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风险感知影响邻避项目的实施。厘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引导风险感知的走向，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我国中部地区 H 省 J 市规划实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风险感知心理测量方法，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感知受个人利益感知、公共利益感知、对建设单位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自愿程度判断、公平程度判断、对网络的采信度和对官宣的采信度等八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赢取信任、信息渠道合规管理、坚持程序正义以及合理“让利”等建议，尝试为解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邻避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风险感知；垃圾焚烧发电；邻避项目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城市生活垃圾不断增多的局面，垃圾填埋处理逐渐暴露出空间容量受限、二次污染严重的弊病。因此，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刚需”。但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往往因所在地居民的集体反对而遭到搁置。
国内相关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在研究视角层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行为，将邻避抗争归因于政府的活动或制度，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层面，已有研究多停留于历史事件的回溯，鲜有实证探索；在研究对象层面，已有研究往往只关注建设受阻的项目，数据取自邻避抗争发生之后，而缺少针对正在规划实施项目的调查，尤其是缺乏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 H 省 J 市正在规划实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查，致力于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的探究，希望可以对我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风险感知评估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假设
H1：个体因素影响居民的风险感知。
H2: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感知到的利益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
H3：居民对相关风险管理者（建设单位、社区 / 村委以及各个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
H4：居民对风险事件公正程度的评价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
H5：居民对信息渠道的采信度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处于中部地区的 H 省J 市正在规划实施的垃圾焚烧发电风险评估项目作为样本案例，以项目选址周边半径 3公里作为调查范围。调查共发放问卷 369 份，回收问卷 369 份，其中，有效问卷360 份，有效率为 97.6%。
（二）变量测量
以风险感知为因变量，通过危害程度、熟知程度、科学解释程度、可控程度和慢性伤害程度等 5 个负面特征测量居民的风险感知。以个体因素、利益感知因素、信任因素、公正判断因素和信息渠道采信度等为自变量，共划分为 22 个题项；除了个体因素指标所属题项，其余题项均采用七分李克特量表进行赋值测量，见表1.
（三）信效度检验与样本分布概况
1.信效度检验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先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7，说明本研究使用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另外，采用 Bartlett’s球形检验对调查问卷进行整体效度检验，得出 KMO 值为0.919，大于 0.7；且 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5012（自由度210），因此 Bartlett’s球形检验通过。
2.样本分布概况
从 7 个指标中取其有效百分比超过 50%的选项（若频率最高选项有效百分比未超过 50%，则加上次高选项）作为样本的主特征，以展示样本分布概况，见表 2。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风险感知的测量
用均值、标准差、方差、极小值有效百分比和极大值有效百分比显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五个方面的感知程度以及风险感知总体值，见表 3。
（二）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和一般线性回归
1.个体因素与风险感知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个体因素—风险感知”F 检验对应的 P 值大于 0.05，不适用于回归分析，故采用相关性分析来探究各类个体因素与风险感知的相关性，见表 4。
统计结果显示，性别与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在P<0.05 水平上显著；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户籍、本地居住时间与风险感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由此可见，H1 不成立，即居民的个体因素对风险感知不具有显著影响。
2. 利益感知因素与风险感知的一般线性回归
由表 5 可知，两个变量的容差均处于区间（0，1）内，方差膨胀系数（VIF）值均在 4.000 以下，未大于评鉴指标值 10，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个人利益感知、公共利益感知均与风险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利益感知因素显著影响风险感知；居民的个人利益感知和公共利益感知的程度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H2 得到验证。
3. 信任因素与风险感知的一般线性回归
表 6结果显示，信任因素这一维度下的 6 个变量的容差均处于区间（0，1）内，方差膨胀系数（VIF）值均未大于评鉴指标值 10，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
这表明居民对建设单位的信任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的程度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H3 得到部分验证。
4. 公正判断因素与风险感知的一般线性回归
由表 7 可知，三个变量的容差均处于区间（0，1）内，方差膨胀系数（VIF）值均未大于评鉴指标值 10，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这表明公正判断因素显著影响风险感知；居民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出于自愿”和“体现公平”的评价越低，风险感知越强烈。H4 得到部分验证。
5. 信息渠道采信度与风险感知的一般线性回归
表 8 结果显示，信息渠道采信度的 5 个变量的容差均处于区间（0，1）内，方差膨胀系数（VIF）值均小于 4.000，未大于评鉴指标值 10，表明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
上述结果表明，居民越怀疑网络和官宣渠道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风险感知越强烈。H5 得到部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分析，获得两个值得探讨的结果：一是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风险感知处于中等水平。二是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风险感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垃圾焚烧发电这一事物的熟悉程度不够。另一方面，认为垃圾焚烧发电设施会带来慢性伤害。
结果显示：居民的个体因素对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利益感知因素、信任因素、公正判断因素和信息渠道采信度均与风险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来看，个人利益感知、公共利益感知、对建设单位的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自愿程度判断、公平程度判断、对网络的采信度和对官宣的采信度等是影响其风险感知的八个关键因素。
（二）启示
1. 对建设单位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构建良好形象以获取居民的信任是邻避风险防控的基本前提。
2. 对官方宣传渠道和网络的采信度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对信息渠道进行合规管理是邻避风险防控的必要基础。
3. 对自愿程度和公平程度的判断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坚持程序正义是邻避风险防控的重要原则。
4.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感知是影响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合理“让利”是邻避风险防控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黄震,张桂蓉.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H省J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实证分析[J].行政论坛,2019,26(01):86-92.
作者简介
黄震，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风险管理、风险哲学研究；
张桂蓉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从事社会风险管理、社区治理、校园安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