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保深跌后，基本面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去杠杆带来的资金紧张导致工程业务收缩，环保板块2018年以来利润增速同比下滑30%，资产负债率和应收账款均快速增长，三季度部分公司基本面情况开始回暖。当前资金面有所缓解，但短期改善有限，利率仍较高，但有下行趋势。政府通过加快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降低资本金比例，加快贷款释放，加大投资提升基建托底经济。当前环保板块估值、基金持仓处于历史底部，基本面逐步改善走出低谷，看好明年板块投资机会，行业分化为两条主线。
行业主线一：国企民企融合，国企主导大环境整治
国资大举入股环保民企是这两年的一个行业重大趋势，大部分龙头环保企业目前已经完成了反向混改并逐步磨合完善。而政府对于大环境治理的关注持续增大，特别是领导人提出长江、黄河等流域大保护战略后，这方面治理将在明年快速展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特点是大投资、大工程、回报周期长，更适合由国企主导投资，由民企提供设备、技术和工程的支持配套。我们认为环保行业在今年的反向混改逐渐完善后将着手开始加速工程进度，明年由三峡集团等央企主导的大环境综合整治将显著放量，带动相关环保公司业绩上行。
行业主线二：坚守核心运营资产，专注提升管理效率
环保运营类企业如垃圾焚烧、危废、环卫、水务等行业近年来稳步增长，现金流稳定优质，未来项目质量和管理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各细分子行业的优质龙头企业将不断提升项目运营管理水平，提升盈利能力，同时通过投资新建和外延收购扩大运营规模，做大做强，有望形成几个可对标国际巨头的环保行业运营巨头企业，看好垃圾焚烧和危废行业龙头。
行业催化剂：垃圾分类深入推进，带动整个固废产业链升级
市场普遍观点认为环保行业需要政策催化，我们认为明年垃圾分类的全面推广将成为板块的催化剂。垃圾分类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深入推广有望像大气治理一样提升市场对于板块关注度。今年垃圾分类在上海试点效果超预期，明年将在北京、深圳等重点城市全面铺开，有望催化整个环保板块行情。
行业主线一：国企民企融合，国企主导大环境整治
国企大规模介入环保民企，初步磨合完成
在环境产业过去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民企凭借其嗅觉灵敏、机制灵活、反应快捷、创新和韧性强等特点，把握住历史机遇，参与创造了产业的繁荣，最终在环境产业实现了与外企、国企“三分天下”的局势。
2015年前后，受“水十条”等利好政策的推动，环保行业掀起了第一波跨界浪潮，国企、央企大批量布局环保业务，比如葛洲坝、中国中车、中信等，都在这个时间段开始进入环保行业。而后随着PPP热潮，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央级基建企业也大举进入环境产业，横扫市场，如中铁、中交、中国电建等。
2018年以来，去杠杆引发的资本紧缩，环保企业资金链经受了严峻考验，出现 了一些债务违约的情况，此外股价大幅下跌使得部分质押高的企业爆仓的压力巨大。民企融资困境和过去十余年来规模化发展所积累的危机一下子浮出水面， 在这种情况下，从18年起出现了“国资”大手笔进军民营上市企业的现象，环保领域这样的现象尤为突出。据统计，环保领域共发生近20起国有资本入股民营环保企业的案例，或选择转让控制权，或选择与国资合作，其中，启迪环境、中金环境、清新环境、东方园林、环能科技等先后出让控制权，行业逆向混改在加速。
国资从三四年前的试探性入局，到如今的大举进入环保产业，既是主动出击， 也是大势所趋。而与前几年业内参股合作、打通上下游生态链的模式相比，大 多数环保企业引入国有资本更多的是为了寻求资金解困，降低股权质押比例，缓解流动性危机。对于大型国企而言，它们要的可能不是一个环境项目，而是一个区域的市场，一个城市的市场。环保产业的打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企入股导致一些环保民企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同时也带来了整个行业生态和竞争格局的变化。这也是当前行业的发展环境和生态所造成的。国家对于环保企业的投入逐年增加，行业需求大，增速快，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正是国企的优势所在。同时，环保行业的大量订单主要来自于政府，国企背书对企业拿单能力的提升也有积极影响。国企介入之前由民企主导的环保领域后，有望增强环保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同时也更适应当前的环境。
国资民企的合作，从市场层面看，确实带来了双方优势的互补，不仅缓解了民企的资金压力，也带来了民企在政府关系、资本、业务拓展等方面积极的影响，而优质的环保资产也能让国企快速完成环保布局。
但是，接盘容易整合难，毕竟民营企业的决策机制、市场运作乃至企业文化等与国资特质不一样。之前环保市场较为分散，民企讲究小快灵，对短期利润较为看重，而随着长江流域大保护、雄安环境整治等大项目的陆续上马，国资整体性和长远性的优势就逐渐显现。
通过融合发展，环保行业不断形成规模强大、竞争力强的平台或者集团。国资进入环保民企的影响，具体还要看两方的融合程度，特别是机制整合任重道远，整体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国资进入后提供强力的资金支持，拥有更低成本的资金使得环保企业在新项目的拓展竞争中更具优势，同时国资背景也可为企业发展嫁接更多的资源，另外也减少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另一方面：相较于原先的环保民企灵活、激进的风格，国资环保企业的风格趋于稳健，如果激励措施无法落地到位的话，或减少企业的活力，原管理层稳定性受到影响，环保企业的发展速度或减缓。
一些国企从去年入股环保民企后，调整内部结构和运营模式。经过近一年多的磨合，一些企业已初步磨合完成，具备了全面迈入新时期环境产业的架构和动力。
以长江、黄河大保护等为首的大环境流域治理是下一步提升我国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带来很大的压力，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生态环境仍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领导人也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环境需求仍在持续释放。
长江大保护是中央关注的环境保护重点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要求后，关于长江大保护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2018年10月，《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将长江生态保护工作纳入政府绩效、河长制等考核体系，将各地长江保护任务完成度纳入政绩考核标准；2019年1月，《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报告中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要达到85%以上，丧失使用功能的水质比例要低于2%，相较于2016年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优良水质比例75%以上的要求，此次要求可谓更加严格、治理力度更大。
