本问题：因为医院是付费方，那么技术的赋能就由医院买单，在没有政策鼓励或补贴的情况下，医院要考虑引进技术所需要的成本。
“我用了你的系统和技术所花费的成本，是否比我多雇几个人处理更划算？这是医院会考虑的问题。”小创科技CEO章凤祥补充说，如果没有政策推动，技术和系统的推广比较难，因为医院不想承受额外的支出。
技术尚未到达的应许之地
在医疗废物“旅程”的最后一站——医废处置中心，这些科技公司还没有太多用武之地，目前这一环仍然是专业的医废处置公司的主场。它们通常是成立时间较长、相对传统的企业，大多会有1-2条医废处理生产线，每条生产线上配备焚烧炉及排放尾气和废水的后期处理设施。
36氪最近采访的一家医废处置领域的民营企业欧尔东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尔东），其成立于2003年，目前在辽宁省、江西省、江苏省、福建省等的多个城市建有数十家处置中心。今年2月，该公司支援湖北省黄冈市处理医疗废物。
据欧尔东CEO翁乾介绍，黄冈市在2月期间医院平均产废20多吨，是平时产废量的6倍，但当地仅有一台老式的焚烧炉，每天能够处理10吨医废。因此，新增焚烧设备对疫情高发地而言是刚需。
“我们提供了紧凑型一体机设备，可以处理10-15吨废物，基本能满足每天的处理需求。”该公司提供的Simplex500型高温干热灭菌设备分为上下两部分，由欧尔东运输到黄冈当地快速安装使用，其高约2米，长宽各约3米。
另外，在湖北处理医废的现场还出现了移动式医废处理设备，比如移动焚烧炉、高温蒸汽处理设备、干式化学处理设备、微波消毒处理设备等。“但这类移动式设备处置能力较低，每天的最高处理量在3吨左右。”翁乾表示。
新增的焚烧炉解决了处理激增产废的需求，但焚烧不完全带来的污染仍然无法避免。比如，在焚烧炉起炉和停炉的过程中，温度通常无法达到800度，这时焚烧医废极易产生二噁英、二氧化硫等剧毒物质。据海外气象站Windy数据显示，2月武汉地区二氧化硫浓度是规定浓度的10倍。
“在焚烧后的处理方面，美国该领域大公司的创新方向主要是臭氧和汽化，进一步加强焚烧的效率。”Fusion Fund的CEO张璐观察，近几年高温蒸汽灭菌技术、等离子体技术、化学处理技术、生物降解等非焚烧技术在美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高压蒸汽灭菌法的医废处理市场空间增长较大。但目前这类设备的生产技术壁垒较高，大多以引进国外公司的设备，如美国西屋、日本日立、美国IET企业等。另外医废的焚烧产生大量热量，国内多采取风冷或水冷的形式，容易浪费热能并增加水电能耗。美日欧则比较普遍安装小型蒸汽发电装置回收热量，减少了资源消耗也带来了经济效益。
当前，国内无害化废物处理正成为趋势。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欧尔东的高温干热医疗废物处置技术进入第一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先进适用技术名单。2014年，该公司引进了从意大利的高温干热灭菌和高温旋切灭菌技术及设备，逐步形成SimplexTM300灭菌设备定型产品。
目前欧尔东还在研发小型化、移动式设备，并开始布局医废资源再利用市场，已经在全国建设几个医废资源再生的处置场。总体来看，该公司基本形成了从生产设备、研发技术到运营的产业链闭环。其商业模式也主要是BOT、OT和自营相结合的形式。但欧尔东CEO翁乾也坦承：“好的商业模式的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我们还没有实现全面盈利。”
总体上，即便国外处理医废的技术更先进，但仍然是高温蒸汽和焚烧为主，没有太大的技术跃进。Fusion Fund的CEO张璐在看医疗领域的投资标的时发现，美国医废处理的技术也呈现老化的现象。但和国内相比，该领域的市场可能更细分，比如存在医疗器械、一次性医废处理等分支市场，总体市场体量大约100-150亿美元。“我有个在医废处理行业的朋友，他隔段时间就来硅谷看看有什么新技术。但说实话，（他们公司的）利润也在逐渐降低，他们去做高额的收并购也不太可能。”
百亿市场正在等待爆发吗？
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健康的长期紧迫性，规范化、无害化、及时性的医废处置越来越成为刚需。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截至2020年4月4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6070.6吨／天。和疫情前相比，处理能力提高了23%左右。其中，湖北省的医废处置能力提高了近3倍。
短期内看，医废处置量呈现激增的趋势，行业发展出现较快向上的拐点。那么该领域即将迎来爆发期吗？
说爆发期还尚早，但行业整体处于稳步增长的阶段。据天眼查数据，2020年1月1日-4月15日，全国新注册了298家经营范围含有“医疗废物”相关业务的企业，和去年相比增长了大约12%。这些企业的业务集中在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置和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的处置等。
未来一段时间内，医废处置设备将有一波较快增长。截止2018年，我国医疗废弃物处理设备产量达到1.92万台，按正常增长量预计到2020年我国各类医疗垃圾处理设备产量会超过2万台。随着政策层面的推进，三四线甚至县级小城市的医废逐渐纳入正规渠道。截止2018年，全国县级小城市超1500个，这将为医废处理市场带来不小的增量。
