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云：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要“适度”

我国目前有村庄320多万个，农村生活人口数量超过5亿。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现代日用消费品的普及，必然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大量生活垃圾无序丢弃或露天堆放，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不仅占用土地、破坏景观，而且传播疾病，损害环境卫生和居民健康。

为什么要适度集中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若没有规模，运行成本高，设施维护难，机械化、专业化的有效管理就难以实现。

由于成本与技术管理要求高，小规模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焚烧厂要达到环保要求并正常运行很难，小规模的卫生填埋场在环保和经济方面不具有合理性。例如，某镇填埋场日处理生活垃圾20吨，填埋场容量8000立方米，该项目总投资160万元，其投资费用折算到每吨垃圾的成本就超过200元/吨，如果再加上运行费用，这样小规模的卫生填埋场总成本(还不包括土地成本)费用将在300元/吨以上，是一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的3倍多。小规模的垃圾卫生填埋场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垃圾渗滤液很难得到安全处理，往往直接排到污水处理厂，可能对那些在短时间尚未达到设计负荷的小规模污水处理厂产生显著影响，也可能通过小规模城市污水处理厂稀释而最终排向河流。小规模的垃圾卫生填埋场削减污染负荷非常有限，而且会造成填埋部分的土地污染。

填埋没有出路，一些地区开始推行小型焚烧。这些简易焚烧炉，投资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但这种焚烧炉设备简陋，虽然处理村镇生活垃圾成本比小型填埋场低一些，但其对农村环境的影响与露天焚烧生活垃圾相差不大，且运行时间也难以持续几年。例如，江西省在2012年前后推行农村清洁工程中，建设了数以万计的小型垃圾焚烧炉，如今这些小型焚烧炉很多已不能正常运行而报废。

适度集中处理的重点是什么?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生活垃圾的定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居民生活垃圾、集市贸易与商业垃圾、公共场所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及企事业单位垃圾等。”目前，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不包括废品)一般为0.8~1.0千克。但对于乡村，如果还沿用这样的定义，会产生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乡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可能比城市高。乡村路面硬化条件比城市要差，生物质秸秆或蜂窝煤等家庭燃料产生的灰土量明显要高。此外，乡村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产生量大，这些垃圾包括瓜果皮、蔬菜剩余物甚至农作物秸秆剩余物等。

二是乡村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就会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把乡村的大量生物质类垃圾集中运送到县级填埋场进行填埋，如果填埋场运行管理不到位，实际结果可能是把原来分散的垃圾污染变成集中污染;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把乡村的灰土类垃圾集中运送到县级填埋场，不仅耗费运力，而且占用填埋场库容。

三是乡村生活垃圾处理就会被引导为生物处理，但实际上即使可腐烂的生物质垃圾得到收集处理，而如各类包装垃圾、尿不湿、卫生巾等这些垃圾也不能收集处理，乡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乡村生活垃圾问题，特别是乡村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还需要追溯一下历史。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前的几千年里，并没有生活垃圾问题，那时的乡村生活垃圾可以就地消纳，生物质垃圾也是就地循环。生活垃圾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现代工业消费品进入乡村后产生的。从问题导向思考，乡村生活垃圾需要重新定义，至少需要将集中处理的乡村生活垃圾重新定义。自然界产生的垃圾不应定义为生活垃圾，或者不应定义为需要集中处理的生活垃圾。具体而言，生物质类垃圾适宜就地处理，不需要集中处理;灰土类惰性垃圾可以就地处理，不适宜集中处理;需要集中处理的生活垃圾就是以塑料包装为代表的现代日用消费品产生的生活垃圾，即“城里来的垃圾”。这样，需要集中收集处理乡村的生活垃圾量就会显著减少，根据对一些乡村生活垃圾调查结果，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只有0.2千克左右，乡村生活垃圾收运频次可以大幅度降低，收运处理成本也才可能大幅度降低。

如何适度集中处理?

目前村镇生活垃圾收运模式为“村收集、乡镇转运”，这种模式实际上也很难有效运行，因为无法实现生活垃圾收运规模化运营、专业化管理，实际成本高，一旦支付能力不能满足成本需要，就只能牺牲环境卫生，这就使得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倾倒、就地焚烧(包括许多地区正在推行的村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乡镇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等)成为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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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级单位居住人口少，小的村几百人，大一些的村也就上千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不到1吨。如果各村负责收集，难以配备专业化车辆，人力(驾驶员)成本高。例如，某县有255个行政村，人口约30万人，每天的生活垃圾量约120吨。按照每村配备一辆拖拉机来收运垃圾，每辆拖拉机3万元，收运车辆的投资需要近800万元，而如果用专业化垃圾收集车统一收集，只需要8辆垃圾车，每辆30万元，车辆总投资240万元。每个村负责收运生活垃圾的劳动力成本也非常高，大多数村难以负担。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垃圾收运只能选择农用车或拖拉机作为收运车辆，对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即使上级政府出资购买专业垃圾车辆，由于垃圾量少，一天装不了一车垃圾，但也需要一个专门驾驶员负责收运，这样的收运成本也是难以负担的。