领导人积极关注长江治理情况。早在2014年，就提出了长江经济带要一盘棋建设的整体思想。2016年1月5日，领导人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推进思路、重点任务和深远意义。2018年4月24日至26日，领导人察看长江沿岸生态环境和发展建设情况。在视察中他听取长江航道治理、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等情况汇报，并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重大，治理工作要树立一盘棋 思想，形成全面协调协作，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9年出台的《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从生态环境、污水治理、水源质量等八个方面对长江治理提出了具体规划和措施，对长江治理行动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长江专属的法律文件《长江保护法》草案起草专班已经就绪，文件出台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我国关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很多，但之前与长江有直接联系的水法却较少，且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即将出台的长江保护法将对长江流域保护形成系统性法律规范，满足未来长江流域保护的需要。我们预计，《长江保护法》 将对长江环境生态修复保护、水资源调用和合理开发利用以及长江流域风险防控等做出全面布局，进一步加强对长江流域水污染、固废污染以及生物资源缩减等问题的整治力度。
长江沿线环境整治空间大。长江流域水系庞杂，肩负任务重大，其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流经19个省市自治区，流域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2017年长江水资源总量达10614.7亿立方米，占到全国比重的36.91%。长江经济带对沿岸城市乃至全国的经济发挥着重大作用，其沿途经过重庆、武汉、南京、 上海等经济重镇，并向昆明、长沙、合肥等省会城市拓展，以点及面形成了覆盖9省2市的长江经济发展网。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区GDP、人口、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达到44.76%，42.81%，36.35%，是我国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
2018年长江干线货运量达26.9亿吨，较2009年13.3亿吨增长近一倍。其不仅将内陆和沿海港口及其他城市之间连成完整的运输体系，还担负了南水北调疏解北方缺水的重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带动长江流域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长江的水文条件、资源与环境特征不断发生变化，并引发了如水污染、咸水入侵、洪涝灾害等诸多水环境问题。近20年来，伴随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面积不断增加的是农田耕地面积逐年递减，此外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长江沿岸港口中大多出现利用率低、粗放利用等特点。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在几十年时间里也下滑严重，曾经40万吨级的天然捕捞量如今已不足1/4，生态受损现象严重。
“长江大保护”思想的提出加快了长江流域的治理，并在多个环节取得了突出成绩。2018年12月，长江流域按水功能区个数、河流长度计算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分别为89.7%、91.4%，较2015年12月分别增加8.1%、7.1%，排除季节性因素导致的波动，长江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逐年增加。而泥沙淤积情况也有较为明显改善，除2018年三峡库区淤积泥沙有明显回升之外，长江崩岸长度和其余年份三峡库区淤积泥沙量都呈现稳步下降趋势。长江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同时应看到，长江水资源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依然存在。2018年12月，Ⅰ～Ⅲ类水质的断面占比和Ⅴ类及以下水质的断面占比为88.5%和3.4%，均呈现向好态势。但与《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中规定的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可以预见，消除劣Ⅴ类水体工作将是未来1-2年长江流域水务治理的重要一环。
此外，企业在长江流域带设厂规模呈现增加趋势，2018年全年长江流域带新设企业15271家，同比增加27.43%；2019年一季度长江流域带新设企业3466家，同比增加25.17%，增幅较往年均有明显上调趋势。长江流域企业设厂增加一方面会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势必会增加沿线治理污水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压力，长江流域治理仍任重而道远。
长江保护项目密集出台。为将长江大保护的治理理念落到实处，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快了长江大保护相关项目的出台、招标和落地。PPP服务平台提供的PPP在库项目中，就有多个项目与长江治理有直接联系，其中就包括了长江生态保 护集团联合中标的芜湖市城区污水系统提升工程（90.58亿元）、岳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44.45亿元）等。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对长江中下游湖泊水质有明显提升作用，为长江中下游沿途城市提供更加高效清洁的水资源供给。
黄河流域保护工作逐步展开。领导人2019年9月18日视察黄河并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黄河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目前出现的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要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部也提出包括强化环境监管等在内的多项思路和举措，预计黄河的保护和治理工作将逐步全面展开。
三峡集团等国企主导长江大保护
