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针对12月21日长江口非法倾倒垃圾事件曝光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嘉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很快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从公开报道的情节看，两件事件的脉络很清楚，源头就是政府。分别是“海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经公开招标，对需外运处置的生活垃圾，从2016年9月16日起，由中标单位桐乡市创洁环卫设备有限公司以263元/吨进行处置”;“海盐县环卫中心经公开招标，对需外运处置的生活垃圾，从2016年5月25日起，由中标单位桐乡市天顺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司以277元/吨进行处置”。
把垃圾倾倒到长江口，性质是如此恶劣，如此缺德，犹如夜晚在人家门口大便。海盐、海宁自己产的垃圾为什么不到倒在自己的海域，运输距离还近，说明倾倒者也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事，倾倒长江口容易掩人耳目，嫁祸于人。
是什么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始作俑者是谁?不能简单归结为利欲熏心。
首先看那些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环保组织，面对千、万吨垃圾倾倒到长江，不感到羞愧吗!近些年这些组织声音不断放大，影响也牵涉国际国内，政府对此已经是投鼠忌器，他们已经成为焚烧厂建设难产的重要因素。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地球，为了子孙万代，高举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大旗，说的是分类、分类再分类，利用、利用、再利用，甚至是零废弃。面对这样的状况，他们仍然把原因说成是垃圾分类没有做好。这么多垃圾倒到长江里，漂浮上来的是塑料等轻物质，没有办法利用，只能露天烧到。这算是长江水洗个的塑料垃圾吧，相当于分类了吧，能够利用吗，无情的事实面前，仍然抱定“政治正确”——垃圾分类利用。
再看政府有关方面，每天都产生的生活垃圾没有去处，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垃圾危机。面对危机，不是当机立断去解决问题，而是捂着、盖着，他们为什么，从有关报道看，浙江海盐从2015年下半年就已经面临垃圾危机了。2016年4月爆发垃圾焚烧厂抗议事件，一时成为全国热点，在看下面几个时间节点，海盐市从2016年5月25日起招标生活垃圾外运，海宁市从2016年9月16日起招标生活垃圾外运，海盐市迎来2016年卫生城市复核检查，7月通过省级考核;二十国集团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市举行;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听取浙江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等的汇报。有报道指出，这意味着浙江经验将在全国推广，浙江的绿色发展实践再次走在前列。为“卫生城市”的名号?为良好的形象?为树立绿色发展的典型?不知道为什么，从招标的价格看，政府付出了每吨270元左右的代价，显然不是为了金钱。在明知不可能有正大光明地接受设施情况下，甚至想出招标输出生活垃圾的歪门邪道，这样做无异于“雇凶杀人”。政府公开招标，把生活垃圾外运。这一方面说明这样的行为早就存在，而且形成竞争局面。另一面，看来这些地方把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运用到了极致。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会将此包装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验案例并介绍给全国人民。
诡异的舆论。屎都拉到人家门口了，不去谈建厕所，却大谈少吃少拉屎、不吃不拉屎，甚至说把屎拉到田里做肥料。2016年12月23京华时报刊文“遏制垃圾偷倒需源头治理资源化方可釜底抽薪”，显然作者不知道12月2日刚宣判上海垃圾倾倒无锡一案中，被告人徐国强正是以处置“分类垃圾”为名，与上海市杨浦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签订生活垃圾承运和处置合同，凭借这样的合同上海垃圾就倾倒了无锡，最终政府方面并没有承担什么责任;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产经新闻刊文“垃圾异地“漂流”屡禁不止政企协同共治解难题”，该文竟然声称“究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过于集聚，造成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而周边一些中小城市在环境容量和垃圾处理能力上尚未饱和”。这是典型的睁眼说瞎话，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普遍不足，如果相对比较，中小城市更不足，村镇更是缺乏。一些地方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消费水平高，人均产垃圾量大，而垃圾处理能力相对弱，垃圾焚烧厂由于多种原因建设受阻，垃圾危机严重，有关方面不是攻坚克难解决现实问题，却大谈“远大理想”，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自欺欺人也就罢了，还......，长江是母亲河，长江是龙头，龙头上倒垃圾，不说臭，还要说香，大家都来闻一闻!
2016年12月应该被记住，上海垃圾倾倒无锡一案2016年12月2日宣判，四名被告分别被判刑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同月又爆出浙江垃圾偷倒长江口，如此恶劣，如何处理，特别是原本计划要倒到长江口的垃圾最终能够倒到何处，大家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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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吨垃圾倾倒长江 事件震动江浙沪
原标题：浙江生活垃圾倾倒长江口打了谁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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