按行政单位如乡镇来设置转运站的方式符合分级、分片的行政管理需要，但对生活垃圾收运往往并不适宜。生活垃圾转运站本来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建设，现实中由于建设了垃圾转运站，收运成本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会大幅度增加。例如，某地6个村庄建设一个压缩转运站，占地10亩，总投资210万元，日转运量2~4吨，按照平均每日3吨计算，1年的转运量大约1000吨，转运站投资折旧(按10年计算)以及财务费用(按照年利率5%估算)，相当于每吨垃圾增加转运成本300元。如果考虑转运站的人员管理等费用，每吨垃圾的转运费用还要增加100元左右，也就是说，垃圾转运站建设运行无形中使每吨垃圾成本费用增加400元。一般情况下，通过垃圾转运，一吨垃圾可节省的运输费用一定小于400元。因此，全成本分析，垃圾转运站建设不仅不会降低运输费用，而且会显著增加运输费用。但很多地方为什么对转运站建设乐此不疲?根本原因就是转运站建设可以得到政府建设资金。目前，村镇垃圾收集运输的相关标准也是要求建设大量转运站，这是典型的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惯性思维延伸，高成本费用已经成为建立村镇垃圾收运体系的障碍。

因此，建立新型乡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是必要的，这个收运系统的特点是有限收集，重点收集“城里来的垃圾”，方法是建立类似连锁超市集约化物流模式;不需要日产日清，根据需要设置收集频次，如一周可收集1~2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负责某一区域的生活垃圾收运。

具体实践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实践。

德国巴伐利亚州面积70554平方公里，人口1180万，由18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覆盖村镇生活垃圾处理，年焚烧350万吨(2014年)，人均年焚烧量约300千克。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州施万道夫垃圾焚烧厂，服务范围包括12个县，人口185万，面积15000平方千米，生活垃圾80%通过火车转运。焚烧厂处理能力1500吨/日，2014年实际焚烧生活垃圾量45.3万吨。生活垃圾收运范围超过100千米。

瑞士也是实行乡村生活垃圾适度集中焚烧处理很好的范例。瑞士国土面积41284平方公里，人口数量823.55万(2014年)，人口密度206.7人/平方公里(2014年)，瑞士现有30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年焚烧生活垃圾量388万吨(2015年)，人均年焚烧量约470千克。生活垃圾收集服务全覆盖，瑞士多为山区，有些偏远的山区也是通过火车转运，实现适度集中焚烧处理和热电联产余热利用。

目前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省苏南地区通过城乡一体化实现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全覆盖。例如江苏省江阴市，2007年以前，江阴市区生活垃圾采用填埋处理，乡村生活垃圾也只能就近堆放或简易填埋处理。2007年以后通过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首先解决市区生活垃圾处理，再通过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实现城乡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出路也是适度集中。2016年安徽省来安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实现了全覆盖。来安县属于不发达地区，2015年全县人均GDP不到3万元，低于安徽平均水平和国内平均水平。其值得总结的做法是将全县生活垃圾集中到滁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厂由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设计处理能力700吨/日，总投资约2.59亿元，2015年建成投产，服务范围包括滁州市区以及邻近的来安县、全椒县。来安县距离滁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距较远的乡镇是半塔镇，生活垃圾收运距离超过50千米。生活垃圾收集全部实现桶装化，垃圾运输通过招标实现企业化运营。此外，由于生活垃圾运输企业考虑到自身节约运输费用的需要，他们会尽可能减少渣土以及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的集中收运。1年来的运行实践表明，目前在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全覆盖的情况下，实际乡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量只有0.3千克左右，生活垃圾热值高于城区居民生活垃圾热值。尽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补贴费用降到每吨45元，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可获得额外的规模效益、发电效益，同样有积极性促进乡村生活垃圾集中焚烧发电处理，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建议

乡村人口密度低，地域范围大，无论是垃圾收集运输还是处理，其总成本都要显著高于城市，而乡村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又往往明显落后于城市。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BOT运作为例，固定成本以及财务费用占总成本约2/3，只有降低这部分费用，使得垃圾收运处理费用降到与之支付能力相适应的水平，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村镇垃圾收运处理领域。这就需要引入新的市场模式，也就是PPP模式，同时国家应设立专门的补助基金，补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设备投资以及生活垃圾运输车辆投资，把这些钱补助给市场化的企业，使得生活垃圾收运服务费以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处理费大幅度降下来。这样既可推动我国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解决了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难点。总之，只有把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日常支出降低到当地能够承受的水平，并纳入日常预算，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才能进入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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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徐海云：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要“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