2018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三峡集团新的战略发展定位文件，明确三峡集团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依据试点城市推算，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保护资金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且大多治理需求是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管网完善之类盈利性较弱的项目。这些领域需要沉淀大量资金，且收益来源有限，在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背景下，依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治污难以为继。在长江 办印发的《关于支持三峡集团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几项重点目标：2018年，组建实体，提出新模式新机制；2020年，城镇污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中远期，长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绿色产业链形成。要求三峡集团实施先行先试项目、探索合作模式、全面参与共抓大保护。
做为长江大保护的骨干力量，三峡集团自2018年被领导人钦点进入环保领域以来，先后与多个地方政府、部委、央企及知名环境企业签订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底，旗下“长江大保护”实施主体——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成立，注册资本金就高达100亿元，后追加为300亿。随后，生态环保集团开始了“长江大保护”战略落地之战，入股北控水务、收购国祯环保，成立千亿基金，一年拿下超过500亿的生态环保项目。目前，三峡集团已经落地项目100多个，计划2019年内投资项目规模约300到500亿。根据发改委对三峡集团的进一步要求，至2020年，三峡集团规划每年投入长江大保护项目规模300到500亿元、带动社会资金3000到5000亿元。
作为三峡集团生态环保业务的实施主体——长江环保集团以城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目前已在江西九江、安徽芜湖、湖南岳阳和湖北宜昌4个试点城市开展先行先试。同时，集团正与重庆、上海、武汉、南京等12座城市开展第二批合作，力争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探索治水新机制、新标准、新技术、新政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今年11月，北控水务联合长江环保在南京注册成立三峡北控南京水务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业务范围覆盖水环境综合开发治理；环保工程、市政工程及工业给排水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维护以及运营管理；环保、市政工程设计、咨询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等。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是东部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在长江大保护中肩负特殊职责和使命。此前，长江环保集团与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已经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聚焦存量污水资产提质增效，提升污水处理显示度，逐步向“三水共治” 拓展。
长江经济带水环境存在“4+1”污染源，即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以及尾矿库污染。现阶段，三峡集团将以城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推进先行先试，逐步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全方位开展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及清洁能源替代等工作。三峡集团提出了城镇污水处理和水环境综合治理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即以城镇污水处理为切入点，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依据，遵循“一城一策一共同体”原则，通过“厂网河湖岸一体” “泥水并重”及资源能源回收、建设养护全周期等模式开展投资建设和运营， 促进城镇污水全收集、收集全处理、处理全达标以及综合利用等。同时，搭建 “1+4”业务实施主体，即以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实施主体，完善绿色发展基金、工程研究中心、产业联盟及专项资金4个保障平台。
2020年是领导人在武汉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也是国家赋予三峡集团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的关键之年。三峡集团已经提出把共抓大保护工作作为全集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预计长江流域的生态治理工作将在2020年全面提速。
雄安建设开始加速，带动京津冀环境整治
雄安新区环境治理市场空间广阔。《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中关于雄安环保建设的提法：强化白洋淀生态整体修复和环境系统治理，建立多水源补水机制，逐步恢复淀区面积，有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确保淀区水质达标，逐步恢复“华北之肾”功能，远景规划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塑造高品质城区生态环境，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推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根本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严守土壤环境安全底线， 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位于雄安新区中部的白洋淀水质堪忧，亟待净化：保定市区及定州、安国、博野的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染排放量达到19.2万吨/天，对白洋淀水质造成极大破坏。同时，雄安新区的建设将带来人口激增，生活用水量将有明显提升； 而作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雄安工业用水需求也将大幅增长，这两方面因素将促进雄安水质治理的需求。预计雄安新区建设短期将带动白洋淀区域直接水环境生态治理相关投资158亿元，中远期将带动超350亿的水环境生态整治投资。
此外，雄安在整个生态方面的负债还是很重的，土壤和水的污染尤其严重。雄安是中国小麦主产区，上世纪80、90年代，为追求高产，不停抽水浇灌，不停下化肥、打农药，地下水位下降，同时还导致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从农业角度来看，现在雄安的生态修复任务很艰巨，土壤修复市场广大，且重要性也排在前列。
雄安建设呈现开始加速的迹象。自雄安新区建设以来，环保作为其建设的重点领域一直以来颇受关注。随着雄安新区及白洋淀水环境治理的大幕开启，多家环保企业、上市公司也跃跃欲试，想从巨量市场中分一杯羹。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雄安新区共释放重要环保项目5个(已中标)，总投资额95.45亿元，涉及多家环保龙头。
