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固废倾倒长江：整治须防后遗症

2018年，针对工业固废跨省转移、倾倒长江这一突出环境问题，长江沿线省份进行了长达一年的重点整治。半月谈记者回访发现，随着整治行动的推进，部分地区产废量与处置能力矛盾突出，跨省、跨部门联动不畅，生态赔偿款难尽其用等问题凸显，亟待破解。

长江沿线综合整治初见成效

在安徽铜陵市江滨村，江滩种芦苇和杨树，池塘种菱角和茭白，与一年多前被倾倒了工业固废的景象大不相同。与之相距不远的建立村江堤在2018年被倾倒了62.88吨危险废物，也已完成了生态修复。

位于浙江嘉善的宝勋精密螺丝（浙江）有限公司是其中62.88吨危险废物的产生源头，因危险废物委托处置管理存在漏洞，另有1008.73吨酸洗污泥被运到江苏非法处置或倾倒。该公司副总经理特别助理雷积春说，现在，公司严格按照核查处置企业资质、提交转移申请、审批备案等全流程规定处置危险废物。

半月谈记者采访获悉，被倾倒地主要从生态修复、固废排查、监管补漏方面进行整治。去年10月，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改委、经信厅等9部门联动出台《安徽省固体废物源头管控实施办法》，尤其明确跨省综合利用工业固废亦须向生态环境部门申报，防范以“综合利用”之名，行非法转移之实。

浙江、江苏等源头地则主要从细化监管、跨省抽查、新增处置能力3个方面入手。浙江嘉善县将工业固废防治纳入镇（街道）工作考核，已有3个工业固废利用处置项目投用。

三个深层问题待解

尽管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基层遇到了3个需要破解的深层问题。

部分地区产废量与处置能力间的矛盾突出。浙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局长姚伟平说：“桐乡市以纺织产业为主，印染企业数量多、产废量大，但桐乡本地没有工业污泥处置配套设施，只能外运处置。”

安徽有的地方也存在这一情况。安徽某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合肥、池州等地的企业将危险废物运到该市处置的需求越来越多，但危废处置中心并不能满足这些外来需求。

各地跨省、跨部门联动不畅。半月谈记者今年3月底在某市采访时发现，有企业在未履行申报手续的情况下，跨省接收来自上海的废钢渣。

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接收地生态环境部门没有源头地固废输出的信息，也没有港航部门关于码头接收固废的信息，想全面掌握全市企业接收固废的情况很难，申报只能靠企业主动。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局长邵小华也认为环保部门独木难支，“固废转移的交通运输和倾倒地的监管是薄弱环节，只有各部门真正把联动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才能闭环监管”。

生态赔偿款的管理缺少顶层设计是基层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浙江企业将1000余吨危险废物倾倒在江苏和安徽的一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在去年9月宣判，近2000万元的生态修复赔偿款到账后，却迟迟未发挥作用。

“这笔赔偿款该放在哪个账户上？如何使用，由谁监管？主要被倾倒地在外省，外省有关部门不来要，钱还闲置着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该案的审判员。他表示，生态赔偿款是发展中的新事物，很多省份还没有顶层设计。

疏渠道、抓落实、补机制

许多基层环保部门的干部表示，固废处置项目普遍受邻避效应困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更难找到符合环评要求又能让公众接受的选址。建议产废量与处置能力间矛盾突出的地区克服困难补短板，或以生态补偿等方式规划较为完善的转移处置路径。

各地呼吁加快修订固废法，对一般固废运输处置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立法，补齐“综合利用”不需报备的漏洞。

同时，受访人士建议，管理生态赔偿款的顶层设计要明确接收部门、监管部门、提取条件3个主要内容。可以探索设立一个生态环境赔偿款专用账户，生态环境部门是管理人，但没有使用和支配资金的权力；申请人向政府申请，审计部门或检察院、法院负责监督、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