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对环保方面部署的表述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的短板”。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该表述一方面体现“十八大”以来加严环保政策的延续，也明确了现阶段环保工作的开展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予我们重要的警示，即未来也必须要停止前期对大自然的无序索取，以及改善前期不绿色、不环保的生活方式。
“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的短板”
总量方面：
（1）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1.7万吨，处置量81.6万吨，大部分城市医疗废物都得到了妥善处置。（数据来自《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本次疫情的医废处置方面：
（2）2月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8个地市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行平稳，医疗废物尤其是涉疫情医疗废物，基本实现了“日产日清”；
（3）2月11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5435吨/天，比疫情发生前增加532吨/天；全国共收集医废2661吨，其中涉疫情医废489吨，占全国医废收集量18.4%；当日集中处置2641吨，平均运行负荷率为48.6%；
（4）2月11日，湖北省医疗废物实际投运处置能力为317.5吨/天，比疫情发生前增加137.5吨/天，此外，还有55.8吨/天的应急处置能力可随时启用；全省共收集医废187吨，其中涉疫医废125吨，占全省医废收集量67%；当日集中处置196吨，平均负荷率为62%；
（5）2月11日，武汉医疗废物实际处置能力为100.5吨/天，比疫情发生前增加50.5吨/天；全市共收集医废47吨，全部按涉疫情医废处置；当日集中处置57吨（含库存10吨），平均负荷率为57%；库存已全部处置完毕。自1月20日以来，全市累计处置医疗废物1123.8吨.（上述数据均来自生态环境部）
上述数据分析：
（1）医废处置确实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在于涉及新冠疫情医废的“易感染性”，疫情突发带来的增量需求更多在于应急处置产能、备用处置产能的投放以及保障收运、运营人员的安全。
（2）疫情期间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全国范围，应急医废处置需求增加约22%，产能迅速提升约10%；其中湖北省应急医废处置需求增加约76%，武汉市应急医废处置需求增加约100%。新增应急产能及新增医废产量的绝对值基本相匹配，包括一些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项目、分布式应急设备也用于医废的应急处置。
可以得到的结论：
（1）当前涉及应急医废处置的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我们坚信全国可以很好地打赢本次遭遇战；
（2）应急需求是短期的，行业回归正常后，年均医废产量约80-90万吨，处置产能建设已基本完毕；
（3）医废处置行业市场空间约为40-45亿元/年（假设按5000元/吨的处置费测算，实际各地的收费标准均有所不同），市场空间较为有限，但处置标准、要求在疫情过后有望进一步提升。
从数据层面分析，我们似乎从处置能力的角度很难发现短板所在，那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局会议提到的“医废及危废”短板？
我们认为，医废行业：
（1）先前确实存在部分医院在医废的收集、分类、运输环节存在不规范行为，也存在将医废掺杂到生活垃圾或者通过黑市处置等不规范的方式；本次疫情将推动医废收、运、处置环节更高标准的建立，以及对医废行业整体监管的进一步加强。
（2）从医废行业规划方面，我们认为未来将逐步形成区域协同、城乡统筹、提升应急储备等处置能力规范化的建设。
危废行业：
（1）需要增强危废企业应对“工业提质、产业变迁导致危废需求和结构的变化”处置能力建设。危废产量与工业整体体量增加高度相关，且具有较强的行业结构性；这与特定时期政策的倾向性、供给的计划性以及资源化/无害化处置运营模式的差异有关；我国经济已开始进入转型期，危废共生性的特点决定危废的需求和结构将发生变化。
（2）前期行业因“资质壁垒”及“区域规划”等问题导致区域供需不平衡，跨省转运、处置现象较多，也导致权钱交易的寻租现象较多；同时，资本推动的“并购”运作，在危废供需不匹配带来处置价格显著上升的时期也有暴利可图，但整体是一种“重资本、轻运营”的状态；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未来需要从政策层面做出监管，从“轻运营”逐步引导到“重运营”。
综上所述，我们理解的“短板”并不是单纯的通过粗犷式发展以弥补部分区域短期的医废危废产能缺口，更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如何从提质的角度增强医废、危废处置能力，更好的服务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