其中备受关注的雄安新区白洋淀农村污水、垃圾、厕所等环境问题一体化综合系统治理先行项目的特许经营权项目3月份开标，招标最高限价为 3.8亿元/20年。项目中标候选人包括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长安园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和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分别成为该项目一、二、三 标段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该项目采用“ROT(改建—运营—移交)+BOOT(建 设—拥有—运营—移交)”运作方式。中标特许经营者在政府原有存量设施的基 础上，对项目范围内要求的污水、垃圾、厕所等需治理内容，自主投资、设计、 改建、新建、运营等，达到政府方环境治理要求，使用者或政府向其支付环境综合治理服务费。
雄安集团是河北省专门为雄安新区建设成立的独资企业。雄安集团为河北省政府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初期注册资本达100亿元，公司主要领导中，党委书记田金昌为原秦皇岛市委副书记，现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雄安集团在高起点、高标准的雄安新区规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立伊始，雄安集团就承担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重要任务，是新区投融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的支柱力量。公司统筹推进了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建设11万亩近自然“千年秀林”，推进唐河污水库综合治理等环境治理项目。目前，雄安集团业务囊括基建、生态建设投资、公共服务管理等六大板块，涉及生态保护，水利管理等具体工程。
行业主线二：坚守核心运营资产，专注提升管理效率
运营类企业盈利稳定，长期收益稳健，崛起正当时
环保行业向来有“政策——空间——订单——业绩”的投资逻辑链。环保企业也通常被分为两种经营模式：一是投资驱动工程利润的工程类企业；二是投资驱动运营利润的运营类企业。前几年随着PPP模式兴起后表现较为抢眼的是投资驱动工程利润模式的工程型企业。而该模式的特点是需要垫资且回款周期长，高度依赖投资性现金流流出的快速增长来支持利润表的增长，其经营性现金流极度依赖于客户（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回款速度。这类公司随着投资的加大， 风险也在不断积累，随着去杠杆带来的泡沫破裂，新的投资性现金流无法跟上而之前的投资无法及时回收，工程类企业经历了一段时间资金链空前紧张的局面。
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经济风险的控制力在加强，税收收入下降同时政府也在主动降税（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能够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变少，能够用于环境支付的部分就更少。部分城市已经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因此2019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反复强调，政府要准备好过苦日子了。这样的背景就促使环境市场模式的转型，简单依靠政府支付所支撑的环境产业是不牢靠的。有实力的国企介入环境领域是政策的趋势也是市场环境使然。
信用紧缩的大背景下，具有资产利润稳定、自我造血能力强的环保运营类企业优势将会突显，如垃圾焚烧、危废、环卫和水务等行业。运营类资产有比较稳定的后续现金流，贷款更容易落地，具有较低的风险，也容易获得市场较高的认可。这在过去一年环保板块的分化中就可以看出，在整个环保估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优质的运营类标的如垃圾焚烧的伟明环保和瀚蓝环境等均取得了高于行业指数30%以上的收益。
环境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是对高质量，纵深化，过程化，精细化，系统化的追求，将迎来环境服务业的回归。在整个行业提质增效的大背景下，从“重建设、轻运营”的模式向“大运营、 重效果”的模式转变必将成为大势所趋，环保运营类崛起正当时。这个过程当中，项目质量优质、管理技术能力强且具有外延能力的企业将逐步做大做强，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形成几个可以对标国际巨头的细分行业运营龙头，我们认为这其中前景最好的是垃圾焚烧和危废行业。
垃圾焚烧产能集中投产期到来，项目运营质量是核心
政策加持，垃圾焚烧将成为固废处理主流模式
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分为填埋和焚烧两种，目前填埋仍是主要的处理方式，但同时焚烧处理占比不断攀升，且有环保政策作为背后加持：
据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城镇焚烧垃圾厂286家，占全国城镇垃圾处理厂的15.22%；全国城镇焚烧垃圾处理量达2.98万吨/日，占全国城镇垃圾处理量的37.44%。目前填埋仍为首要垃圾处理方式，但其占比正逐年下降，而焚烧占比维持了2011年后稳步提升态势，其中，城镇垃圾焚烧处理量占比以每年3%左右速度增加。
与此同时，城市垃圾每厂焚烧处理量由2008年384.71吨/日提升至2017年1042.17吨/日，而填埋则由622.28吨/日降至551.26吨/日。单厂焚烧处理量提升说明垃圾焚烧厂产能加速扩张、效率得到提升以及运营管理水平不断精细化。
城镇政策方面，“十三五”对垃圾处理设施做出重点规划。规划要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覆盖到建制镇。到2020年底，部分直辖市、省会城市要实 现原生垃圾“零填埋”，焚烧处理垃圾占到总无害化处理的50%以上，而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占比应达到60%以上。在政策加持的背景下，未来垃圾焚烧有望成为固废处理的主流模式。
2019年垃圾焚烧市场热度持续，项目数创历史新高
2019年上半年全国开标的焚烧发电项目共92个，已经超过了2018年全年开标项目90个。其中新中标共82个，总投资额439亿元，总规模8.7万吨/ 日。近两年，为达到“十三五”的规划和赶在再生能源补贴前抢装，垃圾焚烧产能达到了建设和投运的高峰期。截止2019年上半年，全国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在建、筹建项目分别为178座和82座，预计2020年将共有约600座垃圾焚烧厂处于运行状态。
垃圾焚烧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龙头优势愈发明显
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垃圾焚烧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公司。按照生活垃圾处理量计算，截止2018年6月，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CR10仅为46%，行业竞争较为分散。光大国家、锦江环境、重庆三峰、中国环保、上海环境位列前五。
