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治理的拐点在哪？大气治理有望最先出现拐点

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领域，出现环境拐点的时间不一样。但相比起大气、水和土壤，中国环境治理肯定是大气环境质量首先出现拐点。——杨朝飞（中国环保工业促进会会长）

10月21-22日，2016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实践高端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20年前的1996年，一批年青的学者志愿者最先感受到了中国的环境治理挑战。

“比如穿的白衬衫吧，早上出去是白的，晚上回来已经是黑的”，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以下简称IFCE）总裁何平博士回忆，而为改变环境污染状态，何博士跟其它学者一起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

今年的10月21-22日，正好是基金会成立20周年。为庆贺基金会20周年，IFCE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新兴产业促进委员会、中国投资协会咨委新能源发展促进中心等单位，一起举办了“2016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实践高端论坛”。该论坛继续秉持基金会引进交流先进环境技术、提供政策咨询与建议、支持与培育国内环保NGO发育等宗旨，为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继续探路。

中国的环境拐点在哪？

论坛上，除回顾并充分肯定IFCE为治理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外，多位环境治理技术专家就国内外最前沿的环境治理技术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比如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资深环境科学家黄新江博士，介绍了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比如美国国际城市管理协会顾问RobertAgee对美国切斯比克海湾综合治污实践的介绍等。

但对眼下雾霾季、正困于霾中的普通人而言，大家更想知道我们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拐点在哪?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领域的拐点出现时间应该不一样，但可以预见，我国大气肯定先首先出现拐点，比水、土壤要快”，论坛上，中国环保工业促进会会长杨朝飞讲，从治理环节讲，相比较而言，水治理比大气治理还难，而土壤治理就更加漫长。

他2011年到法国（当时在环保部还没退休）考察法国的环境司法时，了解在当时法国环境案件上升的，主要涉及垃圾焚烧、化工或工业园区污染、工业有害废弃物污染、油库污染等，这些都跟土壤污染有关。

“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法国90年代就完成了大气污染治理，但土壤污染治理的问题到2011年还有”，杨会长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认为，我国在环境治理上已经开始在有力行动，尤其是2013年颁布的“气十条”、2015年的“水十条”、以及今年的“土十条”，这些法律的出台，都是以国务院名义出台，已经是非常实质性的治理行动。“而且某些具体污染物排放指标，在前些年已经出现拐点，比如SO2排放总量，2006年是个峰值；NO（氮氧化物），2012出现拐点；PM2.5，2013出现拐点，未来这些具体污染物排放量只可能往下走，不可能再超过这个值”，贺院长明确表示：按法律规定，目前国内74个城市随时在比，比的是谁的污染物排放量降得更多，如果不降反升，市长是要被约谈的。在局部地区，如深圳，PM2.5已达到29，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用了50年，我们用10几年，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贺院长希望政策法规、环境管理、环境技术、社会大众等一起努力，要有信心。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至关重要

与往届IFCE生日高端论坛一样，今年IFCE对环境治理领域的杰出者，进行了现场颁奖，它们包括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杰出贡献奖3名、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创新奖2名、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实践奖4名。在这次高端论坛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获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创新奖，马军主任作为嘉宾大会致辞。

“环境治理除了环境技术、政府监管，更离不开公众参与。过去（中国）环境治理的20年，走过一个艰难历程，但这也是一个公众参与从无到有、生根发展的过程”，马军介绍，在过去环境治理20年里，与IFCE大约同时期，国内先后成立了自然之友、IPE、北京地球村、北京绿家园、辽宁黑嘴鸥、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陕西妈妈环保会等一批环保NGO。它们是第一批环保人士从自己角度，在认识到了公众参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后，纷纷创立并蓬勃成长起来的第一批环保组织。“我自己也是在水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尤其是环境信息公开。只有公开环境信息，公众才会有足够动力推动环境治理”，马军称，为了推动环境信息公开，10年前，IPE成立，通过互联网技术收集、整理各地环境污染信息；2013年开始推动全国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的公开，2014年又开发出更便利的手机APP-蔚蓝地图，让蔚蓝地图与社交媒体互动，以微举报形式，真实推动了大批污染企业环保转型。

如今蔚蓝地图3.1版本，已经可以即时提供全国39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涉及站点2051个、水质站点7284个、以及全国12000余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经过IPE、阿拉善SEE等机构努力，马军认为“十年后的今天，环保公众参与，已经迈向了一个新高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讲，为监督企业违规排放，他们基金会曾跟央视一起去河北某企业蹲点，结果发现到凌晨时，烟囱排放的烟就变颜色了，早上9点又变回正常。

“治理污染，公众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周晋峰讲，中国绿发会除主要发起环保公益诉讼外，为发动公众参与，他们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对民间环保NGO进行各种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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