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就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要求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
然而20年后的今天，北京街头、社区尽管分布了许多分类垃圾箱，但依然是各种垃圾混杂，除了定时来翻捡饮料瓶的拾荒者，你很难判断哪些垃圾能够被回收和再利用。
20年来，尽管政府投入巨资处理垃圾，但垃圾分类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窘境。
北京早期的垃圾处理比较粗放，居民产生的垃圾都是散倒在垃圾池，由车装运至城外掩埋处理，那时多为生活垃圾。图为1988年11月，北京环卫部门昼夜突击清运白菜帮，仅西城环卫局就出动卡车42辆，清运菜帮垃圾504吨。(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摄)
1993年8月，北京部分地区的居民改变过去散倒垃圾的方式，开始使用塑料包装袋倒垃圾，以减少垃圾污染，净化环境。图为东城区南池子街道的一位妇女正往塑料袋里装垃圾。(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1998年4月，北京开始提倡并推广垃圾分类收取，有关部门先后在大商场、公园及繁华闹市区设置了几十处垃圾分类箱。图为西单北大街路口的三组式分类垃圾箱，这种垃圾箱设计超前、功能非常实用，投放口根据垃圾种类有所区别。(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此后，街道上的垃圾筒经历一番走马灯式的变换，样式层出不穷，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引导人们分类投放垃圾。图为2008年，北京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可循环筒与其它垃圾筒几乎一样的外观和颜色，很难让人区分。(张恺欣/CFP)
2010年前后，北京在全市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居民社区内都摆着三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绿、蓝、灰三个垃圾桶按照分类指示，可回收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图为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十北社区，环保志愿者给垃圾筒穿上“花衣裳”，方便识别。(Jhpt / 东方IC)
然而这一政府大力推行的垃圾分类举措，在实际执行中却大打折扣。图为2014年2月，北京东三环一小区内一处立有垃圾分类示意图的垃圾收集点，虽然有三类不同垃圾的指示牌，但实际上只摆放了一个垃圾桶，所有不同类的垃圾都混放在同一桶里。(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在垃圾分类推广中，许多市民环保意识不强，还是将垃圾简单堆放，即使有市民将垃圾分类打包，环卫部门在处理时，仍然是将垃圾全部混杂在一起装车，分类等于白费工夫。(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拼版照片显示：2014年2月25日，北京东三环一个小区内，保洁人员把从各自负责的楼道收集来的各种垃圾堆放在一起，等候环卫集团的垃圾车将其运走。虽然这个小区内有好几处垃圾分类的指示牌和按类摆放的垃圾桶，但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只是把家里的所有生活垃圾混装在一起放进楼道里的大垃圾桶，然后由各楼保洁员收集，堆放在一起，根本谈不上分类。(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2014年5月3日，北京草莓音乐节，15万观众在三天时间里丢下20多吨垃圾。市民普遍缺乏环保意识，是垃圾分类难以执行的重要原因，而组织方没有设置足够的垃圾回收装置，也导致了大量垃圾被随意丢弃。(京华时报 朱嘉磊 摄)
2012年10月，北京香山红叶节，香山公交车站一墙之隔的垃圾场存放了大量垃圾有待处理，这些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处理。(苏卫忠/CFP)
北京的垃圾回收，城乡之间差别明显，图左：2013年9月5日，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位老人在破旧的垃圾箱边捡垃圾。图右：2013年5月20日，北京高端商业区，一名清洁工在打扫分类垃圾箱。(REUTERS/Kim Kyung-Hoon)
北京每年都在垃圾回收方面投入巨额资金，但却疏于调研、从实际出发，其中不少最终成为面子工程，华而不实。图为2013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装备的“二维码”垃圾筒，每台耗资1.6万，若想投放入垃圾，只能将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对准屏幕扫一扫，所对应的分类垃圾桶才会自动解锁并打开。(张北/CFP)
位于北京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有5条生产线，日处理能力达400吨，但由于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目前仅开通了2条线。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餐厨垃圾却在夜幕中流向城郊，其中不少被制成“地沟油”。(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而在北京大量外来人口居住的城乡结合部，垃圾处理仍然是粗放式管理。面对没有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据统计，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77万吨，其中一半焚烧、生化处理，另一半直接填埋。据卫星航测，北京周围的垃圾山已经超过7000座，形成垃圾围城的局面。(REUTERS/Jason Lee)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垃圾回收是作为与环卫体系平行且独立的部门，由供销系统的回收处负责管理。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逐渐退出了回收行业的直接经营，供销系统等国有资源回收公司也在体制改革中变身，而在这一时期进城的农村人，迅速成为废品回收与运输的主力军。在北京周边，存在着多个以废品回收为生的垃圾村。图为2014年5月，位于昌平区的东小口废品集散地，方圆数百亩的土地上盘踞了千余废品回收站，超过3万人在此谋生，是北京最大的废品集散地。(REUTERS/Kim Kyung-Hoon)
在缺少政策扶植和经常受到有关部门重重打压下，这些私人经营的、作坊式的废品回收点，承担着北京市大部分的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图为2014年2月，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一名工人对回收来的废旧塑料进行简单分类。(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工人将回收的废旧塑料制品粉碎处理，在这个废品回收公司，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在东小口，废品回收已经形成一定的专业化，商户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和细化，每家只收固定类别的废品，绝不掺杂其他品类。在这里已经形成产业规模，形成一条完整的回收、加工和二次销售链条。图为2014年5月，东小口，工人在拆解电子垃圾。(REUTERS/Kim Kyung-Hoon)
这些废品被初步加工后，近的销往河北、山东，远的则到浙江、江苏甚至广东等地，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不过由于缺乏监管，加上个别商户的私欲，这些废品的去向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处理一些电子垃圾产生的重金属，则被随意丢弃，造成环境二次污染。(REUTERS/Kim Kyung-Hoon)
目前，有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居住在东小口的“贫民窟”内，没有下水道，拾荒者们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一日三餐。由于都是作坊式生产，拾荒者极少有防护衣、面罩和靴子。(REUTERS/Kim Kyung-Hoon)
根据北京社科院2006年编撰的《拾荒大军调查报告》，估算北京有30万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出30亿元。但这一行业却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缺少政府扶植，东小口市场几次三番被勒令搬迁，即使看到废品回收前景的企业，也很难加大投资开拓市场。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上亿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只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缺乏兴趣，这也许是造成当下垃圾处理死结的根本原因。