垃圾焚烧龙头2019上半年项目中标势头强劲，其中光大国际、粤丰环保、城发环境新增焚烧规模最大，分别为1.6、0.62、0.6万吨/日。我们预计未来两年部分焚烧龙头运营体量将显著增长，利润伟明环保、上海环境、绿色动力、旺能环境等将在2019年-2021年期间实现产能翻倍。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在经历了几年的“跑马圈地”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已趋于饱和，未来主要以扩建项目为主。未来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新增投资和建设市场增速将放缓，新建项目未来将主要集中在县域级城市，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发展。近两年，多个省市出台了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近期新建扩建项目纷纷启动进行环评公示审批与招标，从远期规划看，新建项目数量较少，主要以扩建为主，相比2015-2020年垃圾焚烧发电设施1100亿元左右的规划投资额，预计2020-2035年垃圾焚烧新增投资和建设市场空间 约为800亿元。未来将有大批量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后转入运营阶段，垃圾焚烧发电运营市场广阔，项目质量和运营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看好垃圾焚烧发电的四大理由
理由一：行业仍处于快速成长期
预计“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3120亿。《“十三五”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59.14万吨/日，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4%。1）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假设2016-2020年每年新增7.1万吨/日焚烧处理能力，项目产能利用率80%、吨垃圾处置费65元/吨、吨垃圾发电量280度、上网电价0.65元/ 度、上网比例85%，则垃圾焚烧发电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1450亿。2）假设吨垃圾投资额40 万/（吨/日），则对应2016-2020年每年垃圾焚烧总投资约285亿。假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中，土建、安装、设备及其它分别占总投资的比例为25%、13%、38%、24%，则2016-2020年垃圾发电工程市场规模为108亿，设备市场规模为109亿，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总工程就设备市场规模分别为542亿、546亿。综合考虑工程、设备及运营市场，“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到3120亿。
理由二：商业模式清晰
收入端：垃圾焚烧项目从建设到运营会产生建设收入、设备销售收入及运营收入。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公司来说，建设部分通常会选择外包，也有可能部分自建；设备销售部分，具备设备生产能力的企业通常自己供应，不具备设备生产能力的企业通常对外采购。而所有垃圾焚烧发电的收入构成中，运营部分占比最高。项目运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盈利水平。
垃圾焚烧运营收入分为两个部分：垃圾处置收入和发电收入。垃圾处置收入是指在当地政府协商的情况下，以垃圾处置量作为核算依据，由政府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进行补贴而形成的收入。发电收入，是指垃圾焚烧发电之后，除掉自用部分，对上网部分进行结算而形成的收入。具体来说，垃圾处置收入=垃圾 处置量*垃圾处置费；发电收入=上网电量*电价。垃圾焚烧发电电价，根据发改委规定，每吨入厂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含增值税），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 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成本端：主要为摊销、人工成本、运营支出等。由于垃圾焚烧项目初期投资大、资产重，大量 BOT 业务在工程完工后将特许经营权确认为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摊销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成本中占比较大。除去摊销成本外，其它成本主要为职工薪酬、生产服务及劳务费等人工成本，以及石灰、活性炭等生产材料和 日常维修、后端渗滤液、飞灰处置等运营支出。由于特许经营权形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占营业成本的比重最大，而自建设备相较于外购设备成本更低， 因此具备垃圾焚烧设备生产能力的企业将更具优势。 与环保其它行业相比，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商业模式更为清晰，项目市场化程度更高，设备生产能力突出、运营能力强的企业将更有竞争优势，项目盈利能更强。
理由三：盈利能力强
从毛利率来看，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毛利率与其它细分行业相比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整体毛利率为36.53%，仅次于环境监测行业，高于水务、环卫、大气等其它细分。从净利率来看，2018年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整体净利率为19.26%，在所有细分行业中位列第一。
理由四：现金流好，回款周期短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项目属于运营类资产，项目投运之后每年可以获得稳定的垃圾处置收入和电费收入，因此现金流情况良好。与环保其它板块相比，垃圾焚烧发电行业2018年经营性现金流/营业收入比例为32.57%，在环保所有子行业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水务运营行业。从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来看，垃圾焚烧发电行业2018年周转天数为76天，在环 保所有子行业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危废和土壤修复行业，应收账款周转较快。
垃圾焚烧补贴突然取消阴影消除，未来补贴逐步缩小，提升焚烧管理效率是盈利的核心