医废处置设备的小型化、移动化也将应运而生。相比一二线城市，中小城市的医废数量有限，如果每个城市的处置中心都有标准一致的焚烧炉，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另外，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污染。
“焚烧炉要达到一定的温度，充分焚烧废物否则会产生大量剧毒气体。但等炉子烧起来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这很消耗能量并增加了运营成本。”欧尔东的CEO翁乾表示，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会在温度未达标的情况下就投入医疗废物。而开发小型化移动化的处置设备，将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痛点。
另外，政策的支持还给医废循环利用产业带来发展的新机会。今年2月发布的《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做好医疗废物处置，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做好输液瓶（袋）回收利用，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符合条件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输液瓶（袋）回收、利用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环境保护税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受制于医废处置市场的存量性特点，医废处置企业往往需要规模化经营，比如在多地多建厂，才能在大小有限的市场中分得一块“蛋糕”。如果这类企业在医废处理业务外，涉足医废回收领域，将较大地拓展自己的增长动力和营收空间。
长期以来，医废的二次利用市场有待开垦，目前市场医用级再生料货源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据中金普华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仅有35%的医疗废物得到回收处理，医疗垃圾比如PP输液袋、PVC输液管等多由质量上乘的聚乙烯、聚丙烯等材料做成，是竞争力很强的再生塑料，其收购价低廉且颗粒出产率达到70%。我国每年仅输液袋（瓶）的数量就达到亿级，其背后可观的利益催生了“黑色产业链”的市场乱象，进而造成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因此医废回收市场急需规范的医废处置企业入场。
此外，对于上游的医院而言，医疗废物的回收能帮助它回拢部分资金。而那些处于产业链下游有合规回收能力的处置公司，将获得更大的议价权，在丰富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将提高营收能力。
但医废处置市场有着无法快速发展的基因。首先，对于末端参与者而言，初创公司进入该领域的门槛较高，比如获得医废经营许可证的高难度、选址难、资金投入大等。具体而言，一个医废处置中心从立项审批、建设到正式运营，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处置中心的占地面积往往数十亩或上百亩，投入千万甚至上亿都是常态。这些“高墙”让很多致力于医废处置的企业望而生畏。
其次，目前医废处置企业的商业模式比较单一。因为价格相对固定，企业盈利主要依赖压缩成本和提升效率，这就导致技术的创新成本较高。
“即使使用新技术提高了效能，你同时还要保证，新的技术要比以前的便宜。”Fusion Fund的CEO张璐认为，这是医废处理行业面临的挑战之一。但目前技术赋能的空间有限，主要集中在医废的收集、运转和存放的监管上，最终处理环节的技术赋能仍有较大开发余地。
另外，该行业还存在无法充分市场化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味的追求降低成本抢占市场，那么就会出现有些公司的不规范行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比如晚上偷开焚烧炉，焚烧炉的温度和时长不达标而排放了有毒气体等情况。
近三个月以来医废处置行业的承压，让外界意识到引入社会资本以及提高市场化增强活力的必要性。“可以先在一线甚至二线城市引入一些竞争机制，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据欧尔东CEO翁乾了解，重庆已有4家医废处置中心，广州、哈尔滨、太原也都各有2家医废处置中心。
未来2-3年内，医废处置领域会将迎来洗牌期，该领域的市场将从缓慢增长的1.0时代进入较快增长的2.0时代。随着医废处置的刚需属性日渐增强，一批有着创新商业模式和成熟技术的医废处置企业和科技赋能公司，将在这轮“大浪淘沙”中迎来红利期。
参考文献:
中金普华产业研究院，《医疗废物处理行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前景可期》
申万宏源研究，《一线抗疫板块梳理：防护用品、医疗信息化、医疗废物处理》
银河证券，《新冠疫情影响有限，医疗废物处理领域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