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究竟|绿色账户为何难解垃圾围城之困

近年来，垃圾围城已成为制约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有数据显示，早在两年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就已达790万吨，其中，经分流分类后被利用的只有约190万吨。这就意味着，大量垃圾只能通过填埋、堆肥、焚烧等方式加以处理，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市一些主要废弃物处置基地，由于各类大量垃圾的持续涌入，也将面临着无地可埋的困境。也因此，施行垃圾分类，推进垃圾减量，成为今年人代会上，不少代表的呼声。

垃圾分类可以带来多大的环境及经济效益?根据台北市经验，资源回收率达到45%。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上海市人大代表缪长喜认为，所谓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实施垃圾分类，就是把垃圾处理的工作重心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减量，从源头促进垃圾减量。

施行垃圾分类，上海并非没有探索与实践。自2011年起，上海连续五年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2013年开始，上海又探索试点垃圾分类“绿色账户”模式，即以专项回收活动及绿色积分累积为主要形式，市民只要每天将垃圾正确分类，就可以获得绿色账户积分，积分累积后，就可以在相关平台兑换优惠资源，以此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激励更多市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截止2016年底，“绿色账户”覆盖超过200万户居民。

然而，看似完备的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遇冷”尴尬。一方面，“绿色账户”覆盖面还有待拓展，全市各区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另一方面，在已经推行试点的区域中，实际分类投放情况与预期效果也相距甚远。

不懂怎么分，是导致不少市民不愿分、懒得分的原因之一。缪长喜代表就此提出，要重视垃圾分类方法论的普及，要教会居民垃圾分类的知识，使垃圾分类逐渐成为自觉和习惯性行为。“在这方面，日本等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政府免费给每个人发了一本《垃圾分类手册》，有27页，518项条款，全面而繁复地介绍了各种日用品的分类，可操作性很强”。

另一方面，垃圾后续混合处理现象突出，也是导致垃圾分类遇冷的原因。上海市人大代表马进指出，“绿色账户”等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虽然力度强，初期居民参与热情高，但居住区物业驳运及中转环节混装混运现象突出;居民看到在家按要求分类好的垃圾又被重新混装混运，热情降低，挫伤了市民的环保积极性。

分好的垃圾为何混而一运?经济利益驱使是原因之一。马进指出，分装分运的输运方式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由于中转运输单位的经济收益与其收运量相挂钩，前期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减少会影响收运单位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这个收运系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逆物流性的特点，分类后的垃圾不易到达最后的能综合利用的场所，导致中转运输环节分类收运企业的积极性差。

如何破解?马进代表认为，同时用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是关键。

“对于具有盈利的场所，建议采取市场竞争的方式，让市场企业进行垃圾回收。如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垃圾回收、餐厨垃圾处理等;对于处于盈亏边缘的垃圾处理，建议政府采取部分补贴的方式让企业运营，如废玻璃、部分电子产品等，除财政补贴外，也可以考虑将部分地块免费划拨方式作为从事公益事业的补偿方式;对于完全不能盈利的垃圾处理，则应该以国企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处理。”

马进强调，由于市场手段无法覆盖垃圾处理全程，政府需在垃圾处理部分环节加大投入。建议梳理各相关部门(发改委、绿化市容局、住建委、城管等)的职责，由相对具有资源优势集中的部门担任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其他各部门予以积极配合。在市场失灵环节，如垃圾场选址、部分不具有回收价值垃圾处理等，逐一落实政府职能，真正做到垃圾处理的全部环节都有政府主体或市场主体参与。

马进指出，垃圾分类与减量化是系统工程，要加大宏观管控力度，设计从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各环节参与人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体系。同时，需要全体市民参与进来，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市民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各环节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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