一年多以来，国家要取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消息甚嚣尘上。生物质发电（含垃圾发电）占整个可再生能源补贴的12%，虽然总额占比不大，但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的电价补贴占企业运营收入的六成以上，如果一次性取消对行业影响巨大。 对于补贴取消的担忧一直萦绕在整个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上头，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行业的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对于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估值的提升。针对这个问题， 财政部今年7月份在对全国人大代表王毅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关于保障垃圾处理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建议”的答复中做出了回应：一方面，拟对已有项目延续现有补贴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效率低、生态效益欠佳等情况，将逐步减少新增项目纳入补贴范围的比例，引导通过垃圾处理费等市场化方式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予以支持。并且，下一步，拟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政策进行调整，放开目录管理，由电网企业直接确认符合补贴要求的项目及对应补贴金额。这是财政部对于是否取消垃圾发电补贴的明确表态，存量项目的补贴将得到延续，而新建项目的补贴将逐渐减小，并转向市场化的定价模式。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垃圾焚烧企业的管理效率、项目运营质量和稳定性将成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主要的盈利核心。
危废处置率较低，产能缺口大，市场空间广阔
需求端：实际产生的危废量超1亿吨/年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年报》，全国危废产生量逐年上升，从2011年的3431万吨，上升至2017年的0.69亿吨，年均增长率达到10%。而与之相对的是，2017年危废实际收集和处置量占比仅为32.64%，处理效率仍然较低。由于危废产量统计基于企业自身上报，且危险废物产生企业有少报漏 报的现象；加之涉及企业众多，统计难度较大；因此生态环境部《全国环境统计年报》中披露的危险废物产生量有可能大幅低于真实值，我们将基于以下两 种方法测算全国危险废物产生量实际达到1亿吨/年以上。
测算方法1：根据环保局统计数据和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进行推测，危废废物的实际产生量1亿吨/年以上。
根据2007年生态环境部、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当年危废产生量为4574万吨。与此相对应的，生态环境部2007 统计数据 显示，全国企业自行申报的工业危废总量仅为1079万吨，其中综合利用和处置的 总量为996万吨，远低于《公报》披露数据。假设公报数据为准确数据，那么环保局企业申报的统计数据仅为实际产量的1/4。 2011年环保局修改危险废物统计口径，扩大申报范围后，《全国环境统计年报》中披露的危废产生量为3431万吨，较2010年的1586万吨上浮超过100%。因此，我们假设实际危废产生量为生态环境部披露口径的2倍；此外，由于官方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故假设18年起危废产生量以每年5%的速度平稳增长。则根据测算，2017年及其之后的实际危废产生量保持在1亿吨/年以上。
测算方法2：按照发达国家经验，按工业危废一般占工业废物的3-5%的比例测算，我国危废产生量在1亿吨/年以上。
参考发达国家危废产生量占总的固废产生量比例。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资料，2009-2013年美国固废年产量约7.5亿吨，危废产量在3500万吨左右，占比4.6%，挪威、瑞士两国占比分别为8%、7%。即使以比例最低的日韩两国为参照，其危废占比也达到了4%-5%之间，而我国2016年的数据显示固废产生量为30.9亿吨，若以3%的占比计算我国每年危废产生量，其应当在1亿吨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清洁化生产程度更低，并且重污染工业更多，工业危 废比例预计应高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工业危废产生量预计已超过1亿吨/年。
供给端：处置产能尤其是无害化产能不足，产能区域、资质双重错配
实际危废处理规模为1629万吨/年，千亿市场待开发。根据我们的测算，16、17年实际危废产生量在11000万吨/年左右，而16年底时核准的危废经营资质仅6471万吨/年，实际经营规模只有1629万吨，危废经营资质缺口巨大，在5000万吨/年左右，并且缺口资质类型以无害化处置产能为主。我们假设：危废无害化处置均价为3500元/吨，资源化利用均价为2000元/吨。若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测算，2016年的危废产量对应市场规模为1100亿元；若考虑官方 统计口径未能覆盖的产生量，我们估算2018年危废市场规模已接近2500亿元。
危废供需地域错配问题严重。根据2015年生态环境部的统计显示，危险废物的主要来源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5%）以及非金属矿采选业（14%），前三大行业占据了48%的危废总产生量。 根据产业集群效应和生态环境部的危废产地数据，我国危废产生量较大的省份主要为山东、江苏、新疆、青海等地，而危废产能资质方面却多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等地。受制于危废跨省运输严格，危废供需的地域错配问题尤为突出。
危废资质错配矛盾突出。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数据，能处理25种以上危废的公司仅占全国总数1%左右，处理种类小于5 的公司占比达到88%。危险废物的类 型以废碱、废酸、有色金属冶炼废物，以及无机氰化物废物等为主，根据生态环境部2016的数据，全国得到合理处理的危废中36%为无害化处置方式，64%为资源化利用方式。但是在供给端，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 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全国核准的危废经营规模达到6471万吨/年；实际经营规模只有1629万吨，其中资源化利用资质为1172万吨/年，占比高达72%； 而各种无害化处置资质（含医疗废物）仅为434万吨/年，占比不到27%，危废资质错配矛盾突出，无害化处置产能缺口巨大。
环保监管趋严，危废产需缺口加速释放
目前我国仅有32%的危险废物交由第三方处理，其余部分则由企业自行处置。随着江苏响水“3.21”危废特大爆炸事故的发生，危废处理问题受到中央重点关注，而相关领域监管力度加强将倒逼企业把危险废物更多地交由第三方安全 处理，进而带动危废处理市场量价齐升。我们假设：①危废无害化处置率为40%，资源化利用率为60%；②危废的合理处置率为80%。根据估测结果显示，每年实际应处置的危废超过3000万吨，实际应利用的危废超过5000万吨，危废处置的潜在需求量巨大。
生态环境部为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案件多发态势，确保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之前的“清废行动”、环保督查等一些手段将有效盘查产废企业情况，有助于危废处置需求加速释放。
国信环保观点
普遍市场观点认为环保行业需要政策催化，我们认为明年垃圾分类的全面推广将成为板块的催化剂。垃圾分类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深入推广有望像大气治理一样提升市场对于板块关注。今年垃圾分类在上海试点效果超预期，明年将在北京、深圳等重点城市全面铺开，有望催化整个环保板块的行情。环保行业在经历PPP过度扩张和去杠杆泡沫破裂的冲击后，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下跌，当前行业基本面、估值和机构持仓比例都处在历史的低点。
