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9年7月1日，垃圾分类在上海正式落地后，上海人民开始了“灵魂的拷问”。那么，相继40多城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你怕了吗？
垃圾围城逼着人必须要进行垃圾分类。
王牧笛：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垃圾分类已经快要把上海人逼疯了,关于上海垃圾分类的段子多到铺天盖地。但是当全国网民都在揶揄上海人的时候，大家发现坏了，最新的消息是除了上海之外，其他40多个城市马上就要开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了。不过这事按说早都应该起步了：1957年《北京日报》就说垃圾要分类处理，到现在半个世纪了，而且18年前中国就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倡导。
李银：实际上中国做垃圾分类最好的时间段是建国以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物资极度短缺，所有可回收利用的物资都在回收，而且是成体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供销社这个回收体系来帮助居民做垃圾分类，经济效益也不错，当时光是垃圾回收、循环利用都能够带来38亿人民币的产值，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中国不是没有垃圾分类，我们一直在做，但是试点和强制还是不太一样。
郎咸平：另外，这个垃圾回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精细化管理的系统集成，所以虽然说是强制，但是也不是罚钱就一定可以做好的，没那么简单。
李银：而且可能在过去试点的时候，罚钱真的没办法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如果后端没有做好的话，前端再怎么分类都是没有用的。
王牧笛：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已经不是当年了，北京现在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上海每16天的生活垃圾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杭州每3年的垃圾就可以填满整个西湖。郑州有一个侯寨垃圾填埋场，2005年投入使用，当时预计可以使用到2027年，现在已经满了。所以这就是垃圾围城逼着人必须要进行垃圾分类。
李银：但是上海成功了，因为上海有号称全球最大的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非常强，这就是所谓的后端倒逼前端。为什么2000年的时候做试点不成功，因为当时基本上只有三种垃圾处理的方式：一个是填埋，一个是用做沼气，一个是焚烧。但是200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所以最基本的处理方式还是填埋。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而且强制分类还有一个客观条件，就是低成本的处理方式已经没有用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推动分类，后端的垃圾焚烧很难做。中国的厨余垃圾占到生活垃圾的60%以上，这里头水分相当高，垃圾发电厂里需要的垃圾最低热值至少是每千克四五千卡，如果不做分类的话根本没法用。
郎咸平：比如像中国台湾，它的垃圾分类做得是最好的。《华尔街日报》称它是处理垃圾的“天才”。台湾做了分类之后，我们发现它整个垃圾量下降了67%，垃圾填埋量下降了97.5%，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大陆地区的垃圾填埋量也能下降97.5%，很多环境问题都可以有效解决。马上垃圾分类要在其他城市推行了，从现在预期的数据来看，这个效果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2020年垃圾回收利用率差不多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
而且它的产值有多高你知道吗？在中国台湾一个像海南岛这么大的地方，回收垃圾本身带来的产值，一年是200亿人民币。如果回收八万台电脑，可以创造出一公斤的黄金。
王牧笛：在李银看来，现在推行垃圾分类是恰逢其时了？所有后端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国民也应该从他律逐渐形成一种自律了。
李银：我觉得也还不能说是完全准备就绪。前端除了居民生活区之外，还有垃圾环卫清运、垃圾转运，后端才是处理。但是这些产业链在利益上又是相对独立的，相互之间又都不影响。
刚才郎教授说的中国台湾的例子，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小区里面有人专门去做垃圾回收和分类，说明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到时候一定不是说这个垃圾你有没有分类，而是说有人会帮你做分类。
郎咸平：是这样的，中国台湾当时也搞垃圾回收，不过它要求厂商去付钱回收，效果就比较差，厂商有抵触，老百姓配合意愿也不高。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进口商和产品制造商每年交一定的税，由政府成立的一个垃圾回收的专项基金，如果有人去把该回收的垃圾整理起来，送到政府指定的公司去，它就会给你一张票，你拿着这张票，就可以从政府的基金里换到钱，这样整个回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很有效率。
王牧笛：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洋垃圾进口。垃圾现在也成了国际角力的一个舞台了，很多发达国家将垃圾堆到发展中国家来。前两天我看加拿大运垃圾去菲律宾，结果菲律宾给拒收了，结果又只能原路运回加拿大。
李银：进口垃圾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毕竟成本还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台湾地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随着地区发展，它需要承担更多的处理成本，然后才倒逼着社会去做改变。
原标题：郎咸平&李银：40多城要推行垃圾分类，你怕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