行业催化剂：垃圾分类深入推进，带动整个固废产业链升级
政策监管趋严，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国家层面垃圾分类监管政策层出不穷，政策法规体系趋于完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提出了严苛要求。领导人所提倡的“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布局更是体现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垃圾分类作为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监管垃圾分类的实施。我国对垃圾分类的规划可追溯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当时即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应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2016年12月，领导人发出了“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总动员令，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有了清晰蓝图，自此步入快车道。2019年6月3日，领导人对垃圾分类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46 个重点城市陆续跟进，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通知》，提出到2020年底，我国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 在这一通知指引下，46个重点城市均以意见、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的形式出台垃圾分类政策，试点城市已步入垃圾分类“有法可依”时代，特别是北京、深圳和广 州等重点城市都已开始进入落地阶段，上海垃圾分类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2019年6月，北京市管理委主任提出，将推进北京垃圾分类立法进程，明确垃圾分类单位、个人责任，引入罚款机制，罚款标准将不低于上海。
垃圾分类在上海实行后效果显著，明年全面铺开
上海率先进行垃圾分类，整体成效好于预期。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规定，2019年7月1日，上海进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截至10月20日，上 海市城管执法部门已依法查处生活垃圾分类案件2657起，罚款金额超过130万元。就监管来看，上海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专项监督，也对落实情况展开了监督。相关部门统计，监督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共抽查暗访了150多个点位。同时，上海安排了100多个小区和机构的暗访行动，数据显示，居民区业委会、居委会以及物业三方的积极性值得称赞。
2019年11月14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上海市副市长总结称，自条例实施以来，整体成效好于预期。报告还称，预计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多地紧跟上海步伐，明年全面推进垃圾强制分类时代。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通知》指引下，上海率先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其他大城市也在加紧推进。广州垃圾分类工作提速，要求于今年年底实现楼道全部撤桶。《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于201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11月27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生活垃圾分类提出更高要求，将于 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简化垃圾分类标准，将厨余垃圾、餐厨垃圾两类整合为厨余垃圾一类，明确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基本品类。
设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针对无法确定分类管理责任人的情况， 要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政府组织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设立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发现投放人不按照分类标准投放的，有权要求投放人改正；投放人拒不改正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报告。
单位最多罚5万，个人屡教不改可罚。
《条例》要求，北京按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易于收缴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垃圾分类有望带动固废产业链重新整合，带动巨大投资空间释放
垃圾分类将推动整个固废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整体行业趋势已经形成，受益标的包括上游环卫设备制造商龙马环卫和盈峰环境，垃圾中转及处置标的上海环境和瀚蓝环境，湿垃圾处置企业维尔利以及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中再资环。
餐厨垃圾处置市场空间预计达374.08亿
垃圾分类带来餐厨垃圾处置市场变革。通过垃圾分类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改善生存环境质量。而垃圾分类将干湿垃圾分离，并由专业运输车运输，并统一运输至处理厂进行专业化处理，与之前的非正规化处理相比，有更多的垃圾能够进入到垃圾处理长，解决了之前垃圾处理厂“吃不饱”的问题。
餐厨垃圾处理缺口巨大。根据“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242座，力争达到3万吨/日的处理能力，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最终实现50%的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但是，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已投运、在建、筹建(已立项)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50t/d 以上)有118座，总计处理能力约2.15万吨/日。离规划设计还有较大差距。而“十三五”时期，国家对餐厨垃圾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发改委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十三五” 末，全国力争新增餐厨垃圾处理能力3.44 万吨/日，“十三五”全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为183.5亿元。到2020年，餐厨垃圾产生量预计将达到12500万吨，即34万吨/天，相比当前处理能力，餐厨垃圾处理缺口巨大。
垃圾分类有望带动374.08亿元餐厨垃圾处置市场空间。根据北极星环保网相关数据披露，“十三五”建设期间餐厨垃圾处置产能投建加速，截至2019年6月 底，预估全国已投运餐厨垃圾处置项目约2.8万吨/日，测算全国餐厨垃圾处置产能约6.26万亿元。
根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人均餐饮垃圾产生量基数为0.1kg，餐厨垃圾的产生量可以根据人均日产生量进行估算，并且考虑到部分城市餐饮业发达，实际人均餐饮垃圾产生量要高于上述基数，因而在原有估计餐厨垃圾产生量的基础上，给予修正系数，即某区域餐饮垃圾日产生量=某区域常住人口*人均餐饮垃圾产生量基数*餐饮垃圾产生量修正系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通知》， 提出到2020年底，我国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因此，我们根据这46个重点城市2018年的常住人口数或户籍人口数（在常住人口数官方未公布时）作为测量餐厨垃圾处置市场空间的基数。根据统计结果显示，2018年46个重点城市人口数量达到38659.51万人。
另根据各个省市餐饮收入占全国餐饮总收入的比重来确定各个省市的修正系数。 而出于对数据可获得性的考量，46个重点城市的餐饮收入无法完整获得，因此采用该重点城市所在省份餐饮收入占全国餐饮总收入的比重来确定各个省市的修正系数。根据《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餐饮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的省市，给定的修正系数为1.2，处于5%-10%区间的省市，给定的修正系数为1.15，餐饮收入增长低于5%的省市，给定的修正系数为1.1。因此，以2018年数据为基础，46个重点城市餐厨垃圾日产生量为43235.54吨。假定46个重点城市餐厨垃圾收费标准为每吨250元，可预估出46个重点城市餐厨垃圾建 设市场空间约为每年394.52亿元。根据上海环境在手湿垃圾处理项目，预估当前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置能力为28000吨/天，而每吨投资为200万元，因此预 估当前餐厨垃圾处置市场缺口为每年374.08亿元。
环卫设备新增市场空间预计约53亿
垃圾清运对接的环卫，对于垃圾分类运输及配送频次将促使垃圾清理设备增长，垃圾分类后是必须施行的分类收运，包括可回收物清运车及有害垃圾清运车与湿垃圾清运车、干垃圾清运车4种。垃圾分类推进可资源化及减量化，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显示，2018年有害垃圾专用运输车新增16辆、湿垃圾专用收运车达640辆。而自2019年7月1日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以来，截至到2019年10月底，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车、可回收物回收车分别达到1395辆、3086辆、84辆、192辆。由此可以看出，垃圾分类必将拉动前端环卫设备制造产业发展，同时对环卫设备也会提出新要求。
根据《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各地级及以上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必须实行分类运输，以确保全程分类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垃圾分类全面开展后，我国将一改过去混装混运的局面，生活垃圾将实现分类运送。由于湿垃圾含水量高以及有害垃圾危害性高的特点，这两类垃圾将需专用车进行运送，推动前端环卫设备市场的发展。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生活垃 圾中有害垃圾占比约为1%。考虑回收率问题，假设我国湿垃圾占比为20%，有害垃圾占比为1%；湿垃圾专用车运载能力 6.8万吨，平均售价30万，有害垃圾专用车运载能力6万吨，平均售价30万。则新增垃圾运输车市场空间约为53.38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市场空间在“十三五”期间预计达3120亿元
前端垃圾分类影响后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数。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推动下，生活垃圾分类的发展趋势不可扭转。生活垃圾分类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量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影响：1）能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生活垃圾总量减量。生活垃圾中含水量较高的厨余垃圾占比接近59%，而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离后能入库垃圾总量减少；另外，不可焚烧的金属制品、玻璃、砖瓦、灰土等也将从总量中分离。2）生活垃圾分类之后导致入库垃圾热值有所提升，从而引起单吨垃圾焚烧发电量增加。
从已投运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高产能利用率和后续二期、三期扩建需求来看，生活垃圾入库量较为充足，生活垃圾入库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出现概率较低。
预计“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3120亿。《“十三五”全国城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达到59.14万吨/日，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4%。1）根据国家“十 三五规划”，假设2016-2020年每年新增7.1万吨/日焚烧处理能力，项目产能利用率80%、吨垃圾处置费60元/吨、吨垃圾发电量280度、上网电价0.65元/度、上网比例85%，则垃圾焚烧发电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1943亿。2）假 设吨垃圾投资额45万（吨/日），则对应2016-2020年每年垃圾焚烧总投资约320亿。假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中，土建、安装、设备及其它分别占总投资的比例为30%、15%、40%、15%，则 2016-2020年垃圾发电工程市场规模为144亿，设备市场规模为128亿，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总工程就设备市场规模分别为721亿、641亿。综合考虑工程、设备及运营市场，“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总市场规模达到312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